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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最繁华的马行街上，就设有专治小儿疾病的医家。《清明上河图》可证：有一挂“赵太丞家”招牌的私人诊所，四个大字之间，建筑装饰的斗拱很大，与间壁一豪族住宅门头上的斗拱相较毫不逊色，又与其门首对竖三大高招字牌、门框上的小招牌相映照，颇显富丽堂皇，气派非凡。
铺画中，一坐方凳的妇女怀抱一小儿，对面一着长衫戴纱帽的儒雅男子，手端器皿正向小儿作送药状……从这画面可知，这是东京一家有声望的小儿医铺，它与史载相合，是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独成系统且有相当规模的有力证明。它使笔者又想起临安。在早晨专做批发生意的诸多铺席当中，张省干金马杓小儿药铺，就是其中的一个，它以独特的名称在形形色色的铺席中占有一个席位，证明了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生意是非常兴隆的。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儿童保健理论也已成系统，主要表现在居住在城市中的许多医家的著作，如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刘昉的《幼幼新书》，佚名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陈师圣等编的《产育宝庆集》，严用和的《济生方》，佚名的《产宝诸方》等。
有许多医生，是以治儿童疾病而著名的，据说钱乙到东京治愈了长公主及皇子的疾病，并写出了专治儿童疾病的《颅囟经》，其名取自“小儿初生，颅囟未合”之意，论述极为精当，故被授为翰林医学乙幼科，自此冠绝一代，名扬天下。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社会特别是城市对儿童疾病治疗的重视。即使不是专门的小儿病书，如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王衮的《博济方》、许叔微的《类证普济本事方》等医书都专设了小儿病方一门。经医家的开掘和研究，人们普遍对儿童体质保健有了明确的认识：儿童生理特点是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儿童的治疗原则为“柔润”，不宜痛击和蛮补。
在儿童诊断方面，许叔微《类证普济本事方》较早记载了诊断指纹法，使对儿童疾病的诊断更为科学。从宋代开始，医家发现了儿童最常见的疾病为麻疹、天花（即痘）、惊风、营养与发育不良（即疳）等四类，并归纳出了一系列的防治方法，如对儿童的急惊风，要以镇惊、截风、止搐、清热解毒、祛痰为基本治法。
生育
婚育之俗 生育（5） 作者：伊永文
对儿童的养护也很细致，《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专有《慎护论》，从小儿初生开始，到乳母的哺养，一年四季怎样穿衣服，吃什么好，不应吃什么……都明明白白一一写清。董汲编著的《旅舍备要方》，还针对寄住旅途之中的儿童常见的疾病对症备好了药方。
百般呵护、精心养育儿童的这种思潮，还反映在食品保健方面。在宋代城市中就出现了专为儿童制作的保健食品，以糖果为最，其原因就是这一时期，人们都认识到如王灼《糖霜谱》所说：糖是消痰、除心烦热的佳食。而且，糖还可以在制作时使用方圆雕花等模子，做成象形糖，如宣仁太后曾在熙宁年间的上元灯节时赏赐皇家外族的每位儿童两个乳糖狮子即是一证。
宋代城市的儿童糖食，多做成“戏剧糖果”样式，在笔者的视野中，这是糖与果联在一起为一词的较早出处。想来必是以吸引人的戏剧中的各种形象制成糖果，以使儿童更加喜爱。这些“戏剧糖果”种类很多，主要有：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火斋郎果子、吹糖麻婆子孩儿、糕粉孩儿鸟兽、像生花朵、风糖饼、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缩砂糖、五色糖、麻糖、锤子糖、鼓儿饧、铁麻糖、芝麻糖、小麻糖、豆儿黄糖、杨梅糖、荆芥糖、破麻酥，等等。除儿童糖食外，较多的还有儿童点心小吃，如：沙团、箕豆、法豆、山黄、褐青豆、盐豆儿、榧子、蒸梨儿、枣儿、米食羊儿、狗儿、蹄儿、蛋儿、栗棕、豆团、糍糕、麻团、汤团、水团、汤丸、馉饳儿、炊饼、搥栗、炒槌、山里果子、莲肉、数珠、苦槌、甘蔗、茅洋、跳山婆、栗茅、蜜屈律……
这些食品易消化，以甜居多，如“水团”，陈达叟《本心斋疏食谱》，曾对这种食物这样描述过：“团团秫粉，点点蔗霜。浴以沉水，清甘且香。”这表明水团是用秫粉包糖，用香汤煮熟而成。这样的食品是很适合儿童的生理特点的。
为了使儿童健康成长，宋代城市还形成了一种以儿童及其形象祈祷去邪纳福的风气。它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七夕时节，如东京的小儿女在这一天，须买新荷叶执之，效颦摩罗。至临安，这种风气仍在沿续，《梦粱录》说：“此东都流传，至今不改，不知出何文记也。”实际，早在唐代城市的寺院里就有这种现象，段成式《酉阳杂俎》说道政坊宝应寺有齐公所丧的一岁孩子，“漆之如罗罗”，供奉在寺中。这证实了摩罗的来历是与宗教祭祀有关。《阿弥陀经疏》可证：释迦牟尼出家六年，罗罗生了下来，诸侍皆疑他不是佛种。释迦牟尼成道后，还宫说法，罗罗的母亲、释迦牟尼的妻子耶输陀罗，为雪清白，让罗罗持“欢喜丸”赠父，释迦牟尼为检验罗罗是否是亲子，遂将诸侍者尽化为佛，可是罗罗却将丸准确地交给释迦牟尼，诸侍者方信他真是释迦牟尼所生。罗罗在佛经中的含意是“覆障”，即因他居母腹七年方生而得名，但他与释迦牟尼相逢便认，显示了他具有极其聪颖的慧根。罗罗15岁出家，在佛的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在七夕节时用罗罗“乞巧”，祝愿妇人生个男孩，是再合适不过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摩罗形象的是河南博物馆所藏的一宋代白釉加彩陶瓷童子玩具，其形象是童子上身着背心，敞怀露腹，手持荷叶，骑坐在鼓形绣墩上，腰间扎带，带垂两腿间，红黑彩釉，钩画眉目，仪态大方。
据此，我们可以想见，宋代城市中所售据梵文罗罗音译讹传而成的“磨喝乐”，或可称为“魔合罗”的，大致如是。许多市民之家为了追求一个品质俱佳的摩罗，不惜倾注血本。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工匠，就想用一块上尖下圆的玉，“好做一个摩侯罗儿”，即是一例。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玉器来看，玉雕摩罗童子确为一大宗，其形象一般多为短衣窄袖，手腕带环，有的身着小马甲、大肥裤，形态各异，最为常见的为执荷叶童子。这一形象起源于佛书《杂宝藏经》，说的是——
波罗奈国的仙山，梵志神住在山上，他经常往山石上大小便，有一只雌鹿舔食了他的便溺而怀胎，生下一女。梵豫国王知道后，娶了此女。此女怀孕月满时生下了千叶莲花，但被大夫人放在篮子里扔到河中任其漂流。乌耆延王领众侍打捞上来一看，莲花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一个小儿，于是他便加以养育，这些小儿都长成了力大无穷的勇士。宋代的摩罗形象吸收了这一情节，如苏汉臣的《婴儿戏舞图》，所绘的就是赤身系红兜肚的数名婴儿，戏舞在如碗般大的数枝荷花旁……很明显，这是将宋代城市生育的理念融化其中了。
这样经过点化的摩罗形象，寄寓了市民们祈求聪明，祈求健康，祈求多男多子，祈求佛家保佑的愿望，以至在宋代城市中摩罗已发展成了颇具广泛意义的各式各样的泥孩儿。这些泥孩儿不光在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屡见不鲜，就连苏州、常州，甚至鄜州（今陕西富县）这样的中小城市也出现了专制从二寸到七寸不等的泥孩儿的专业手艺人，著名的有袁遇昌、田等。
他们制造的摩罗泥孩儿，主要是供市民在生育活动中使用的，如祭祀，如敬神。许棐曾描述过一妇女买摩罗泥孩儿之际的心情，是很具代表性的：“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宋代城市的生育思想是凭借着艺术化的摩罗形象而深入人心的。
狂欢上元
休闲 狂欢上元（1） 作者：伊永文
美国学者伯高·帕特里奇的《狂欢史》曾总结狂欢类型，认为一类是与社会道德相一致的集体狂欢行为。他追述古希腊人经常举行的这种集体狂欢时说道：
所谓庆典一般也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宴会，巨额耗资多由国家负担。人们身着华丽服装，装扮成各种神女和追随酒神的狂女、精灵等等，在全城各处欢歌起舞，互相嬉闹，开着色情性的玩笑。三四月份要举行月神节和城市狄俄尼索斯节的庆典，合唱队为纪狄俄尼索斯唱起了赞美歌，漂亮的男孩们舞之蹈之。夜晚，人们喝得烂醉如泥，然后露宿街头。
如果撇去希腊的地名和人名，这情景倒与宋代城市的上元灯节颇相吻合，因为上元灯节就是这样一次与社会道德相一致的集体狂欢行为。
汉代永平年间，明帝因提倡佛法，每到正月十五日晚即令点灯，并亲自到寺院张灯祭神，以示尊崇，放灯习俗即由此始。又赵翼《陔余丛考》说：上元起自魏，因尊信道士而来。即道教有上、中、下三元之说，三官大帝中的上元天官火官就是在正月十五日诞生，故正月十五日为上元。每年正月十五，皆不可以断极刑事，这就给上元涂抹上了一道欢快的色调。
据说吴越钱王来东京朝拜时，进贡了不少金帛，在正月十五过上元节时，买了十八、十九两夜，与十五、十六、十七三天相续为五天上元节，但这只能做民间传闻。上元节的实际起源，是建隆元年（960）开始——
这年元夜，赵匡胤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只见灯烛荧煌，箫鼓间作，士女欢会，填溢禁陌……宋太祖心意甚欢，特意问身旁大臣李昉：人物比之五代如何？李昉回答说：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数倍。这大约触发了赵匡胤借上元张灯欢庆一番的念头。加之以后陆续削平二李，讨定荆湘，孟氏投降，于是，赵匡胤在乾德五年正月甲辰，以年丰米贱无边事为由，特诏开封府在上元节时，更放十八、十九两夜，宜纵士民行乐，自此便为惯例。这种以欢乐为宗旨的惯例的形成，除却宋政府基于国势强盛，需纵容百姓享乐以调节节日气氛的因素外，也有宋以前，如唐代每年正月十五上元日，民众张灯欢乐的传统因素，两种因素交并一处，进发出了像火山熔浆般的灼人热浪。这热浪是由香雾，是由彩山，是由美男，是由丽装，是由家家的灯品，是由处处的锦帐，是由鲜艳的花市，是由夺目的金莲，是由如流水的车，如游龙的马，是由人人五夜到天明的狂欢汇聚而成的。只要看一看当时描述城市上元的文字，就足以使我们惊讶不止了，任何一个朝代的欢乐庆典都难以与之相提并论。随便抽出刘昌诗的《上元词》中的二首，就可知上元的气象是何等热烈不凡了——
紫禁烟光一万重，五门金碧射晴空。
梨园羯鼓三千面，陆海鳌山十二峰。
香雾重，月华浓，露台仙仗彩云中。
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
五日都无一日阴，往来车马闹如林。
葆真行到烛初上，丰乐游归夜已深。
人未散，月将沉，更期明夜到而今。
归来尚向灯前说，犹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