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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声喝令：“别出声！我是公安局的。”余中碧嘟哝一声“完了”，便瘫倒在地，
任怎么叫她也不动。
这时，远处又传来脚步声，宋晓明只好从路边的草堆上扯几把谷草把她盖好。
刚躲到墙后，只见黄厚学同老挑带着李晋蜀进屋去了，不到一分钟，宋晓明发现路
上又闪出一条黑影，只见他边走边东张西望。借着月光，宋晓明看清来者正是迎宾
旅馆老板娘描述的那个尖嘴猴腮、贼眉贼眼，像电影《十五贯》中那个“娄阿鼠”
的人。“他一定是余中志！”宋晓明边想边掏出手铐正要冲过去，突然，埋在草里
的余中碧哗地站了起来，嘶哑着嗓子叫喊：“中志，快跑！有公安！”
余中志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转身就逃，宋晓明大喝一声“站住！”接着，飞快追
了过去，边追边鸣枪示警。砰砰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的山村，埋伏在大院周围的公安
干警、基干民兵一齐打亮手电，点燃火把，把大院照得通明，四处响起一片“站住！”
“逮到！”“余中志，跑不了啦！快投降！”余中志刚逃出大院，被随后追来的宋
晓明一把扭住，接着“咋嚓”一声锁上了手铐。
最后的较量
当晚，突审在刑警队进行。
余中志被带进来时，已不像刚才那么惊慌，手铐卸下后，他若无其事地吹了一
声口哨，然后轻轻揉着被锁痛的手腕，一对三角眼却贼溜溜地四处膘，神色中揉进
了许多的诡异。
身份调查时，担任审讯的刘兴吾问：你曾用过化名吗？
“男子汉大丈夫，生不改名，死不改姓，我从来就叫余中志。”答话时，他望
着天花板，好像问话的人就站在上边。
“你为什么要躲到开江？”
“躲——？”余中志故作惊讶地把“躲”字拉长了至少三拍，“到姐姐家耍叫
躲吗？哼，简直是笑话！”
“那刚才在跑啥子？”
“你们神神秘秘的，我还以为碰上抢劫的呢，怎能不跑？”说到这里，余中志
一声长叹，“唉，现在的秩序真糟糕，不知维持治安的人在干啥……”
李兴华、李晋蜀等人气得两眼冒火，但刘兴吾用眼色制止了他们。余中志越说
越来劲，“明说，我是参加了普法学习的，法律我懂，公安抓人要有证据，否则也
是犯法的……”
刘兴吾轻蔑地冷笑着：“犯法？知道偷盗是犯法吗？知道盗窃巨款该判多少年
吗？”
余中志一愣，瞟膘刘兴吾，又忙避开那刺人的目光。刘兴吾接着说：“看来你
并不懂法，告诉你吧，《刑法》152 条规定，盗窃数额巨大的处5 至10年徒刑……
一阵疾风暴雨般的话像石子一样敲击着余中志本很虚弱的心，他打了一个寒颤，
眼中闪过一丝惶恐。但他仍故作镇静地架起二郎腿。
宋晓明接过话头问：“知道为什么可判5 年，也可10年吗？”
余中志真诚地摇摇头，宋晓明讲：这要根据情节、数额、态度等来定，主要体
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听着听着，余中志把二郎腿放了下来，他两眼发呆，头上冒汗，一种从未有过
的恐惧占据了他的心。刘兴吾、宋晓明还在轮流讲着，余中志越听越发毛，最后，
“扑通”一声跪下了，脑袋捣蒜泥似的直叩，“我有罪，我坦白……”
李兴华抓起笔，“沙、沙、沙”地飞快记录起来。
“我是达县花红乡人，姐夫在宣汉当包工头，我常去，与李子政等人混熟了，
后来就跟他们干起了‘钳工’。先交待这次偷蒲家郑映明家的经过。”
“4 月4 日，李子政说罗江赶场，约我、陈小军、汤代洪去‘发财’。哦，陈
小军就是登记簿上的刘波，汤代洪是登记簿上的胡平，我用的是李明的化名，李子
政没有用化名。他因强奸‘进去’过，才毕业，有经验，是我们的军师。4 号那天
在罗江，运气孬，李子政‘开片子’（注：用刀片割兜）时翻了船，被人打了一顿。
我们觉得太晦气，一致决定到蒲家‘摸团鱼’（注：在旅馆内盗窃），出出气、冲
冲喜。李子政说他前次‘踩点’时发现旅馆老板郑映明很有钱，还有银元，就偷他
……
“住进旅馆后，我与汤代洪假装不认识李子政他们。晚上，李子政假装到郑映
明寝室看电视，后来悄悄摸到我们的房间里说，货肯定在帆布箱里，他说为不引起
怀疑，他和陈小军先走，叫我们得手后到宣汉大城找他。5 号早上，李子政他们走
后，我和汤代洪装睡懒觉，等机会下手。
“8 点，有人叫老板娘帮忙，老板娘刚走，郑老板又在楼下叫他儿子看屋，莫
乱跑，他去存款。老板一走，汤代洪忙下楼用瓜籽哄着老板的儿子看猴戏，我乘机
溜进老板寝室，用钳子撬开帆布箱，货果然都在里边，我用一个布口袋装好从后门
出去。500 多个银元几十斤重，怕有人追来跑不动，我就把自己的挎包藏在柴草堆
里，后来又把钳子扔进河里。凭过去多次的经验，满以为即使你们找到挎包也查不
到我们，想不到……”
说到这里，余中志咬咬嘴唇，继续说：“……到了如今，我要坦白从宽！快去
抓李子政他们！4 月7 日分手时，我把大部分赃款赃物给了他们，约定今天上午8
点在宣汉城北的小巷子汇合，把银元带到广州去卖……”
听到这里，几个刑警互相交换一下眼色，便一齐到了隔壁的办公室，向一直等
候在那里的局领导汇报后，当即决定：马上去宣汉将其他3 名罪犯抓捕归案。
立刻，警铃大作，一道道车灯划破黎明前的夜色，直指宣汉。到城北时，已7
时40分。坐在第一辆没有警灯警铃的吉普车上的余中志突然指着走在前方人群中的
3 个人叫了起来，“他们在那里！”
驾驶员轰大油门冲了过去，在离罪犯几米远的地方才猛踩刹车，吉普车“吱”
地尖叫着向前滑去，3 个罪犯转身看时，车仅隔咫尺，吓得纷纷仰面而倒。李子政
手中提包里的银元哗哗倒了一地，他边捡银元边骂：“格老子的，瞎眼啦！”“赔
钱！赔钱！没说的……”汤代洪坐在地上扯着嗓子高声吼着。陈小军冲过去擂着吉
普车的帆篷，“龟儿子，哪个单位的！撞了人还稳起呀……”他还要骂什么，但当
从车窗看到那些明晃晃的手铐时，他的声音变了调：“还稳起呀……”边往后退边
斜着眼看路，刚要开溜，警察们已扑上前扭住了他们，后边的警车也冲了过来，3
个家伙泄气地耷拉着脑袋伸出了双手……
警铃在晨风中嘶鸣，警灯在朝阳下闪烁，风驰电掣的警车载着“娄阿鼠”和他
的同伙奔向他们的归宿……
手记之十八：罪恶家族
人心不足蛇吞象。他本想敲开阿里巴巴的山洞，却为全家人探出了一条通往地
狱的路这是一个被魔鬼诱人地狱后仍痴迷地追逐魔鬼的家族——由血缘关系牵系着
的7 个家庭中，有13人像鬼魂附身一样沉醉于假钞生意。1995年至1997年6 月，这
13人因贩卖假钞全“进去”过。
叙述这个家族的7 家13人为假钞而毁灭将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把那个因贩卖假
钞而“全家覆灭”的杨树芬一家作为本文的主角，顺着这些“主角”往下看，这个
故事也许更简练些。
杨树芬，52岁，七十年代在贵州当兵并入党。八十年代初期，在达县双庙农机
厂当车工。那时，凭着微薄的收入养活四口之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一家人的
衣服总是破破烂烂，两间千孔百洞的瓦房十分扎眼地摆在离街不远处的大路边，将
这个家的贫困寒酸暴露无遗。
至今，杨树芬同他的家人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多么强烈地希望能获得幸福的生
活——“有像样点的衣服，有像样点的饭菜，有像样点的房子”。这点“幸福”对
能吃苦耐劳的人来说是很容易得到的，几年功夫，杨树芬与小自己10岁的妻子颜福
菊便用血汗冲走了贫困的缠绕。1986年底，他们盖起了两楼一底18间砖房。
他们还想更富些。杨树芬在厂里加班加点，颜福菊喂猪养鸡，起早贪黑地劳作
于包产田中。如果这样干下去，他们会得到一种可靠而永恒的富有和幸福。但颜福
菊那个在达县城里贩卖假烟、假钞后又到云南贩“白粉”的大弟颜福忠，当时却不
赞成他姐姐走这条太受苦受累的致富之路。他动员颜福菊：“那几亩田里是刨不出
金娃娃的，进城来吧，摆个小摊，收人能胜过一个县官2 ”
颜福菊听信了大弟的话。1989年，她扔下包产地，带着小学未毕业就再也不肯
上学的大儿杨静到了达川市。先是贩菜卖，不久，她在菜摊旁为无事可干的杨静支
了个烟摊。后来，颜福菊又摆起了烧腊摊。杨树芬见卖烧腊比自己当车工更赚钱，
便弃工进城投靠了老婆的烧腊摊。杨家烧腊日益红火，每年收人在3 万元左右，乐
得杨树芬逢人便吹：“要想发大财，全家做生意！”
越赚越想赚，大概是生意人的普遍心理——这本是一种无可非议的正常心理，
但可怕的是人不能同时获得财富和明智。1993年，杨树芬的小儿杨伟小学毕业后也
加入到了杨氏烧腊。见人手多余，颜福菊便让杨静跟三弟颜福享学做烟生意。她本
想让儿子去敲开阿里巴巴的山洞，不料，杨静却为全家人探出了一条地狱之路。
那颜福享本是坑蒙拐骗之人，他先带杨静到重庆买些假烟到达川贩买，从中牟
取暴利。后觉得这样赚钱不够快，又带杨静到河南跟一个叫朱文化的人学裹假烟。
几天后，杨静艺成出师，在朱文化那里批发一批假红梅假红塔山香烟包装，回到达
川协起了“红梅”、“红塔山”两家“烟厂”。这“烟厂”的原料和工艺都十分简
单：只需一瓶胶水，再从市场上买来攀枝花、红梅两种香烟即可。然后，将攀枝花
香烟一支一支地裹贴上红梅烟的皮装进红梅烟盒内。红梅烟则裹贴上红塔山烟的皮
装进红塔山烟盒内。“产品出厂”后，再由颜福享成箱批发给烟贩们。几月后一核
算，利润大得惊人。杨树芬、颜福菊、杨伟等人见“烟厂”如此有利可图，白天卖
完烧腊，晚上也通宵达旦地帮忙造红梅造红塔山……
1995年初，当杨树芬夫妇正准备放弃杨氏烧腊转产“造烟”时，杨静、颜福享
去河南批发假烟包装却空手而归。杨静说：“那个河南人朱文化最近搞假钞了。他
给了几千，让我们在这边试销。”说完，杨静拿出一叠假钞得意地在杨树芬眼前晃
了晃。
杨树芬贪婪地抓过假钞，看后兴奋得直叫：“这钱印得简直跟真的一样！试销
啥？拿出去用！”
1995年2 月后的一段时间里，杨树芬、颜福享、杨静等人用假钞到老眼昏花的
老太婆那儿去买烟，或到见识不多的菜农那儿去买菜都马到成功。用假100 元券买
包烟买几斤菜便能“赚”回八九十元真钱，乐得这一家子屁颠屁颠地穿梭于达川市
的大街小巷去欺骗那些善良老实的人们。
人往往被自己喜爱的东西所伤害。更可怕的是，假钞像毒品一样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