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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为什么不要求刘丹来看看您呢？我知道您过去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杨千一摇摇头说：
我给她写过信，也让我弟弟带过信给她，希望她能借点钱给我，或是找人经常给我送点吃的，但她却一口回绝了我。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她要重新开始生活，她要重新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她希望我不要再去烦扰她。后来她送给我弟弟一千块，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甚至连她的电话号码都换了。说我的前妻不来看我那是应该的，因为我太对不起她了，但刘丹却应该在我困难的时候扶我一把。我请你转告她一个口信，我希望她最近能来一次，因为我新研制了一个生命之源的配方，这个配方至少能卖一千万，如果刘丹能来照顾我一下的话，我想在遗嘱中让她分享三分之一的专利收入，另两份则给我的前妻和我的弟弟。我也希望你能打电话告诉我的前妻，她的电话号码你打电话问我弟弟。
在我离开杨千一那散发着腐尸般的、令人窒息的陋室来到大街上以后，我不由长长吐了口气。我举目望去，阳光、车流、喧闹，城市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生机并呈现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可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却蛰伏着一具像僵尸般的生命。我想，人恐怕只有在看到那种可怕的病症以后，才会感觉到一个健康的身心对生命的无比宝贵和理想对人生价值的重要意义。人们在看到像杨千一今天的现状时，才会让人感到它并不是人类的唯一幸福，有时候它甚至会构成人间的某些罪恶。而此时的我，在呼息着没有恶臭气息的空气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金钱有时候会赋予人们以极大而特殊的自由，但人们一旦不能把握好这份自由的时候，它反过来就会让人丧失弥足珍贵的自由。
我回去以后就给刘丹打了电话，告诉了杨千一的话。刘丹的声音接着有了变化，她问这是真的吗？我说我并不知道真假，但杨先生要求我这样转告您，我建议您不妨去看看他。刘丹沉默了一会就答应了。她说我倒不是为了一点钱，按理说我也应该去看看他，虽然我觉得我并不欠他什么情，但毕竟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感情的经历。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虽然你们之间不是法律上的夫妻，但毕竞您和他也相处了好几年的时间，说一点感情都没有是难以让人相信的。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才是最见真情的时候。刘丹就答应我明天就去，而且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尽量照顾他的生活。然后我又按杨千一弟弟提供的电话打给了杨的前妻，我同样也转告了杨的意思。但她却没有表态，只是说她知道了，并谢了我。
半个月后，刘丹打电话告诉我，杨千一自缢身亡了。但最让她痛恨的是，他并没留下什么生命之源的配方，为这，她和他弟弟大吵了一架，她怀疑是他弟弟私吞了这一配方。但我打电话问杨的弟弟是怎么回事？他却说杨根本就没留下任何东西，更没有什么遗嘱！事实上，在我走后的第二天，这两个女人都去照顾他了，而且还相互展开竞争，这使杨千一在最后的日子里过了几天像样的生活。至于他为什么要上吊自杀，他弟弟的解释是，他早就该这样做了，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拖累了别人很长时间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他迟早会精神分裂的……
附录：我在此介绍一下我曾在厦门见到过的那个上海女青年李萍的情况。
那次我们刚从南昌飞到厦门的第二天，杨千一就突然接到催他回T市处理某件公务的急电，便匆匆撇下那位姓李的上海妓女回T市去了。临走前把她托付给我，让我每天陪她吃饭和上街——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怕她在他不在的期间再和别的什么男人有交往，让我对她实行监督。
在那几天里，我差不多是承担了这位李小姐的陪读夫人，我和她一同去逛商场，一块外出吃饭——这位李萍实在过于艳丽了，她长的像个混血洋娃娃，衣着华丽、风艳逼人。而我呢，让人一看就是一介朴素的女书生，我们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那种视觉距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当我们走在大街上被男人所注视的时候，我都感到我好像也成了半个妓女似的。
第一次上街她花500元买了一个像巴掌那么大的鄂鱼皮钱包，然后连连说，不贵，不贵，这样的钱包如果在上海，至少得700元。她又花了500多元买了一套白色的运动装，又花600元买了一套咖啡色的长袖网眼绣花式的麻纱布套装，穿上后也连连称道便宜，我对她的消费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她曾问我她烫的丝丝头好不好看？实话说，她那个头型在我看来就像个大鸡窝一样，包括她那种光艳逼人的美，都是我这种水平所不能接受的。但我只能说，美，很美。她说这头型花了她300多块，我当时差点没昏厥过去：烫一个头要300多，那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年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了。
吃饭时，我按照杨先生的嘱咐由她点菜，她每次都点那种活蹦乱跳的、被厦门人叫醉虾的小虾，一斤三十五元，然后是鱼或别的海鲜，她说吃海鲜不会让她发胖，保待体型对她来说是至为重要的，那是她们的资本，我问她杨先生怎么为她付酬金？她说，都事先说好了，她陪他从上海飞南昌、厦门，再返回上海，一共十天，除了他包她的吃住外，另付她三千元。
那么你买衣服的钱由谁付？
当然是我自己付，因为我们都知道厦门的时装大都是“水货”，款式新而又便宜，所以就一次性地多买点。我实话对你说，我从来不心疼花钱买衣服，行头对我们这一行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穿得与众不同，才能吸引客人——衣服就是我们的广告效果，如果你不能在人群中显得非常醒目，那男人怎么知道你是干这一行的？何况，像我这样的人一般是从不接大陆男人的，而只接港澳台的客人。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满脸显出很高傲的神情，好像她是一高贵的公主一样。
我问，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出的钱多吗？
那是一方面。主要的是，大陆男人太脏了，他们的外表就不能让我接受，尽管有些男人出的价很高，但我一看他们的形象就拒绝了。而港澳台的人既于净又有好气质，他们带我出入的场合也和大陆人不一样，跟着他们能开很多眼界。
那杨先生也是个大陆人啊。
我对他是个例外，杨先生一看就是个干净利落的人。
在杨千一从T市返回厦门的头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主动约我到她房间坐一坐，当时我们都住在厦门宾馆。于是我就去了她的房间，我亲眼看到了她使用的那些精美而高档的化妆品、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李萍在征得我的意见后为我倒了一杯绿茶。我坐在圈型扶手椅上，她则倚在床头的毯子上，一脸倦慵懒散的样子。她说她只想和我聊聊天，因为等明天杨先生回来后，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她非常感谢我陪了她这几天，她说她从我的身上认识了另一种女人的形象，只可惜她没有我这样的读书机会，她说她很难想象一个女人能读到硕士这么高的学历。
我趁机问起她的身世。她说，她的父母都是一般的工人，家住闸北一间石库房，姐弟好几个，日子过的紧紧巴巴。但上海又是一个贫富很明显的城市，尽管是在开放的初期，但那些有海外关系和补发了资产的资本家们都提前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她每天都能从街上看到这一类富家子女的生活方式，这对她的心灵刺激很大，所以她开始对她这个家和无能的父母产生了怨恨。
她说，上海人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如果谁家从广东来了个亲戚，哪怕这个人只是一个个体户，周围的邻居们就会非常羡慕他们家有个阔亲戚，这家人也就洋洋得意地觉得脸上很有光彩。但生活对她更多的是一种单调而乏味的日子，她每天要和妹妹挤在窄小的小阁楼上睡觉，早晨起来要去挤公厕倒马桶——半夜里谁起来撒尿都听得一清二楚。平时家里都不敢来个外人，因为连个可以坐下说话的地方都没有，这个进来那个出去，难得有片刻安静，她开始厌倦这种生存环境。
在她中学毕业以后，她主动放弃上高中的机会，到一家国棉厂做了挡车工，三班倒，每天挤公共车，八小时下来，人累的像虚脱一样，特别是下了夜班后，白天在家里就根本无法睡觉，到处是老婆哭孩子叫的，把人弄得昏昏沉沉的，走起路来像踩棉花一样。
这样苦熬了三年，我觉得受不了了，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憔悴了许多，这使我非常害怕。这时企业里开始有女工不断辞职或跳槽，我开始瞪大眼睛寻找机会。你知道国棉厂从来也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多少有点能力的人早就调走了，剩下的都是没权没势的平民子弟。但即使在两年前，辞职还是很让人吃惊的事情，有一个和我一个轮班的女工就辞了职，她说她要投奔广东她的亲戚，我还挺羡慕她的。但在半年后她回来看我时，我发现她已经变得都让我认不出来了，她穿着一身名牌时装，戴着宝石手镯和金项链，满脸放光，像个生活得意的富家小姐一样。后来她请我到香格里拉吃早茶——你知道那时香格里拉才刚刚建好，我每次从它门前经过的时候都感到紧张，没想到我在今天能到这种地方来。那顿早茶花去了她七十多块钱，酒店那种气氛和环境都是我一生不能忘i己的。
吃饭时她对我说了实情，她根本不是投奔什么亲戚，而是跟着从前的一个老同学到广东干上了“鸡”的生意。这不，这才半年多，她就挣了好几万，吃的好穿的也好，一般都住在高级酒店里。一天24小时都能洗上热水澡——不怕你见笑，当时能几天洗上一回热水澡对我们这种人就是很大的诱惑了，平时我们只能挤在厂职工澡堂里，几个女人争一个喷头，有时你打了一脸一头的肥皂却半天冲不上水，哎，那种日子我真是过够了。
说完这话时，她眼里含着泪光。我陪着叹息一声。
她说她希望我能跟她一起干，她说就凭我的条件，做这种事一定会比她赚的更多。她说这种苦日子你还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