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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三国史-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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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引《何夔传》言在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以前,长广郡曾发生“牟平贼”从钱的叛乱,“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经查《张辽传》,张辽“别将徇海滨”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从操破袁谭以后。据《乐进传》:“太祖征管承,军淳于,遣进与李典击之,承破走,逃入海岛,海滨平”。《通鉴》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八月,《何夔传》既将操下新科又收租税绵绢之事紧接长广郡平叛之后叙述,则其时间即在建安十一年八月稍后,可无疑义。 
  因此,《通鉴》应将“操制新科下州郡”一段文字移至建安十一年叙述,才符合事实。正因为《通鉴》误将此事提前了六年,紧接李通急录户调叙述,所以引起了史家的错觉,误认为操在建安五年(200年)已制定收田租户调的新科。事实是,操在战胜袁绍前,“诚不意能全首领”,那里能从事赋税改革!只有当操平定冀州以后,才具备以法令和制度来强化其统治的基本条件。至于在官渡决战以前操辖区已有向农民征收户调之事该怎样解释?我以为史书虽无明确记述,尚可由实际情况作出判断:自初平元年(190年)以后,中原战乱,人民死亡逃散,土地荒废不耕,物价波动剧烈,钱币流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按人丁征收算钱的制度,势必有所更改。因此,掌握军政财赋大极的州牧、刺史不得不在其辖区内改变征收赋税的措施,而将按人口年岁征收算赋口钱改为按户征收绵绢,因为户难隐藏而口易逃匿。至于这种赋税改革究竟由谁先提倡和执行,今史家均言系曹操率先改定,其根据有《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的记载: 
  及太祖辅政,迁沛为长社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 
  又《三国志》卷9《曹洪传》注引《魏略》曰: 
  太祖为司空,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洪赀财与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邪!” 
  按谯县及长社县当时均属豫州,故知至迟至献帝都许后豫州已有按户征收绵绢之制。但以上两条引文,既未说明此制系操自创;也未言明创始的确切年月,如据此即断言系操迁帝都许后所创,证据尚欠充分。据《三国志》卷11《王修传》载初平中(190至193年),北海相孔融令王修守胶东令,“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所谓“发调”,自然也应同以上两条引文一样,均指按户征收绵绢之事。从这条资料,可知在献帝都许之三年前,青州北海国已存在按户收调之事。《三国志》卷6《董卓传》言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徙天子都长安后,“坏五铢钱……更铸小钱……于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在这种“钱货不行”的情况下,中原各州郡自必改变向农民征收赋税制度。所以我认为户调制的出现乃献帝初平年间事,并非操独家新创。正因如是,所以到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因为这种下发到州郡的新科有关于征收田租户调的各项法律条文,故何夔根据所领六县的具体情况,请操许其“临时随宜”,暂缓“齐以科禁”。这样解释,我想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农民除了被封建统治者榨取田租和户调外,还有更繁重的徭役负担。徭役给被剥削阶级带来的困扰和灾难自古即很严重。三国时期,干戈不息,人民徭役负担尤为酷烈。例如当建安九年(204年)曹操进攻袁谭时,因川渠水冻,曹操为了通船,竟令农民凿冰,致使“民惮役而亡”,亡者被捉获之后,即处以死刑。又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操北征三郡乌丸,令民“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因为劳役繁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南阳间苦徭役”,于是侯音执太守东里兗与吏民共反。次年春正月,操病死于洛阳,因“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病,于是军中骚动,群僚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所有这类情况,都反映劳役之重已使人民难以忍受。曹丕继承王位后,言:“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衣或裋褐不完”。说明当时百姓生活艰苦。曹丕口头上虽有恤民之语,还声称他嘉尚汉文帝的“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实际上,曹丕少时尝因向曹洪假求不称而怀恨。他为太子时,曾使曹植因人向钟繇勒索玉玦,父死不及两载,他即向孙权求取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玳瑁等多种南海珍品。凡此都说明他始终不脱骄贵公子之习。曹叡在位十三年(227年5月至239年正月),他自从劲敌诸葛亮死后,即大修宫殿,劳民伤财,群臣多谏,他虽不杀谏者,亦不改奢淫恶行。曹叡死后,曹爽与司马氏相继掌握政权,上层斗争至为激烈,唯于穷奢极欲、过度虐民方面,尚无重大劣迹,然内有所谓“淮南三叛”,外有对蜀、吴之役,劳师动众,运粮修路,无不出之于民,是知农民的痛苦与贫瘠,在近百年之三国史中固无时或已也。            
一、农田水利与漕运     
  由于恢复生产与军事运输的需要,曹魏对农田水利与漕运相当注意,其中为农田灌溉而兴修的水利,有以下诸陂塘: 
  (1)太寿陂兴修于建安七八年左右,时夏侯惇领陈留太守,“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卢弼《三国志集解》卷9《夏侯惇传》引赵一清曰:“太寿大约在宁陵襄邑之间”。 
  (2)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堨曹操准备与袁绍交战前,任命刘馥为杨州刺史。馥在合肥建立州治,安集百姓,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八十里,陂周百二十余里,相传系楚相孙叔敖所造,刘馥予以重修。茹陂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吴塘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二十里。七门堰在今安徽舒城县西南百一十里。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刘敞写《七门庙记》,谓“七门三堰,灌田凡二万顷,实刘馥所造”。按刘馥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至嘉祐已有八百余年之久,刘敞尚见百姓庙祀刘馥,说明人民对修渠兴利者深厚怀念。赵一清谓:“七门三堰者,堰在县七门山下,所谓鸟羊堰、千功堰、槽牍堰也”。 
  (3)魏文帝时,沛郡太守郑浑于肖(今安徽肖县西北)、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二县界,兴陂堨,开稻田……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4)鄢汝新陂及小弋阳陂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豫州刺史贾逵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谿水,造小弋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 
  (5)成国渠及临晋陂《晋书》卷26《食货志》谓:“青龙元年(233年),开成国渠,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至槐里(今陕西兴平县),筑临晋陂,引■、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 
  (6)戾陵堨及车箱渠嘉平二年(250年),刘馥之子刘靖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他在幽州州城蓟县西北的水上修筑了一个分水坝,分出来的水经昌平县往东至潞县(今北京市通县东),长约三十余里,称为“车箱渠”,渠水注入高粱河上游,共溉田万有余顷。 
  另外,魏文帝时,牵招为雁门太守,“郡所治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井水咸苦,民皆担辇远汲流水,往返七里。招准望地势,因山陵之宜,凿原开渠,注水城内,民赖其益”。大约与此同时,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在河内沁水县沁水上垒石为堰,以资溉田,谓之石门,亦称“枋口”。魏明帝时,涼州刺史徐邈在今甘肃武威、酒泉一带,“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正始时,幽州刺史毌丘俭“穿山溉灌,民赖其利”。正始末,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亦“通渠诸郡,利舟楫,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以上堨渠,多为溉田而建。还有主要为军用及航运而开凿的,如: 
  (1)白沟即宿胥渎(黄河旧道)。建安九年(204年)春,曹操准备征袁尚,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淇水源出山西,经今河南淇县流入黄河。操在淇水将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以成堰,使水改道东入白沟。这个河口即称为“枋头”。白沟东北流至今河南内黄县城西,纳入自安阳方面流来的洹水后,与在其西的漳河并肩再向东北流去。曹操为了将白沟与漳河连接起来,又开了利漕渠。 
  (2)利漕渠建安十八年(213年),操进爵魏公,实际即建立了魏政权。以邺为国都。为了加强邺与四方的联系,乃凿了利漕渠,渠西北起自漳水旁的斥漳(今河北曲周县),往东南至馆陶县的利漕口流入白沟。《水经注》卷10《浊漳水》说:“魏太祖凿渠引漳水,东入清洹,名‘利漕渠’”(清洹是白沟的另一名称,清指清河,洹指安阳河)。 
  (3)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建安十一年(206年),操北征乌桓,患粮不继,乃凿以上三个渠。自呼沲(即今滹沱河)凿入洠樱ㄉ嫌渭唇裆澈樱掠窝笄搴又撂旖蛉牒#捌铰睬保淮記t河口凿入潞河(潞河是白河合温榆水后的下游水道,又名笥沟,即今北运河的前身),名“泉州渠”(因渠南起泉州县而得名,泉州县在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南)。新河的开凿见于《水经注》卷14《濡水》:“魏太祖征蹋顿,与泃河口俱导也,世谓之新河矣”。新河是沟通泉州渠与濡水(今滦河)的一条人工运渠。渠的西口,自宝坻县盐官口承鲍丘水为源,东流至滦县注入滦河。 
  操开凿以上各运渠以后,中原与河北、辽东等地的主要河道便可以互相通航。操自平定河北以后,即将视线转到经常与吴交兵的东南地区,故操及其后继者对从许、洛通向江淮的水道都致力修凿。建安七年(202年),操为了清除河北袁氏势力,曾在浚仪(今开封市)修治睢阳渠,以为运兵输粮之用。建安十四年(209年)春,操率军征吴,“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建安十八年(213年)及二十二年(217年)初,操两度进军濡须口,都是走的水路。操为了对付吴、蜀两大敌国,末年终于把政治中心放到洛阳。因之许昌和谯县同为魏伐吴的后方重镇。黄初六年(225年),曹丕为了伐吴,曾至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东),修讨虏渠(在郾城东),引汝入颍,以增加颍水水量。浮颍入淮,尤为曹魏后期水运要道。曹丕、曹叡统治时期,魏吴虽不时交兵,并无决定性的战役。三国后期,魏、蜀、吴三国皇室均呈现衰落景象,只有司马氏方兴未艾,不论在兴农、用兵和人才旺盛诸方面,司马氏都能有所作为。具体事实之一即司马懿与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兴水利与屯田,其实际情况,前已多次谈及,现只再引用《晋书》卷26《食货志》所述邓艾修广漕渠的一段话: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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