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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陈云的大字报要算是很少很少。
在笔者看来，陈云遭到的批判不多，究其原因有几个：一是陈云出身工人，没有“剥削阶级”之类“根源”可挖；二是陈云从未被捕，也就不存在“叛徒”之嫌；三是陈云讲话谨慎，没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辫子可抓；四是陈云生活清廉、作风正派，没有什么可供“揭发”的。
也正因为这样，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陈云还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６９年９月３０日，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盛大招待会。
在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这样提及出席者名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
这表明，陈云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虽说当时他早已“靠边”，早已有职无权。但是他的处境毕竟比刘少奇、邓小平要好得多。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一道紧急号令从苏州发出，要求全军“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那是“林副主席”从苏州发出的。
翌日，黄永胜便向全军转发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一时间，全中国处于一片紧张状态。
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曰“战备疏散”。
受到“战备疏散”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等。
其中，正在重病之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一个多月后——１１月１２日，便惨死于那里。
被“疏散”到江西的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
急急如律令。限令三天之内启程。
陈云毕竟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可以带秘书萧华光、警卫员、炊事员一起走。
陈云匆匆登上南下火车的软卧包厢，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
对于江西，陈云是非常熟悉，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当年战斗的足迹。
如今，时隔３５个春秋，他又来到江西。然而，此时此际，他却是遭贬受谪，被一阵冷风吹到此地……
陈云在滨江宾馆“闲居”了一些日子。关于他未来的去处，在幕后紧张地筹划着，终于选定了不远又不近、生活条件又还可以的地方——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不久，陈云迁往那里。
第三十章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１９７２年４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北长街７１号——他从１９４９年５月进入北平之后，一直住在那里。
陈云回到北京，此时全国正在“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即批判林彪和陈伯达。
林、陈虽已倒台，但是江青集团却日益猖狂。显而易见，陈云这样的“老右倾”，不可能跟江青这样的“左派”有共同的语言。
不过，陈云毕竟从完全“靠边”，到总算能够有点工作可做。周恩来根据陈云的特长，安排陈云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１９７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的陈云，出现在北京中山公园。跟陈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朱德、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傅作义。他们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算是公开露面。
１９７３年５月５日，陈云听取了外贸部周化民的汇报，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
１９７３年６月７日，陈云接见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作了一次谈话。
那天，陈云一开头就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这跟他在江西时“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相比，“打鱼”的时间算是多了一点。
不过，仍是时“打”时“晒”罢了。
他向两位行长提出十个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的问题，请他们在一星期或十天内收集些资料，以供研究。
陈云说：“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云还说：“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１７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２２位副委员长。
陈云出任副委员长。
不久，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病逝……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国爆发举世震惊的“十月革命”。
关于这场“十月革命”，主要的发动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
关于陈云如何支持１９７６年的那场“十月革命”，几乎鲜为人知。
第三十一章 秘密会见叶剑英
王震曾充当了叶剑英的“联络参谋”，秘密地联络了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
王震是怎样联络邓小平和陈云的呢？在《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中，作者范硕写及王震的回忆：王老回忆说：一天，我来到邓小平住处，闲谈一阵“国是”之后，小平同志突然问起叶帅的生活起居情况，问他什么时候精神比较好，我就自己所知，一一相告。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午睡，住在哪里……
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第二天，他没有经过任何通报，悄悄坐车，来到海南沿小翔凤叶帅的住处。
叶帅在酝酿对付“四人帮”的办法时，急需征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意见。他又一次叫我来。
我刚坐下，叶帅就问起我上次去陈云那里交谈的情形，我一一汇报。告诉他，陈云和他想的一样，党内要搞合法斗争。然后，他和我商量如何进一步请教陈云。
我登门拜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既然不能把那几个人弄起来，是否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
“更不可以！那样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呢？”
陈云想了想说：“让我再思考一下，等思考好了，再告诉你！”
我提议他串串门子，到小平、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这个“联络员”总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为了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方案的意见，叶剑英曾先后五次派王震到陈云家中。陈云除了表示支持之外，总是称赞叶剑英是“智多星”，能够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方案。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成了“争议中心”。
为了分析、总结粉碎“四人帮”五个多月来的工作和政治形势并部署１９７７年的工作，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２２日举行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
这次会议充满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之一，便是能否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
华国锋在会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华国锋所说的“天安门事件”，是指１９７６年清明节，首都百万群众为了纪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镇压的事件。邓小平被“四人帮”诬指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为此，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三十二章 支持邓小平复出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７日，陈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
陈云指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
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在小组会上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１９７５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
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于４月１０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及中共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种种压力下，华国锋不得不于５月３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这时，华国锋一方面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又明确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邓小平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依然尖锐。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在１９７７年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