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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４９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１０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４９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从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
“同志们！我以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以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
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
第十七章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陈云早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１９５６年６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９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１９５６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１９５６年初，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第十八章 “反反冒进”主要针对陈云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１９５７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
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２２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５６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在南宁，１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１月１７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第十九章 离右派“五十米远”
此后不久，１９５８年２月２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１９５６年是冒进，右派攻击１９５６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