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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还强调小说的“本质性原则”。他说，现代主义的意义在于，每一种艺术都在尽力接近自身的特殊性及其本质，小说也一样。小说应该拒绝成为“对一段历史时期的说明，对一个社会的描绘，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捍卫”，小说必须说出“唯有小说能说的东西”。他非常赞赏菲尔丁的观点：小说是“一种对我们注视的所有对象真正本质的、快速而机智的洞察”；小说就应该像福楼拜所说的那样——“深入事物的灵魂”。同20世纪许多现代作家一样，昆德拉对“小说的形式”予以高度重视。他认为，结构对于小说的艺术具有一种“首要的重要性”，小说的结构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技巧，其本身实际上包含着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他又赋予小说的形式极大的自由：“小说的形式具有一种无人能够限定的自由，其演变将是一种永恒的惊奇”。
昆德拉对一些美学概念的解读
在《帷幕》中，昆德拉还对一些美学概念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如美、丑、崇高、悲剧性、喜剧性、抒情性、媚俗、幽默、不懂幽默的人等等。事实上，这些美学概念也常常作为关键词频繁出现在昆德拉的小说里，成为其小说独特的风貌。昆德拉说，这些美学概念之所以令其感兴趣，是因为这些美学概念都是“通向存在之谜的佳径”。由于这部分内容在随笔集中占了相当可观的篇幅，同时也是昆德拉小说美学思想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在此列举一二，以飨读者。
“抒情性”是昆德拉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在《帷幕》中，昆德拉以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为例分析了“抒情性”这一美学概念。小说中的人物乌尔里希与一对夫妇之间有着无法消除的不和，其原因仅仅因为他与这对夫妇的“抒情性”相抵触。昆德拉对于“抒情性”有着同样强烈的抵触情绪。在《小说的艺术》中，他把“抒情性”定义为一种痴醉，一种自以为可以很快跟世界融为一体的痴醉；认为“抒情性”意味着消弭个性，意味着将个体的“人”转化为“众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同化。在《帷幕》中，昆德拉进一步强调这一观点。他断言小说家诞生于“抒情世界的废墟之上”；他甚至推断，福楼拜正是在褪去了“抒情之蛹”之后，才创作出《包法利夫人》这样的佳作。
“幽默”是昆德拉小说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在他看来，幽默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伟大发明——应归功于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是小说的艺术不可缺少的一种品质。通过对《堂吉诃德》中某些场景的分析，昆德拉指出，与中世纪那些滑稽剧相比，塞万提斯给予的“喜剧性”要细腻得多、珍贵得多，因为塞万提斯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模棱两可性、事物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小说中的“幽默”并不仅仅是在某个瞬间博人一笑，它更代表了一种智慧，“它那审慎的光照亮了生命的整道风景”。
在分析“媚俗与粗俗”这对美学概念时，他先从词源学角度对二者进行考察。“媚俗”一词19世纪中叶出现于慕尼黑，用来表示浪漫主义时期矫揉造作、令人作呕的一些艺术作品；“粗俗”来自拉丁语“民众（vulgus）”一词，含有“民众喜爱的，便是粗俗的”之意。昆德拉指出，“粗俗”所表现出的某种“非诗性的、喜剧性的”一面是小说的艺术所不可缺少的，而“媚俗”只是“在现实之上覆盖玫瑰色纱巾”、“出于激动状态中的心灵不知羞耻的展示”，只是“洒过香水的面包”。他批评法国一些所谓的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对“粗俗”的指责极其严厉，却对“媚俗”缺少足够的敏感。昆德拉用不无讽刺的口吻说，“一位民主人士，一名左翼人士，一个人权斗士不得不热爱民众，但他却可以自由地、高高在上地在一切他认为粗俗的方面鄙视民众。”
结语
作为一名举世闻名的小说家，昆德拉在小说理论方面的践行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还是《帷幕》，出版后都赢得了广泛好评。但是正如昆德拉本人所说，他并不是小说理论家，他对构建一个庞大严密的理论体系丝毫不感兴趣，他只是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去进行理论思考。而他对于“理论思考”的全部的野心仅仅在于“小心翼翼地保护他自己的语言，对学者的套话避如蛇蝎”。值得一提的是，昆德拉在《帷幕》中再次表达了对塞万提斯的无比敬意。在《小说的艺术》中，他宣称自己唯一可以归依的就是“塞万提斯的遗产”；在《帷幕》中，他又一次赋予塞万提斯以某种新的隐喻，称他那“撕裂预先阐释的帷幕”的“破坏性举动”是小说艺术的身份标记，而这一隐喻的意义也正是《帷幕》这部随笔集的核心之所在。
（解华：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士生，邮编：210093；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241000）
译写：一种翻译的新尝试
蔡骏
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AmyTan）的新作《沉没之鱼》（SavingFishfromDrowning）中文版甫一面世，就在翻译界和出版界引起轩然大波。由于该书是由蔡骏“译写”，故而引发了各方争论。“翻译”从来就是不完美的艺术，对于哪怕是一篇百字短文，一千个译者也会有一千个译本。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翻译问题，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这里刊登两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岁末，本刊在上海与蔡骏先生的一次简单的访谈，另一篇是肖毛先生对“译写”这一现象的探究。而译文的高下，或许由读者与时间来评判更为合适。
——编者按
《沉没之鱼》的译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谭恩美的作品在国内有若干译本。你认为与它们相比，译写的优势或不足在哪里？
译写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语言文字方面。此外，目前的中文书名是我拟定的。除了出版社要求必须修改的部分以外，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以及作品精神，都还是忠于原著的。我觉得这种方式是全新的，比之过去传统的翻译出版方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翻译腔”，让小说的语言更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若说不足的话，就是不可能与原著百分之百相同，但这是任何翻译都不可避免的。
你自己创作了许多心理悬疑小说。与创作相比，译写是难是易？这样“为他人作嫁衣”，你是什么心情？
从创作的角度而言，当然是要比自己的独立创作容易许多。但从语言文字等细节角度来说，其难度甚至要超过个人的独立创作。因为你要反复揣摩基础翻译稿，要把整部小说的精神、风格和内容完全吃透，既要满足语言通俗易懂的要求，又要有一定的文学性，又不能脱离原著的故事，还是有很大难度的。这次《沉没之鱼》的译写，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整个出版界都是一次尝试。就像创作本身也需要克制，这种译写就更应该谨慎。而且，将来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也很难说。
在译写之前，你读过谭的作品吗？你如何评价谭的作品？
在出版商与我商谈译写事宜之前，我看过《喜福会》的电影，也看过关于谭恩美的一些评论和介绍。在确定接手译写之后，我又读了谭恩美过去在中国出版过的一些作品。感觉这是一位非常细腻、语言丰富多彩、擅长细节与心理描写的女性作家，对于美国华人家庭的刻画很深入。但作者本人是从美国主流社会的角度出发的，她的视角与我们想象中的华人作家不同。谭恩美就是一个美国作家，她的血统和家庭是中国的，但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完全是美国的。《沉没之鱼》不同于她以往的作品，首先作品的空间从美国搬到了亚洲，作品的人物不再是中国的家庭，而是以美国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旅游团。其次故事情节也脱离了以往的温情和母女关系，主要表现旅行团的奇遇，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误会和冲突。但在作品中含有一条暗线，还是部分体现了作者的母女情怀的。
对自己的“译写”有多大把握，译写之后，是否满意？对于你们的合作，你认为有何价值？
因为是全新的方式，所以之前没有多少把握。但译写完成之后，自己感觉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感觉自己已完全融入了作品，我能体会到作品中人物的心灵，体会到作者的种种睿智和机敏，有一股情绪通过作品与我结合在一起。我可能是除了谭恩美本人之外，对这部作品体会最深的人。至少在中文版里含有我生命的一部分。
“译写”引起的评论声音比较多，有出版商认为“译写”是一种商业炒作，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认为是商业炒作，因为所有争议的消息都来自于反对者，而不是出版商自己发出的挑衅。而绝大多数反对者，他们自己并没有看过本书，无论是中文本还是英文本，我觉得至少应该看完小说以后才有发言权。而看过小说全文的朋友和评论者们，大多数还是对《沉没之鱼》表示认可的，认为中文本无论故事还是语言都是不错的。
对于“译写”您在以前的采访中也曾表示，这种翻译方式没有做过尝试，那么这次为什么会选择了接受这样一种新的“尝试”？对于“译写”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论在事先是否有所预料？
任何新的形式都会引起争议，此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之所以要进行这种尝试，首先是因为目前翻译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精华的损失，造成大部分的翻译书阅读困难。有很多适合大众阅读的优秀国外小说，翻译成中文以后都变成了小众图书。谭恩美作为美国著名的华裔作家，其作品的水平自不待言，但她在中国的知名度始终不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的现象。我希望通过这次尝试，能够让本书的阅读更加通顺，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认识谭恩美及其作品，我相信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沉没之鱼》的作者谭恩美女士表示，她能认同“译写”这样的翻译方式，但同时也在存疑：她的思考能留下多少？在您看来，您的译写与原书的基调是否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持？您的“译写”主要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变？
我的工作是根据基础翻译稿，对中文文本进行语言上的调整和润色。因为很多翻译过来的文字，会有很浓郁的“翻译腔”，极不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我会根据自己的个人风格，将小说语言变得更为通顺，最大限度降低阅读障碍，让普通读者也可以轻松地阅读。而至于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人物脉络，我基本上并没有做改动（除了出版社要求必须修改的以外）。谭恩美在原著中体现的思想和情绪，我也完全保留在中文本内。
现在有这样的说法，认为找您来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