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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邮局职员度过的那些年里，我下午和晚上常埋头写我的《图科’布拉厄》，这些年头在我的记忆中已是晦暗无光，我几乎记不起什么细节了。一切都被无形的力量填入了无意识的血盆大口。也许有朝一日还会有什么浮现。留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一种直接的感觉，即对工人阶级遭遇的几乎不可理解的苦难的感觉。这种苦难抓握着所有不得不从事自己毫无兴趣的工作的人。这种苦难经由泰勒制和“流水线”更是升入了离奇的境界。这怎么能够忍受呢？也许我们只是想入非非，以为人们忍受着这种难以设想的苦难；因为实际上它超越了人的反抗力，超越了人的自卑可能性（可惜这与前一因素在此是一回事）。我完全同意那种对社会问题的设想，那种对劳动收益的合理分配，然而我的阅历还指出另一个理于更深处的问题——劳动幸福的问题，对劳动、对自己的工作的快乐的问题。就此也许还可以再说一些。
相距许多年后，几年前我又来到了位于波利契旁的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弗兰茨…卡夫卡的工作地。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找他，同他一起在荒凉的、响着回声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回我与一个负责官员、卡夫卡当年的同事谈了话。弗兰茨…卡夫卡（据这先生说）受到普遍的喜爱，他根本没有敌人。他对义务的忠实堪称楷模，他的工作得到高度评价。这位先生强调指出，弗兰茨…卡夫卡能够从与众截然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这位先生的这个评语非常恰如其分。他还不知道，他说话时卡夫卡已经闻名世界了）。得到强调的还有卡夫卡性格中的一定程度的天真。他是“我们办公室里的孩子”。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轶闻：“有一次他走进房间时我正在吃黄油面包。‘你怎么吞得下这块油脂，’他说，‘营养最好的是一个柠檬’。”
他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内的职责范围是预防事故和撰写关于将企业划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级的上诉书。
他自己认为他的专业工作干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却对之高度赞赏。他经常以近乎五体投地的钦佩谈到他的头头（马尔史纲）的专业知识和“聪敏才智”。对他后来的上司奥斯特齐尔——著名的捷克指挥和作曲家的兄弟——的钦佩则更甚。
当他看到由于安全设施不足而致残的工人时，他的社会感得到极大的激发。“这些人是多么老实啊，”有一次他对我说，眼睛瞪得溜圆，“他们到我们这儿来请求。他们没有冲进保险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烂，却跑来请求。”
1909年这个事故公司的年度报告中有一段是身为职员的卡夫卡写的，我将在下面引述。报告中当然没有提到卡夫卡。可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卡夫卡把这份年度报告带给我看，说明这一段是他的手笔。他的上司对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这么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风格仍确切无疑地在各个段落中显示出来。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负责官员也确认了这一段，同时他还指出1910年的年度报告中的一段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这一部分就是从几个角度看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我们的示意图绘出了四棱轴和圆轴在安全保护技术方面的区别。直接以螺丝固定在四棱轴上的刀具锋刃裸露，每分钟转三千八百至四千周。刀轴和台面的大距离对工人产生的危险显而易见。在这种轴旁如果处于对危险的无意识中操作，危险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识到始终存在的危险的情况下操作。特别谨慎的工人自然会留心在刨刀头上推移木块时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险对一切谨慎报以嘲笑。即使是最小心谨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只手把刨件按在机台上，另一只手引来刀轴的情况下，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见的木块反弹而致手误入刀具夹缝。木块的这种推高或反弹既无法预见，也无法阻止，因为当木块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时，当刀具减缓了转速或方向偏离时，当手在木头上的压力分布不匀时，事故就会发生。这类事故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每次都会割掉几个，甚至所有手指。但是，不仅所有安全规定，而且所有保护设施在这种危险面前无不失灵，它们或者经证明不够充足，或者一方面虽然降低了危险性（通过铅保护推手的自动送料或缩小刀具缝），另一方面却反而使危险性上升，这是因为未给木屑以足够的存放空间，导致刀具夹缝堵塞，当工人清除缝中的刀屑时，往往造成手指受伤。假如根据史拉德专利让轴在后面旋转，对刀略呈斜面，与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轴受堵塞，同时使木块得以轻易地推入轴中，木屑也有足够的落下空间。对于保护技术方面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刀具的突出的部分是刀锋，由于这些刀同轴实际上连在一起，刀可以很薄而不必担心折断的危险。
很清楚，卡夫卡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以及他怀疑事物的悲观主义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务经历，来自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们的接触，来自蜗牛爬行般的公务办事过程，来自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长篇小说《诉讼》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壳和现实主义的苞叶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中亲身经历的环境。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腹稿《新灯》（日记111页）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记：“为关于一个玛丽…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岁姑娘的审理消息抽泣了一番。她由于贫困和饥饿，解下一根她用作袜带的男人领带勒死了她九个月的孩子巴尔巴拉。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还有下面那篇写于最后几年的一个改革草案，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这是关于一个显然意志自由、几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纯粹清贫的工作集体的计划：
一无所有的工入群体。
义务：不占有或接受钱和贵重物品。只允许下列财产：最简单的衣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工作必需品、书籍、自己所需的食品。其他一切属于穷人。
必须通过劳动获取生活费用。不畏惧任何不损害健康的工作。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在无此可能性的情况下，服从直辖于政府的工作咨询处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报酬不得超过两天所需的生活费（具体根据不同的地区而异）。
生活尽量节俭。只吃身体必须的东西，比如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枣子。赤贫者的伙食、赤贫者的住处。
同雇主的关系建立在信赖的基础上，从不要求法庭干预。接受任何工作后要在任何情况下完成，即使遇到对健康严重不利的情况亦然。
权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时，体力劳动四至五小时。
患病或到了无工作能力的年龄后由国立养老院、医院负责照料。
劳动生活是良心的体现机会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体现机会。将拥有的财产献给国家，以便建立医院和养老院。
当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妇女。
建议（沉重的义务）与政府斡旋。
即使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有两句话无法辨认。那是可以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贫民房子，（当）教师
最高限度五百人。
“试用期一年”。
卡夫卡从未积极参加过政府集会。但是他以观察的方式参加所有为改善人类命运作出的一切努力。因此，他积极参加捷克群众集会和讨论会，我经常耳闻他对伟大的大众演说家如苏库普、克洛法契、克拉玛尔的具体分析（多半是尖锐的批评）。直到他死后，我在为写作长篇小说《施蒂凡…罗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战捷克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的材料时才偶然发现，卡夫卡与这一运动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识。根据他真实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证实的报道，我得以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写下这么几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个操德语的客人坐在大饭馆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轻，尽管他的实际岁数八成已经超过三十了。他整个晚上一言不发，只是瞪大了闪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对眼睛与浓密探黑的头发覆盖下的棕色脸庞形成奇特的反差。他是作家弗兰茨…卡夫卡。他常常不动声色地给这个团体以帮助。卡恰喜欢他，称他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们试将布拉格行话捷克语译出来的话）。”这段话说的场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乐部的翻版。参加这个俱乐部的捷克作家有盖尔纳、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诺伊曼、马雷斯、哈谢克等。
当然，在卡夫卡的职业生活中并非始终笼罩着阴暗色调。他有能力与同事和下属包括与他们中间思想非常简单或非常混乱的人相交。我的故纸堆中有这些先生中的一位给我的奇特的备忘录。开头的这两句话：“Nose－culesfilllEvaeInhoelacrlmarumvalle”，结尾处载着弗兰茨手书的笔记：“从开头记载的作者——一个五十岁的人——的一段经历中开了一个有弹性的、范围更广的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可通过东方犹太民族（达利雅——犹太人当今的母亲）和斯拉夫民族（乌尔苏斯——斯拉夫人当今的父亲）的结合以拯救二者，并造就西蒙——一个有宗教创造精神的新人。”弗兰茨把这篇奇特的纪念文章作者带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人一起去看了一场东方犹太人的话剧演出。关于这场演出后面还将予以报道。
在他写给我的一封取消约会的信中，他给他的职业活动抹上了一层堪称走在卓别林电影前面的幽默色彩：“我干些什么！撇开我其它的工作不谈，在我四个区域的主力阵容中，人们像喝醉了似的从架子上摔下来，掉到机器里面，所有房梁都倾覆了，所有斜面都松动了，所有的梯子都滑了下来，递上去的东西一概掉下来，送下去的东西人们自己则掉在那上面。瓷器厂的年轻姑娘们真叫人头疼，她们不停地连同手中捧着的高高的一叠叠餐具摔倒在地上。星期一我算碰到了最气恼的事情。……
“在日记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个监督员年轻时的经历。然而他很难同高层人士合得来。——有一次，他激动万分地跑到我这儿来。他告诉我，他刚闯了一个大祸，这也许会使他失去花了很多力量争取得来的好职位（他为了父母的缘故而重视这个职位）。他被任命为设计员。理事会的一位高级人士召集了新任设计人员，向他们作了一番庄严的、教父施圣利般的讲话，逗得他（弗兰茨）突然大笑起来，不可抑止。我同心绪无法平静下来的弗兰茨共同起草了一封给这个高级官员的道歉信。事实证明这封信是写得明智的、不乏幽默感的。奇怪的是，弗兰茨碰到的总是好心人，好像是补偿他内心的障碍似的。他们促进他，至少不有意地与他过分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