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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用人，还是以其本人及蜀汉政权为中心，而不容许部下有结党成派之事。土著地主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因此，诸葛亮对土著地主虽注意擢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不仅籍隶荆楚的蒋琬、费祎因他的授意而相继辅政，就是降将兗州人姜维，也因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为蜀汉政权的最后支撑者。这虽因他们有相当的才干，同时也因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亲党关系的缘故。不过，诸葛亮对益州土著地主的团结和重用，还是超过了以前的统治者。从两汉以来，在政治上一直受着歧视的益州人，对于诸葛亮之向他们开放政权，是乐于拥护的。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土著地主的反对，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这是与诸葛亮笼络土著地主、缓和客主矛盾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
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得纵容。诸葛亮辅政，则厉行法治，他说：
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诸葛亮对待豪强的政策，主要是赏罚分明，用罚以限制他们的为恶，用赏来给他们开辟政治上的出路。只要他们肯忠实地为蜀汉政权服务，便可以获得官爵禄位。因此诸葛亮的法治政策，不但收到了限制豪强的效果，也取得了利用豪强的成绩。同时也使蜀汉在政治上呈现了某种程度的清明。陈寿称亮之治蜀：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实际上都未免形容过甚。因为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时代，要想把政治搞得这样公平合理，是不可能的事，如法正随意杀人，李严所在营私，诸葛亮都曾加以纵容。不过，诸葛亮对于官吏豪强的控制总是比较严格，为政也比较公平一些，这对人民来说，自然是有好处的。
另外，诸葛亮所施行的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的措施，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来说，也有些好处。
诸葛亮治蜀是刑法和德化并用。他能够以身作则。他的品质作风同他的能力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第一，亮工作勤谨，如《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又《三国志》卷45《杨戏传》注引《襄阳记》载亮主簿杨颙称亮“自校簿书，流汗终日”。诸葛亮处理政务这样勤谨细致，一则可以使部属不易作弊和玩忽职守；二则可以了解下情，及时而较好地处理政务。第二，持身廉洁，如《亮传》言：“亮自表后主曰……‘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第三，作风公正，《三国志》卷43《张裔传》：“裔常称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又《亮传》注引《亮集》：“亮与兄瑾书曰：‘乔（瑾次子，出继于亮）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第四，不受谄谀，如《三国志》卷40《李严传》注引《亮集》：
严与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亮答书曰：“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秦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
第五，虚心纳谏，如《三国志》卷39《董和传》载：
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复，旷阙损矣。违复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诸如以上的品质作风，无疑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良好的作用和影响。
蜀汉的政治，在诸葛亮的统治下，不但较刘璋时代大有起色，就是与同时的魏、吴两国相比较，也要好一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孙权的忌恨。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亮传》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说得好似尽善尽妥，而陈寿对魏、吴两国的统治者则未有若此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的人民思念他，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如西周人民之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之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若不是亮的政治措施能够符合人们的某些愿望和利益，岂能如此？至于诸葛亮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多重要成绩，此将在论述蜀国经济时再谈。
总之，诸葛亮德才兼备，其治蜀政绩是历史上罕见的。他的为政行事，固然也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对蜀国人民也有一定程度的益处，有些地方还可供后世借鉴。所以我们说：诸葛亮确实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三、联吴与南征
夷陵之战的结果，基本上确定了吴、蜀二国的边界，从此以后，两国再未动干戈。蜀在三国中，领土和人民最为小弱。魏是诸葛亮声讨的对象，自然不能与之妥协，吴虽已与蜀恢复交往关系，但一直不同魏断绝来往。就蜀中情况而论，刘备伐吴失败，丧失了许多军队，丢掉了大批军用物资，而且内部也不稳定。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当亮东行省视刘备之疾时，黄元即举郡反叛，虽很快被讨平，但刘备死后，南中诸郡又皆反叛。诸葛亮为了让民休息，医治战败创伤，暂时撇开南中问题，首先从整顿内政和改善对吴关系着手。
诸葛亮是始终主张联吴的。他知道以弱小的蜀与强大的魏为敌，非先联吴不可。把吴国联络好以后，它纵然不能协同攻魏，蜀亦可无东顾之忧，而得全力对魏；魏则不能不以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吴。因此，诸葛亮于辅政之初，即派邓芝使吴，重申旧好。孙权这时还没有与魏断绝来往，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给孙权上表说：“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孙权才接见了他，谈话中仍以蜀弱魏强为虑。邓芝向孙权解释说：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孙权觉得邓芝的话确有道理，于是便与魏断绝关系，与蜀连和。从此蜀吴盟好，不但诸葛亮伐魏之师得以大举，就是终蜀之世，两国和好关系亦始终维持，说明诸葛亮的外交政策确实是正确的了。
蜀汉南部的益州（郡城在今云南晋宁县东）、永昌（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牂柯（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县）、越帯ǹこ窃诮袼拇ㄎ鞑卸希┧目ぃ郧卮岳矗褪巧偈褡逵牒鹤逶泳又亍Ｕ饫锏娜嗣褚蛭荒苋淌艿钡毓俑恼ト。＝蟹纯埂５钡氐暮狼亢蜕偈褡迳喜闳宋镌虺没信崖一疃Ａ醣冈谑保嬷荽笮沼宏＇已经开始反蜀活动，杀益州太守正昂，继位太守张裔也被缚送到吴。雍辏Ы邮芩锶ㄓ啦氐姆夂牛⑴煽と嗣匣裆慷髯迳喜惴肿臃词瘛櫩绿刂彀⒃綆‘叟帅高定一齐响应。诸葛亮因为蜀汉被吴击败不久，元气损失非常大；且刘备刚死，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绪，故未便用兵镇压，一方面派人到吴与孙权重新建立起盟好关系；一方面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等到后主刘禅建兴三年（225年）三月，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亮对谡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于是马谡提出以下的建议：
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马谡这种“攻心”的策略，正与诸葛亮平素对付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合。远在隆中对策时，他即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即对少数民族只采用温和的怀柔政策，而不专凭武力的强压。所以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这次南征，除杀掉高定、朱褒（雍辏纫驯桓叨ú壳保┑燃父鍪紫确纯沟氖琢煲酝猓云渌纳偈褡逵牒鹤迳喜惴肿樱梢越捣脑蚓×渴沼茫员阃ü抢赐持文现腥嗣瘛！捌咔菝匣瘛本褪瞧渲幸桓鱿灾睦印＞荨吨罡鹆链纷⒁逗航呵铩罚骸�
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这样不惮烦地屡禽屡纵，并非仅仅为了让孟获一个人心服口服，而是体现了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我们知道蜀汉的领土比起诸葛亮正要讨伐的曹魏来，要小得多。而在这块小小的领土中，南中又要占去一半，在这半壁疆土中，有丰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还有性情质朴而强悍善战的各族人民，都是增加蜀汉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诸葛亮如果不能好好地掌握这些条件，是很难与魏国抗衡的。然而诸葛亮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呢？专门使用武力的政策是不能奏效的。因为诸葛亮既不能用武力驱使南中各族为他效命于北伐战场，更不能分出较多的兵力留戍南中，最好还是通过南中的上层分子来调动南中人民来为蜀汉政权效劳。这就是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要七禽七纵的原因，也是诸葛亮对少数民族一向主张“和”、“抚”的真正动机。
有人怀疑这“七禽七纵”的事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事不见于陈寿《三国志》，可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采用了它。我认为不管诸葛亮禽过孟获几次，但他平素对少数民族主张“和”、“抚”政策，这次又采取了马谡以“攻心为上”的建议，而且，事实上，孟获后来也做了蜀汉中枢政权的“御史中丞”，从这一系列事实来看，这件七禽七纵的事还是与诸葛亮的一贯政策不相矛盾的，这种传说总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说一定没有这种事，也是缺乏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