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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讨论：“大学是干什么的？”
积淀与传承，大学的坚守精神
首先，大学教育担负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任务。这又包含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轨范化和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就拿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来说，它是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的。它建立的基础，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中国新文学的思想、文化、创作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转化、提升为知识、学术，成为一种精神资源，进入大学课堂，成为一门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形成就是将思想、文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知识，成为体系化、规范化的学术与精神资源的过程。这样的体系化、规范化的知识、学术和精神资源，作为一门课程进入课堂，就成为一种教育资源，通过教师的传授与学生的学习，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可以说，现代文学就是通过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以及大学里的我们这门学科的教学进入传统，并在民族心灵上扎根的。而同学们到大学里来，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一门门的课程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最广泛地读书，获取知识，吸取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武装自己，不仅学得专业知识，更为自己一生的精神成长打好底子，同时将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基本经验和精神传统继承与发扬下去。
大学的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传承”的功能与作用，就决定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长期以来，我们不加分析地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有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从精神发展的角度，就更是要有坚守，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其实，“保守”也就是“坚守”。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堡垒。在这个意义上，大学精神就是“坚守（保守）精神”。大学诚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即所谓远离尘嚣，保持干净、冷静与清醒：它不但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对歪风恶俗推波助澜，而且应该起到社会清洁剂、清醒剂、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期，大学的这样的坚守精神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而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失范的时代。但也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正是腐蚀着中国社会风气和教育的两大思潮。其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和恶果，就是知识的实用化（拒绝一切和实用无关的知识）和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与坚守）。
质疑与创新，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
大学的作用、功能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本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带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新的精神资源，提供新的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这是大学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大学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现实形态的同时，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一位学者所说，大学应和“现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保持本质上的张力关系，保持某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势，这才有新的创造的可能。——没有批判（质疑和否定）就不会有创造（立新、建设），而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至少说应该有一部分大学里的教授和学者自觉地处于社会、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学术的独立性、超越性、彻底性与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与创造性。大学里对学生的培养和训练，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的能力，怀疑、批判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想象力，独立创造的精神与能力。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鲁迅所说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永远的批判和创造精神”。它和前述“坚守精神”相反相成，构成了“大学精神之魂”。
应该看到，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和混乱的时代，不仅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整个中国与世界都面临着一个“价值理想，以至信仰的重建，文化重建”的任务。大学理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批判和创造功能，回应这样的历史性的要求。
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中出现了一批（当然不是全部）“做戏的虚无党”，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与虚无主义已经渗透其灵魂，他们很懂得如何配合，做各种表演，同时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一切关心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人们必须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估计。
问题更在于，它是得到知识分子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这乃是因为这样的要求，是有相应的制度保证的。这是有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的，如职称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与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的科研项目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的评奖的评定和竞争，等等。同学们都是大学中人，这其间的种种弊端，以至丑闻，都耳熟能详。最初是为获得基本生存条件，不得不入，而一旦从中获得好处，就会由无止境的利益冲动和欲望所驱动，入其中而得其乐，进而乐不思返，放弃了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批判和创造，自动、半自动地抛弃大学精神和知识分子的职责与良知。——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还会长期演下去“大学失精神”的悲剧，而许多场合已经变成闹剧了。
我们现在就大学功能与作用问题作两点小结。
在相互矛盾、补充与制约中实现大学教育的生态平衡
首先，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谈“创建第一流大学”，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第一流的大学，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的两大功能，在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文化结构里，同时担负着“学术、文化、精神的堡垒”和“新学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的双重重任的。在现代大学史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大学功能的这两个方面，总的说来，自然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互渗透，很难截然分开的。但也存在某些紧张关系。如前所说，要完成思想、文化、学术的积淀和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学术，并将其规范化和体制化；而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又是对既成的、被体制化的思想、文化、学术提出质疑与批判为前提的。这样的“规范化、体制化”和“对规范、体制的突破”的双重要求，就构成了大学与学院学术的内在紧张。大学教育实际上就是在这两者的张力中进行的，是在相互矛盾和制约、相互补充中达到某种平衡，获得比较健全的发展。事实上，大学教授是自然分为两种类型的，一些教授是学问家，对传统极其熟悉，如数家珍，虽然可能创造力有所欠缺，但能够很好地起到知识的积淀和传递的作用，这样的教授是绝对不能少的。但同时会有另一批教授，他不断对现有知识体系进行质疑，同时也试图进行新的创造，自立新说，尽管并不成熟，但却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样的教授也是不可少的。作为学生，听这两类教授的课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前者一般很有秩序，非常条理，合乎规范而有系统，有时略嫌枯燥，缺少创意；后者思想活跃，充满活力，很能引发思考，但不太规范，合理性和荒诞性并存。学生们正可以从这两类教授的相互比较与补充中，学到比一种类型、一个模式的教学更多的东西。这两类教授彼此之间有时也会互有批评，前者常说后者不严谨，没学问，后者老说前者知识陈旧，缺乏活力。其实正是说明了互补的必要。当然，校园里的教授也不都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么极端，更大量的可能是复合型的，但也都会有鲜明的个性，不同的治学方法、教学风格。我经常说，校园的林子里什么鸟都该有，不能让学生只听一种鸟鸣，这样才能保持大学里的“学术生态平衡”。
大学的两条生命线
这里，实际上已经说到了我要总结的第二点：大学要真正发挥我所说的两大功能和作用，是需要一定的前提和条件的。我们在前面谈到大学应该和社会、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和“世风流俗”保持一定距离，就已经隐含了大学所应采取的一定的超然的、独立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里的教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和个人的思想、学术追求，而绝不是他者的意志和利益，更要防止和拒绝自身成为一个利益集团。这样才能保持精神的独立。学校要有更多的独立性，学校里的校长、教师、职员、工人和学生要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使大学不可避免地体制化、官僚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衙门化”，高校里的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是最值得忧虑的。
说起“自由”，人们自然要想起蔡校长当年在北大所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如蔡先生自己所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学里的“第一流的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原创性与开拓性。特别是开创思想与学术的新路的初期，他们必要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正是提醒我们，大学要培育、拥有第一流的人才，必须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要能够容纳甚至鼓励思想与学术的异端。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有创造力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委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