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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害怕结合，害怕融合。那样我就再也不能独自一人了。
6，在我的妹妹们面前，尤其从前是这样，我与在其他人面前是个截然不同的人。无所畏惧、无所掩藏、强壮有力、出乎意外、激情外露，一如平日写作时那样。假如通过我的妻子的媒介我能在所有人面前都这样该多好！但那是否意味着脱离了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单身情况下我或许有朝一日可以真地抛弃我的职位。婚后这永远不可能了。
8月13日他写道：“也许一切已经结束，而我昨天的信（致F．的）是最后一封。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我将感到的痛苦，她将感到的痛苦——都不能与即将产生的共同的痛苦相比。我将慢慢地恢复，她将结婚，这是活的出路中唯一的一条。我们俩不能为了我们俩而在岩石中开辟一条道路，我们为此哭了一年，受尽了折磨，够了。她将从我最后的几封信中领会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一定会同她结婚，因为我太虚弱，无力抗拒她关于我们的共同幸福的见解，没本事说明，她认为有可能办到的事实际上无法实现，只要事情取决于我。”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道路。8月14日：“相反的结果来了。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我无法抗拒。我喜欢她，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但是爱情埋在恐惧和自我谴责之下凡欲窒息。”——8月18日，在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中，他告诉我，他向F．求婚了。我到特洛亚的园圃那儿去接他，然后他一路上给了我一些非常聪明练达的、积极的建议，以打消我当时堆积起来的忧虑。后来他终于谈到他自己的事，但不再那么信心十足了。我在日记里记录了此事。“弗兰茨谈他的婚姻。他求婚了。他的不幸。不成功便成仁。他的依据是完全通过感觉提出的，不加剖析，也不存在剖析的可能性和需求。复杂的局面，使我煞费脑筋。他谈到拉德柯维奇，那里的婚后妇女性欲爆炸，在孩子们面前，也在怀着胎儿时，笼罩着一切。——他建议彻底与世隔绝。”——同样的绝望情绪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表达了出来。8月15日：“天亮前床上的痛苦。从跳窗中看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母亲走到床前，问我那封信是否发出了，信的内容是否依旧。我说，内容依旧，只是更尖锐了。我说，反正地不理解我，而且不仅仅在这件事情上。后来她问我，是否给阿尔夫雷德舅舅写封信，他应该收到我的信。我问道，为什么他应该。他打来电报，他写信来，他对你这么好。‘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说，‘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完全误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同他不相干。’‘这么说来谁也不理解你，’母亲说，‘我可能对你也是陌生的，父亲也是。我们大家都只想害你。’‘当然罗，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只有血缘存在着，但它没有表示。你们当然不会想要害我。’
“通过这事和其他一些自我观察，我被引到这个看法上：我内心的肯定和确信与日俱增，于是可能性出现了，我在一场婚姻中可以挺过一切，甚至它会导致有利于我的内心肯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种信念，我一定程度上说在窗柜上已经抓住了它。”
“我将疯狂地致力于与一切人隔绝。与一切人为仇，不同任何人说话……，
他读基克加德的言论集《法官的书》。他发现了基克加德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的相似。
1913年9月他避往利瓦哈同根疗养院。“对一次蜜月旅行的想象令我惊恐万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经历了与那个瑞典姑娘的奇特插曲。她的情况始终不明。“一切都抵制将它写下来的想法。想到一句不提她是她的要求（我严格地、几乎毫不费力地恪守着），我便心安理得了。”以后有这几句话：“太迟了。悲伤的甜美和爱情的甜美。舟中她对着我微笑。这是最美的瞬间。欲死欲仙，这就是爱情。”
11月在布拉格出现了“F．的一个使者”，她的一个女友，这入后来在他们的关系中扮演着暧昧不明的角色。——那时我正非常不合时宜地以我的向犹太复国主义“集体靠拢教育”折磨着他。这是我们的友谊关系中唯—一次短暂的阴暗时期，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前天晚上去马克斯处。他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对我来说已经经常如此，而现在我对他来说也是这样了。”不久后又发出了这样的宣言（后来通过事实和作品取消了）；“我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同我自己几乎都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应该满足于能够呼吸，安静地蜷缩一个角落里。”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小说开端、轮廓。一切似乎都处于神秘的发酵状态。这里有一段重要的笔记，它清楚地表明了他料理和创造精神财富的一个根源，离开充斥着自我分析的篇章（这种自我分析也啃啮着他的结婚计划），进入小说、虚构文学领域。我恨诸如下述的积极的自我观察、灵魂阐释：昨天我那样，所以那样，今天我这样，所以……这是不真实的，不是所以也不是所以，因此也不是这样和那样。默默忍受着，不匆忙下结论，这样生活是必要的，可不必像狗一样到处乱窜。
下一年（1914）出现了与F．关系的一次危机。她不想再理他了。4月5日他写道：“假如有可能到柏林去，自立，一一天地度日，也包括饿肚子，但可以让他的力量充分涌流，而不必在此节省，或朝着一无所得走去，那该多好！假如F．愿意这样，愿意支持我该多好！”他想到柏林去当记者，当自由职业作家。——5月底或6月初，正式订婚议式在柏林举行。他在布拉格租了一套房间。
在不祥之兆下结成的婚约关系（“像一个犯人一样被捆住了手脚等等”），7月底便已破裂，同样是在柏林。“旅馆里的法院”，他记载着。据他告诉我，那是在安哈特火车站旁的“阿斯坝宫廷”旅馆。在决定性的宣布发表时除F．外还有她的女友在场。然后是父母那儿的情景。“母亲零星的泪花。我宣告这次教训到此结束。父亲从各方面正确地理解它。为了我的缘故从马尔默连夜赶来，穿着衬衫坐着。他们同意我的态度，没有任何或没有多少可谴责我的。无辜而形同魔鬼。”在这些震撼灵魂的场合，卡夫卡总是不断向自己提出良心问题（“不得不承受和制造这种磨难。”），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找到解除婚约后马上产生的两部伟大新作的根源，这错不了。9月他给我朗读了《诉讼》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11月给我朗读了《在流刑营》。作家自我惩罚的文献，幻化出的赎罪行动。长篇小说《诉讼》的主人公K．做了些什么，没有交待。根据普通的尺度，他是无辜的。他“无可非难之处或无可厚非”。但他“无辜而形同魔鬼”。不知怎么的，他总是不能充分达到正确的生活的规则。一个神秘的法庭要求他说明问题，最终对他实行了处决。“在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夕，”最终那章中这么写着。卡夫卡开始写这部长篇还真的是三十一岁。这本书里有一位姑娘多次出现，她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在手稿中卡夫卡多半把这个形象缩写为B．小姐或F．B．，那互相间的联系这么一来就完全清楚了。结束时K，还抗拒捕役。“这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毕尔斯特纳小姐，她从一条比广场低的街道沿着狭窄的梯级朝广场走上来。不能完全肯定是她，但是非常像。不过K．对那是否肯定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并不在意，只是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反抗是徒劳的。”——那出现的是毕尔斯特纳小姐亦或只是与她相像确实无关紧要。整个失败的结婚尝试都将显示出，它对卡夫卡的生活来说只是一种模式，没有具体的个人的意义，与未婚妻个人无关；这是一种模式，只有通过一种独特的女性人品才能打破，正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他同他非常钦佩的诗人恩斯特…魏斯（恩斯特…魏斯似乎通过提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柏林的事态发展）到丹麦的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玛丽亚利斯特作了一次旅游，他在那儿起草了一封给父母的很有启发性的诗，有启发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明，在有些时期，弗兰茨认为存在着职业性进行他的文学工作的可能性。这封信中有这么几段话：
我同柏林之间还未了结，因为我相信，整个这件事是为你们好也为我好（因为它们肯定是一回事）而阻止了我继续像至今这样拖延下去。你们看吧，我也许并未给你们带来真正沉重的痛苦，按理说这次解除婚约是应该会有这样的效果的，但我从远处看去做不出这种判断。但是我更谈不上给你们来持久的快乐了，请相信我，这里的原因仅仅在于，我连自己都没法使自己持久地快乐。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恰恰是你，父亲，最容易理解的，尽管你对我的愿望不能予以认可。有时你述说着，你当初的日子是多么艰苦。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我蔑视和满足的教育方法吗？你难道不认为——而且你也直截了当地说过——我过得太顺利了吗？我至今完全是在不独立的、特别惬意的条件下成长的。难道你不认为，尽管一切造成这种条件的人对我是那么仁慈、亲切，但这对我的个性来说不是毫无益处的吗？世上当然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但我不属于他们的行列。当然还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抛不开非独立性，至于这是否不属于他们的行列，不防做一些尝试。认为我做这类尝试岁数已太大的异议是不能成立的。我比表面上更年轻。使人持年轻是非独立性的唯一好处。自然也只有当非独立性结束时，这个好处才产生效益。
在办公室里我却是永远得不到这种改善的。在布拉格就干脆不行。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把我这个从根本上需要非独立性的人保留在非独立性中而造就的。一切都提供在我的附近。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我的需求。为了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立，只带来工资，我为什么不抛弃它呢？假如我离职，离开布拉格，我不必冒任何风险，而能赢得一切。不冒任何风险，是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不能引导我走向任何益处。你们有时开玩笑地把我同R．舅舅相比。但是如果我留在布拉格，我的道路与他的也就相去不远了。与他相比，我将会有更多的钱，更多兴趣，更少信仰，我将会不满足，其他区别几乎没有什么了。在布拉格以外我可以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自立的、心境平和的人，充分调动一切能力，作为优秀、真实的劳动的报酬，真正的生存意识和持续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么一个人你们也将更好些（这将不是最次要的成就。你们将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具体举动你们也许不尽相同），但你们会对他整体上感到满意，因为你们会自谓：“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这种感觉你们今天没有，说实在的。
关于计划的实施我是这么设想的：我有五千克朗。这笔钱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共处，在柏林或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