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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如此，就会成功地向意识输送一个经过伪装、已无法辨认的替身，去代替那个被压抑的那个念头，而这个替身立刻就会同原指望已通过压抑免除了的那些不愉快的情绪难分难舍。 这种压抑观念的替身就是症状，它能够抵制“自我”为了防御而发起的进一步攻击。 所以，现在取代那种短暂冲突而出现的是一种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自行消亡的疾病。 我们只要以症状中表现出来的畸形迹象为线索跟踪下去，就能从中得到某种与原先压抑了的观念间接相似的残余内容。 替代现象的产生经过可以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法治疗的过程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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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出来；为了取得治愈的效果，必须把症状沿着同样的道路往回引，使它再次变成那个压抑了的念头。 如果被压抑了的念头又被重新带回到有意识的精神活动中——这是一个以克服大量抵抗为前提条件的过程——那么，患者曾尽力躲避的那种精神冲突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取得一个比压抑行为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结果。 这样的理想办法有很多。 它们可以使精神冲突和神经症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在某些特定例子中可以结合施用。 我们可以使患者的人格相信当初摒弃那个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说服它全部或部分接受这个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引向一个更高的、所以是不会招致反感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愿望的“升华”）
；或者也可以把愿望的摒弃看成是正当的，而用借助于人类最高精神功能的谴责判断来取代这个自动的、所以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这样就实现了对这个愿望的意识控制。
我没能用更清晰明了的方式向你们讲述如今被称作“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所涉及的这些基本情况，这是必须请你们原谅的。 困难并不只是在于这是个崭新的课题。 那个尽管遭到了压抑却仍然能使我觉察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的不可调和的愿望具有怎样的性质？在可能导致压抑的失败并形成“替身”
（即症状）
之前肯定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的那些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将会在后面的讲演中再作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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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女士们、先生们：不说错话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当一个人必须说得十分简明扼要时。 因此，今天我不得不纠正我在上一次讲演中说过的一句错话。当时我对你们说，放弃了催眠术之后，我仍然坚持要求我的病人把他们所想到的一切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关的念头全告诉我，并明确对他们说，他们其实知道每一件他们表面上已经遗忘的事，而且进入他们大脑的那些念头当中确凿无疑地会含有我们正在探寻的东西；然后我又对你们说，进入我的患者大脑的第一个念头果真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后来被发现就是那个被遗忘的记忆的延续。 然而这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我只是为了做到简洁才把问题说得那样简单。 事实上，只有刚开始几次是这样，我们所需要的遗忘事件果然作为我单纯追问的结果出现了。 这个方法继续使用下去时，患者头脑中的念头不停地涌现，它们都不能算作是我们所需要的念头，因为它们并不适合，连患者自己也觉得不对而把它们摒弃了。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追问已不再起任何作用。 于是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后悔不该放弃催眠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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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如此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怀有一个偏见，这个偏见在几年后为我的朋友卡尔。 荣格以及他在苏黎世的弟子们证实是具有科学合理性的。 我不得不说，有时抱有偏见是极其有用的。 我十分重视精神活动的决定因素的严格性；我发现我们不可能相信患者在注意力处于紧张状态时所产生的一个念头会具有随意性，会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毫无关系。两个念头不会完全一致这个事实可以依据假设的心理状态得到满意的解释。 在接受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有两种力量在互相抗击：一方面，他的意识努力要把他无意识中遗忘的念头带入意识，同时，我们已经了解的那种“抵抗”却又想方设法要阻碍已被压抑的念头或者其衍生物进入意识。 如果这种“抵抗”的力量极小或完全没有力量，被遗忘的念头就能毫不扭曲地进入意识。 由此可见，设想阻碍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进入意识的抵抗力越大，其扭曲程度也就越严重，似乎也不无道理。 因此，代替我们正在寻找的念头而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也就像症状一样出现了：这是一种取代已被压抑的念头的、新的、人为造出来的、稍纵即逝的念头，而且就抵抗力造成的扭曲程度而言也和被压抑的那个念头不一样。可是，由于它具有症状的性质，它还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念头有所相似。 而且，只要抵抗力不是太大，我们便能够根据前者推导出后者，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一定具有压抑内容的引喻的性质，就像用间接的语言来表达相同的内容一样。
在正常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同我们刚才所假设的情形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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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场合能产生相似的结果，这样的例子我们经常遇到。 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笑话。 精神分析疗法涉及的问题迫使我不得不研究说笑话的技巧。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巧得很，这是一个英语的笑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传闻：有两位不是特别谨慎的商人，一连做了几笔很担风险的生意之后，成功地发了大财，于是他们开始想方设法想挤入上流社会中去。 有一个办法他们觉得很有成功的希望，那就是请城里最有名望、收费最高的画家给他们画像。 这位画家的画是极有名的。 画好的两幅珍贵的油画在一个大型宴会上第一次露面了，这两位晚会的主人亲自把当地最有名望的一位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领到并排挂着那两幅画像的墙前，希望听到他们对这两幅画的意见。 这位鉴赏家左看右看，打量了好长时间，然后仿佛发现少了什么似的摇了摇头，用手指点着两幅画之间空开的间隔轻声问道：“可是耶稣基督在哪儿呀？”我已看出你们各位都觉得这个笑话十分有趣。 现在让我们来继续考察一番。 显然，这位鉴赏家真正想表达的是：“两个是一对无赖，就像和耶稣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左一右的两个盗贼一样。”
可是他没有这么说，相反，他却说了一句猛一听显得很不合适、毫不相干、似乎不伦不类的话，但稍稍想一想，我们立刻就会明白这句话其实是他心里想要表达的耻笑的引喻，也是这种耻笑的一个绝好的替换。 我们不可能奢望在笑话中发现我们认为进入患者大脑的念头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但是我们应当注重笑话和这种念头的动机的一致性。 为什么这位鉴赏家没有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的话直截了当地对这两个无赖说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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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心里有一种巧炒的“反动机”在抵制着他当着他们的面说出这些话的欲望。 嘲笑充当东道主招待你的人，而且还是家里养着许多拳头随时都能挥舞一阵的人，自然是要承担些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遇到我在上次讲演中用来解释“压抑”现象的那个人的命运。 就因为这样，那位艺术批评家才没有直截了当地把他心里要说的话讲出来，而是采用“辅之以省略的引喻”形式表现出来；而我们的患者不产生出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的那个被遗忘的念头，而是创造出一个或多或少的被扭曲了的替身，也是由于同样的情况。
女士们，先生们，根据苏黎世学派（布洛伊勒、荣格等）的理论，把注入（充满）情感的一些相互独立的观念性因素的组合描述为“情绪”
，的确是一个十分便利的方法。 那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我们从某个患者回忆起来的最后一件事动手去寻找他的一个被压抑的情况，我们就很有希望发现这个情结，只要这位患者把他的自由联想中的足够多的内容交给我们掌握。 同样，我们也允许这位患者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并坚信这样一个假定，不直接依赖于我们所寻找的那个情绪的东西是决不会进入患者头脑的。 如果这样一个发现压抑内容的方法在你们看来是过于不可靠的话，那我至少能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能付诸行动的方法。当我们开始施用这个方法之后，我们又会受到另一种干扰。 患者经常会吞吞吐吐，甚至完全停下来，声称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可说的念头了，他的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 如果事情的确如此，如果患者说的完全正确，那么我们的疗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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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不再次宣告无效。 然而，进一步的观察告诉我们，这样的思绪停顿实际上是从来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情况似乎发生，只是因为患者在伪装成对进入他大脑的念头的价值所作的各种批评性判断的抵抗的影响下，隐瞒或摆脱了他已经意识到的那个念头。 我们可以阻止这种情况产生，办法是事先警告患者不应该有这种行为。 要求他不去理睬这种批评。 我们告诉他说，他必须完全抛弃这种批评性选择，把进入他头脑的任何念头毫无保留地讲出来，即使他认为这种念头是错误的或无关或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即使他觉得听任自己考虑头脑中所闪现的念头很不像话。 只要这条命令得到严格的执行，我们便肯定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从而使我们走上找到被压抑的情结的道路。患者在抵抗而不是在医生的影响下轻蔑地加以摒弃的这种联想材料，对精神分析医生说来，可以说是起到了矿石的作用，只要借助于一些简单的阐述手段就能从中提炼出贵重金属。 假如你急于要尽快地、临时性地了解一位患者的被压抑了的情感，暂且不去探索其前后排列和相互关系，那么，你就可以采用当年荣格（１９０６年）及其弟子们发展起来的“联想实验”
（ａ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的检查方法，这种方法向精神分析医生提供的就是定性分析向化学家提供的那种知识。在治疗神经症患者的过程中。不用这种方法也无妨碍；但是对于情结的客观显示和精神变态的检查来说，它却是必不可少的；苏黎世学派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研究患者在受制于精神分析主要规则时进入他们头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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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头并不是我们发现无意识的唯一方法。 另有两种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目的：解析患者的梦和探察患者的有缺点的、不规则的行为。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得不承认，我曾经犹豫过不少时间，总觉得与其如此简单化，泛泛而谈地向你们介绍整个分析领域的概况，恐怕倒不如详细深入地给你们讲一讲释梦的内容更有好处。 出于一个纯粹主观的、似乎处于次等地位的动机，我终于没有这样做。 我仿佛觉得，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实际目标的王国中，以“释梦者”的身分出现，尤其是现在你们还不可能了解这门十分古老而又备受讥讽的艺术所能具有的重要性，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