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木不仁了。你却要把他唤醒，让他的神经重新变得敏锐起来，他于是痛苦万分。但你又找不到改变的道路和力量——这正是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他们能看到问题，指出弊端，却不能解决问题。这样就陡然增加了被唤醒者的痛苦。鲁迅问：这不是有罪吗？像罗亭那样，实际上用虚构的语言和概念的世界来掩盖真实的世界。
再如果把话说的更彻底一点，那么，还有第十个问题：从根本上讲，人的思想，是能够完全地自由地用语言来表达的吗？这就说到了语言本身的局限。事实上，人的个体生命的最深切的体验和思想，是不能言说的，一说，就变味，走样了。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真正自由的思想是存在于一个沉默着的世界里的。这是人的语言的真正困惑。
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
这连续不断地十个追问，确实把“知识分子想、说、写的困惑”讲到了极致，把鲁迅对启蒙主义所制造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说与写）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神话的怀疑与诘难，作了充分的发挥。但这也是鲁迅思想的特点，到了顶点，就会有“对怀疑的怀疑”。因此，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又归结为鲁迅的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才构成了鲁迅思想的真正特色。”也就是说，鲁迅虽然对启蒙主义提出了许多质疑，但他仍然坚持了启蒙主义。这就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
我的文章写好了，并没有在国内发表，而是先在韩国做报告。韩国的朋友听了很震惊，和我同时去开会的王富仁先生却在私下把我说了一顿。他说：“老钱，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讲得非常精彩，你最后也没有否定启蒙主义，但你何必这么说呢？现在，在国内，启蒙主义正受到非难，坚持启蒙主义的人也不多了，你可不能后退啊。无论启蒙主义有多大问题，你可要坚持下去啊！”他这番掏心窝子的话，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我这个人，我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已经渗透到血液里了，我不可能根本放弃理想主义、启蒙主义。但我不能不面对现实，面对启蒙主义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要彻底地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五四”时有这个梦，八十年代我们也有这个梦，以为启蒙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现在，这个梦必须被打破，启蒙不是万能的，启蒙是极其极其有限的。但是它又不是没有作用的，也就是说要把启蒙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打破启蒙万能的梦不等于不要坚持启蒙，只有先打破这个梦，坚持启蒙才有意义，否则所有的坚持都是虚幻的，是一种自欺欺人。我们必须打破它，重新建立一种启蒙的意识。只有首先质疑启蒙，然后才能坚持启蒙。质疑启蒙不仅要看到启蒙的危险性，它可能导致专制主义，而且还有看到启蒙的有限性，甚至是极端的有限性。我们需要的，是看到自己的陷阱和局限的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有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因而也是坚定的启蒙主义。后来我又把它概括为“既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这也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经过这一番反思以后，一直坚持至今的一个基本立场。
九十年代以后的新问题：
民族精神、道德的危机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直至今还要坚持启蒙主义呢？这就涉及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在我看来，人性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一个社会是引导人性向善的方面发展，还是诱导人性向恶的方面发展？文革就是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使其恶性发展。文革对人的毒害，主要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诱发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性。文革中许多群众暴力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各地对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及其子女残酷打击，还有大规模的武斗，不同意见的群众相互残杀。一方面，进行所谓理想主义的教育，把年轻人都训练成极端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又进行阶级仇恨教育，培育“夺过鞭子揍敌人”的“阶级感情”，把年轻人训练成狂热的“阶级斗争的战士”。文革一开始，就把学校里的校长、老师，都宣布为敌人。这回堂吉诃德面对的不是风车，而是“十恶不赦的妖魔”，他（她）们怎么不会挥舞着铁戈、长矛刺杀过去，致“敌”于死命？这对中国国民性的伤害是十分巨大惨烈的。
最近二十年，把人的欲望不加限制地诱发出来。欲望的魔一旦被放出来，也很可怕，人们越来越多疯狂追求私欲，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不断，无情的利益争夺变得你死我活。
我经常在想，一个不知道爱、不知道怕的民族太可怕了。一个社会常靠两个东西维系：“爱”之外就是“怕”。小时候，老一辈的人常说，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做坏事，将来要遭报应，这是粗俗的宗教观念，却无形中维护了社会道德的一个底线。举例说，也许假冒伪劣产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假冒伪劣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能伤害人的生命。我买的这件衣服是假货，穿了没有几天就破了，这当然坏，但不会因此让我丧命。这就是底线，超过线就是“伤天害理”，为社会所不能容忍，这都是约定俗成的，即所谓“盗亦有道”，做坏事也是有规矩，有约束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底线被突破了。那么多的让人丧命的假药假酒，那么多的让农民颗粒无收的假种子，什么事都敢干，没有任何约束。我们经常用“无所畏惧”这个词来赞扬人，但我想，如果整个民族都无所畏惧，这就病入膏肓了。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破了，那么这个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想这个道理大家是都知道的。
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民族精神危机，民族道德的危机，人心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是当下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纠正，恢复元气，引上正道，是很难很难的，而且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这是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其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迫切性，其影响的深远，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我甚至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对后代子孙所负欠的最大的债，如果我们不及早偿还，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鲁迅全集》卷11，页32。在我看来，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是有现实意义的，它昭示了启蒙主义的新的迫切性。很多朋友都热衷于中国制度的变革和建设，这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迫切任务。但如果仅有单一的制度变革、建设，没有相应的国民性的改造，就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偶感》，《鲁迅全集》卷5，页506。
新的教育启蒙
这里就说到了：我们不但要打破启蒙万能的梦想，还要打破制度万能的梦想。现在有一种“制度崇拜”，以为只要引入某个外来的制度，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一个梦。知识分子不能不断地制造梦，既骗自己又骗老百姓，自欺欺人又害别人。我的观点是：启蒙主义需要，制度改革、建设也需要，它们都起着有效而又有限的作用，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合力的作用。而具体到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主客观的条件，去做力所能及的有限的工作。对于我这样的教师、学者，我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启蒙的工作。如前所说，这是对中国启蒙主义反省之后的坚守。
最近这几年来，我热衷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就是这样的重新进行教育启蒙的自觉努力，即所谓“从娃娃抓起”，是着眼于民族精神的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的。但真正实行起来，却是意想不到的艰难。
我曾收到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中学语文老师的信，他在信中对我的中学教育启蒙比较担心。他说：“孔庆东先生提醒您小心被人利用，而利用您的却恰恰是台下为您鼓掌的那些人。对此我有相似的看法。我知道您的课很受欢迎，您的著作都是畅销书。但您的演讲和著作在您的听众和读者心中，所引起的并非都是一种痛感的共鸣，不是唤起他们心中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而是一种快感的消遣。社会中，所谓不得志者大有人在。由于水平和资历都不够，他们很难获得一吐为快的机会，于是就只得从您的言语（作品）中去一听（一睹）为快。这只是一个‘看客的群体’，说不定哪天您就成了示众的材料。”他接着谈到了作为中学教师的自己：“事情有大有小，但道理却往往是相通的。我站在讲台上，我的处境如您在北大的尴尬一样，我们都成了不谙世故的孩子，成了‘做戏的虚无党’们台上供人玩笑的戏子！在我们把他们看得需要开化的观众的时候，他们却将我们置于疯子队列的前沿。当然，我这么说也只是针对效果而言，从本质上讲，您的读者（听众）群体和我的学生都不乏心灵的善良，然而他们可能对我们产生喜爱和尊重，但很少会在理智上接纳和认可我们，可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行动。”他讲的这些，我心里都明白，但这位年轻的老师用这样明确的语言点破，却使人震撼。于是，我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你说我们的听众、读者、学生本性都是善良的，他们现在成了看客，对我们的拒绝，是社会教育的结果。现实生活的逻辑比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思想文化的逻辑有力得多：这几乎是一切信奉教育至上的理想主义者共同的悲剧。因此，当我们直面自己的尴尬处境的时候，就应该对教育理想主义进行某种质疑，要充分地看到教育本身的局限。中国面临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改造，离开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单向的教育改革是很难奏效的。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个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更是微弱，几乎是不能心存什么希望的。因此，我们认真地教学，首先是为自己，是从自己的职业道德出发，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是只顾耕耘而无法预计效果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反抗绝望，‘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从另一面说，我们又要坚守岗位，不要完全放弃理想，为自己寻求某种价值与意义。刚好我正在为《新语文读本》作最后的审读。其中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片段。小说主人公在早夭的同学的墓前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来的回忆，是世上最崇高、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我们以后也许会成为恶人，甚至无力克制自己去做坏事……也许正是这一个回忆，会阻止他做出更大的坏事。’我想，作为一个教师，或者说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而且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成为我们的学生儿童时代‘一个美好的回忆’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尽管他们以后在现实生活影响下，会走上不同的道路，即使走向歧途，童年时代的美好、神圣的记忆却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