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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提示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关注底层人民，特别是他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应该反映他们的疾苦，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就仅此而已，你不能代替他们。你既不能居高临下地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你也不能以代言人的姿态出现，你只是一个朋友，一个真诚的朋友，你的责任是帮助他们认识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要解决问题还要靠他自己。
一个小结：真的知识阶级
最后，我还想向诸位介绍一篇鲁迅的文章：《关于知识阶级》，他讲了几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几乎可以作为我们这一讲讨论的总结。
他首先说：“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引导诸君？”——这是讨论问题的前提：认定知识分子不是“引导者”，既不是学生的引导者，也不是人民的引导者，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共同面对中国的问题，自己的问题，一起进行探讨和实践。
他接着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特殊国情：一方面，总是有人在“骂知识阶级”，“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厉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为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始终存在着否定知识、否定文化、否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暗流，随时可能泛起；另一方面，中国独尊儒家的传统，又使得“儒生”（即儒家知识分子）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知识分子中很容易产生“国师情结”。忽而“知识（知识分子）有罪”，忽而“知识（知识分子）救世”：正是这两个极端的摆动，造成了“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问题上，近一个世纪的摇摆，这都是由中国这样的国情所决定的。
鲁迅又尖锐地指出，中国和俄国等欧洲国家不一样：中国少有“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的解释是：“欧洲人虽出身贫苦，也能做文章；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学，中国文字却不容易写了。”他说，中国的“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容易脱离中国的平民百姓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鲁迅接着谈到了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危机。他说，俄国知识分子确实“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痛苦告诉大众”，“因为他们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但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也有危险，因为他们为平民说话，平民欢迎他们，他们的地位就升高了，从而脱离了平民，“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他们“不但不同情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这是一个深刻的观察。其实中国也出现了不少平民出身但反过来压迫平民的官僚知识分子。他们来自底层，所以想拼命往上爬，有于连情结。他们也自有逻辑：中国没有权力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要争取权力来为家乡父老做好事。开始这可能是一个善良动机，但爬的过程中就变了，爬上去之后刚开始可能为父老乡亲做了一点好事，但做着做着自己就忘了，“以至变成平民的敌人”了。在现实社会里，这样的悲剧发生的太多太多了。许多大贪污犯都是平民出身，他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历程。因此来自平民不等于就能成为“平民知识分子”，真正为平民说话。
鲁迅正是根据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的分析，和对俄国知识分子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核心有两条：永远站在平民一边，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鲁迅指出，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是必然要和“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3—227。这两者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相互支持的：因为坚持自己的彼岸理想，永远不满足现状，就永远站在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平民这一边，因为站在弱势的平民群体立场上，自然就对社会保持永远的批判态度。
也还是鲁迅说得好：“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些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鲁迅全集》卷6，页104—105。
我想，我们也可以用鲁迅这段话来结束我们这一讲。
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上次我们着重讨论了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的问题。讨论中涉及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应当怎么看待和认识启蒙主义。今天我就着重谈这样一个问题。
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和九十年代初的反思
大家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是一个启蒙主义的时代。中国启蒙主义有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启蒙主义；一个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而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呼应，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核心口号就是“回到‘五四’那里去”。我们上次讲课时讲到文革后期已经孕育着或者说呼唤着这样一个启蒙主义时代的到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任何一个蒙昧时代结束以后，都会有一个启蒙的时代，这个我不想多说。问题是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就有对启蒙主义的反思。我自己应该说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也对启蒙主义有一个反省。这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启蒙主义可能包含了什么危险或陷阱？启蒙主义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这样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我1992年所写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的东移》这本书里面。其中特别是对《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形象有个再阐释，即在九十年代初期对启蒙主义反省的背景下重新来看俄国文学中的罗亭这个人物形象。参看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七章，页124—133，151—15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116—125，141—146。以下有关《罗亭》的分析的引文皆出于此。
罗亭：启蒙者的魅力
我的回顾与反思
我们这代人是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罗亭曾经是我们青年时期崇拜的英雄。在讨论知识分子堂吉诃德气质和哈姆莱特气质的问题时，自然会注意到罗亭显然有一种浓厚的堂吉诃德气质。小说中在罗亭出场前，人们就这样议论他：“真是口若悬河，会把你淹没的”；而他一出场，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刻钟之后，客厅里就只能听见他的声音，大家都挤成一圈，将他团团围住。”这正是启蒙主义者的罗亭：“词句是左右逢源地、自由自在地流到他唇边的，每一个字都好像是径直从他的灵魂深处喷涌出来，燃烧着全部信仰的火焰。罗亭掌握着一种几乎是最高的秘密——辩才的音乐。他知道怎样去挑起一条心弦，而使其余一切的弦全部轰鸣起来，颤动起来”，“罗亭的一切思想似乎都投向了未来；这使他的思想显得热情奔放，朝气蓬勃”，“他站在窗边，也并不一定望着什么人，只顾谈着”，“也许有的听众并不确切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但他们的胸臆为之掀动，好像有什么帷幕就在他们面前揭开，有什么光辉就在他们眼前闪耀”。而罗亭本人“在普遍的同情和注意的鼓舞之下，在青年女性的接近和夜的美丽的激发之下，他不禁情感洋溢，达到了雄辩的高潮，诗的极致——凭他说话的声音，恳切而且温柔，就增加了语言的魅力；好像有什么崇高的魔力，从他唇边流吐出来，连同他自己也吃惊了……”
这是一段极其形象的对启蒙者的魅力的描述。这首先是语言的魅力，罗亭的言说竟能产生如此的迷惑力、感化力、煽动力，这确实是惊人的，甚至可以称之为“语言的魔力”。而语言的魅力、魔力，只是一个外观形态，隐藏其后的是信仰的火焰，是思想的丰富，是一切从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自然真挚的情感和人格的魅力。可以说，这是思想、信仰的魅力、魔力，与情感、人格的魅力、魔力，和语言自身的魅力、魔力三者的结合。我们知道，内在的思想及相关的信仰、人格、情感与外在的语言，这是知识分子的存在形态，可以说罗亭这样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把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同时罗亭也把人的内在精神和灵性全部发挥出来。按照“五四”的说法，人本身是兽性和神性的统一，而人的灵性就是一种神性，自然有其神秘的、不可言说的方面，称之为魅力和魔力，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罗亭这样的启蒙主义者是非常容易被英雄化和神圣化的，特别容易成为人们尤其是女性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启蒙者从“英雄”向“戏子”的转化
小说中就写到了一位以赶时髦为天职的贵妇人，听罗亭讲话逐渐成为她生活中的必需，如果不听罗亭讲话她就觉得耳中缺了点什么。而且后来又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转移，她开始听罗亭讲话，是被他的语言背后所显示的信仰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所吸引，但听到最后就变成单纯的语言的迷恋，不再关注他讲什么，就听他的语言本身。这就发生了一个很微妙、很重要的转移，转向了对语言本身的迷恋，进而发展成自身对语言的炫耀，她就会对别人说我听罗亭怎么怎么说了。这是一个过程：由对信仰的迷恋、人格的迷恋转向纯粹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