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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起身去看酒吧里挂的画。
“那不是也很好？”苏丝黄想了想，问道。
“假如你每天跑一次马拉松，你就会没有力气工作。”
“你可以短跑。”
“我忘记了终点在哪里。”
“这样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苏丝黄说。如果气功和道教那么有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补药广告？
“我听朋友说过类似情况。”彼得说，“我的一个女同学有一次说起她的前男友：‘他老是没完没了，最后我烦透了，就把他甩了’。”
史蒂夫登时脸色煞白。
苏丝黄无限同情地看着这两个男人，这时李延归座，神色烦躁。他们短聊片刻就散伙了。
晚上，苏丝黄打电话给闪闪：“你说，女人到底喜不喜欢没完没了？”
闪闪刚刚为做晚报特刊连熬了三夜，她虚弱地回答：“家庭妇女大概喜欢，或者是职业妇女度长假的时候。”
“我在想，为什么男人要为这些东西焦虑？”苏丝黄问，“我们在一起却讨论感情？”
“也许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可以安全衡量的只有尺寸和时间。”闪闪说，“他们不想谈论情诗，那比床上马拉松还费劲。”
“你喜欢情诗？”苏丝黄问。
“我想起一个北大校园诗人的诗：你要抒情你便抒情，我肚子饿了我要吃大饼。他们要焦虑他们就焦虑，我累得要死我要睡觉。”
说完，闪闪挂上电话，带着纯净的心睡觉去了。
…
2005年9月18日月朦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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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夜，世界末日般的灰蒙蒙天气，千万汽车的尾气直冲云霄，覆盖整个城市上空，好比《东京陷落》里头的大难日。据说日本人已经发明了可以背在背上的直升飞机，如果市政府允许的话，不知有多少人会买了飞向沙漠欣赏月色，在天空里造成交通堵塞。
同时“守活寡”的苏丝黄和闪闪（两个的男朋友都出远门去了）找了个有平台的餐馆吃饭，希望老天能开眼，偶尔秀一点月光，假装来点“千里共婵娟”的气氛。
苏丝黄小时候爱看法国浪漫主义小说，最近回头看，对那里面死去活来的情书迷惑不解（通常是偷情）：“啊，明月如同我心中的烈火，正在将我焚烧殆尽……”这样子的情书可以写上十年八年，还是没有成炭，而且并不上床。
苏丝黄问自己，咦，是不是老了，粗钝了，越来越不领会微妙的、节制的情感。但是北京让人怎么浪漫得起来？光秃秃的，仅存的几颗参天大树正在被砍光——楼盘开发商买了地，第一件事就是砍树，好像和树有深仇大恨似的。草地是不让人坐的，路是只给车子走的——连人行道都是。酒吧里喝一杯酒的时间都不能太长，不然就要遭受侍应生的白眼。什么都是赤裸裸的，除了月亮以外。
吃着吃着，苏丝黄忽然笑起来，她想起大学里有个好友，和一位名校理科生谈恋爱。有一天，女友抱怨男朋友不解风花雪月，男朋友定神片刻，忽然指着天上的月亮对女友说（用的是李双江的嗓音和姿态）：“XX同学，请看！这天上的月亮，是多么的亮啊！”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北京晴空朗朗。现在抬头看去，只有一小团脏兮兮的棉花，就算这团小棉花，也不能和忙碌的伴侣共享。真正是月朦胧，鸟朦胧。
“不明白为什么，不管哪个国家的浪漫主义，总是和月亮过不去。”闪闪说，“就好像不管哪个国家骂人，都要和猪过不去。”
正在闲扯，忽然两人的手机先后响起来。苏丝黄拿起手机说：“嗳！”闪闪说：“帅哥！”都是男朋友问候的电话——如今朋友问候都是发短信，而且短信都是群发，连友谊的温暖都得批发，顾得量，顾不上质了，谁让咱们国家人多呢。
打完电话，闪闪说：“今年中秋，编辑们忙坏了。”就是，圆明园搞法兰西之夜中秋晚会，一百多个城市拉警报，德国人在排队选总理。多热闹。
但是热闹到底好像不关每个人的事。苏丝黄抬头看去，一排排桌子旁边，坐着三三两两相互打量的人。这年头，中秋节也都不在家里待着了。管它什么节日，都得出门来找归属感，虽说到底还是自由的人生，有浪漫的余地，但有时看着也怪可怜的。现在在曼哈顿和伦敦，据说是50％的人口都是单身，再过几十年，北京也有赶英超美的资本了。
闪闪说起自己的一个新同事，昨天和她一起吃月饼，是在美国待过几年的，张口就说：“吃不惯月饼了，美国人都不喜欢吃月饼……”
“靠。”苏丝黄说，“我过够节了，回家看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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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28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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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作家乌伯托·艾柯说，判断情色电影的标准就是，如果从A点到B点的距离长得让你难以忍受，那它就是一部情色片。
也就是说，准备阶段的长度决定了情色片的性质，摩擦的长度与之无关。
在寒冷的、不宜出行的冬季，苏丝黄和闪闪讨论各国毛片的差异。
香港毛片：不知是否是文化传统的关系，香港毛片导演塑造的人物千篇一律，女性全都不会用嘴说话（用鼻子），男性在表达欲望时就那两个词，笑起来仿佛都被掐住喉咙——不知他们为什么认为这样发音的方式尤其性感。除此之外，演员大多缺乏锻炼，身体乏善可陈。
日本的就更奇怪，女性永远像一堆只有生理反应、不能正常动作的肉。女性的服从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有些日本的情色片里，即便是强暴，也是有足够准备的。施暴者到处拨弄来拨弄去，绝望地寻找关键点，以便在最后让大自然证明它的力量——证据就是被施暴者愉快的尖叫和液体。
当然，没有比美国的毛片更差、更没有想象力的了：女性的愉快根本可以忽略不计，绝对服从没有任何回报，只需进入三个管道（有时一个，有时几个），进行长跑般漫长的、单调的摩擦，演员和导演的任务就完成了。观看这种片子10分钟，一个有正常性生活的成年人难免不会哈欠连天。
在比较好的传统法国片情色里，通常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对女性之美的赞叹，但是现在在美国文化的冲击下，连这个也渐渐省了。脱衣服这个非常性感的过程也省了。从相遇到长跑式摩擦只需3分钟，摩擦57分钟。
“即使是欲望也需要被说服。”苏丝黄说，“如果一部片子不能说服我，我就会毫无反应。”
“那是你！”向来和苏丝黄文化精英主义作对的闪闪说，“想想我国下一代那些可能找不到老婆的男人！”没有人知道该拿我国面临的巨大的男女比例失衡怎么办，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试行一妻多夫制，或者进口新娘。单靠打击黄色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闪闪认为，生殖器和大脑间时有沟通，有时两者沟通频繁；有时生殖器拒绝沟通——它自己决定该干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最单调的摩擦场景也能对很多人起作用。
毛片的市场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荷尔蒙水平、文化禁忌、社会性别组成失衡度和性生活糟糕程度，等等。这几项指标越高，毛片的市场越大，因为它们是阻断生殖器和大脑间沟通的最有效因素。
苏丝黄提起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一部犯罪小说。小说里的主角侦探走进一家三级电影院，然后对读者说：“我的生殖器认为，这是一部非常糟糕的色情电影。”
闪闪嘿嘿一笑，她满脑子都是社会新闻版里那些生殖器和大脑沟通失败的例子。不过她决定不要和苏丝黄辩论，因为谁的生活也替代不了另一个人的生活，生殖器的状态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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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4日偶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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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姆·汉克斯的电影《幸福终点站》里，汉克斯迷上了一位空姐，朋友警告他：“她们成天飞来飞去，时差颠倒，内分泌失调，那方面要求很强的！”
苏丝黄记得，以前中学时期好多漂亮女同学的理想都是做空中小姐。空姐大概是继世界小姐之后最受欢迎的集体性偶像了，有世界性的品牌效应，这究竟是为什么，苏丝黄始终没彻底弄明白，因为大多数空姐其实并不十分漂亮。不就是份工作嘛，在几万米的高空推小餐车和在地上推小餐车根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待遇好一些，接待的顾客档次比较高——但是随着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连这个都不能保证了。如果你坐上国航的欧洲航班，你身边那个男士两天没洗头的几率已经比10年前高出不止10倍。
在苏丝黄见过的空姐里面，容貌身材平均质量最低的是欧洲的航空公司，基本上没有底线，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平均气质。平均质量最高的来自新加坡航空公司，不过，那些盈盈一握的小蛮腰都是制服里头的硬腰带箍出来的，生生把位于中段的内脏挤到上面或者下面，看着都受罪。
但是做个集体性偶像是不容易的，除了忍受小说电影里的坏谣言（汉克斯迷上的空姐后来又把他给甩了），还要忍受整个飞机里热火朝天、不怀好意的目光。
因为这种偶像身份，空姐们还需要有经验对付各种情况，斗智斗勇，除了要和潜在的恐怖分子斗，还要和世界各地的色狼流氓斗，要能用本国语言和英文斗，还要有理有利有节。
这些经验都是苏丝黄从一个汉莎航空公司的空姐科丽娜那里听来的。如果一个乘客对空姐竖起中指说：“给我一杯冰水。”你怎么回敬他？
答案是：竖起两根中指回答“等我两分钟”。
或者，如果有些乘客实在闹腾，隔两分钟就要一次水，怎么回答他？
保持微笑：“马上回来。”与此同时腹谤：Fuckyou！
有时候空姐们想象自己不仅回击，还对不喜欢的人采取进攻策略，比如，印度航空公司的一个故事。
有个乘客上了飞机，不停地按呼叫按钮，就是没有人来。乘客找到机长质问，机长又找来空中小姐。空姐解释说：“有时候，要我来，光一根指头还不行（Sometimesittakesmorethanonefingertomakemee）！”
不过，受到考验的机会并不多。做汉莎航空公司的空姐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德国的工会太强大了，航空公司对雇员的待遇好得不得了，她们一个月只需飞行三次，其余时间在家呆着，看小散文，逛街，思考人生问题，谈情说爱，完全没有荷尔蒙过剩的问题。
工作环境也很愉快，科丽娜的男同事大多数都是同性恋，同性恋特别有语言天赋，服务也特别好，大家在一起高高兴兴的。这种优雅的偶像人生比大多数天天登台卖命的演艺界人士强多了，没有勾心斗角、仗势欺人，自然就老得慢，皮肤好，人也特别单纯，特别合适亚洲人的审美需求。
所有的浪漫故事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至于这个环境里的人是否浪漫，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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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月13日河马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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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受伤女人的故事你可能已经听得太多了，”阿兰说，“我只能讲一个受伤男人的故事。”
苏丝黄打量她的英国朋友阿兰，阿兰是个大学教授，温文尔雅，非常害羞，但是，谁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