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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令》：“八月鸿雁来矣。”至九月，又言“鸿雁来宾”，何也？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后至者为宾也。
雀入大水为蛤，北方人常习见之，每至季秋，千百为群，飞噪至水滨，簸荡旋舞，数四而后入。其为蛤与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尝无雀？或所变者。又是一种耶？或亦有不尽变者，如鹰化鸠，雉化蜃之类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相传以为费长房教桓景避灾之术。余按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言：“在宫中，九月九日食蓬饵，饮菊花酒。”则汉初已有之矣，不始于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闽人乃以是日作粽，与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黄华；桃华于仲春，桐华于季春，皆不言有，而菊独言有者，殒霜肃杀，万木黄落，而菊独有华也。菊色不一，而专言黄者，秋令属金，金以黄为正色也。
吕公忌曰：“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续齐谐》所传，不足信也。
十月谓之阳月，先儒以为纯阴之月，嫌于无阳，故曰阳月，此臆说也。天地之气，有纯阳必有纯阴，岂能讳之？而使有如女国讳，其无男而改名男国，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当纯阴纯阳用事之日，而阴阳之潜伏者已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龙之戒，而十月有阳月之称。即天地之气，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则阳月之义断可见矣。
四月麦熟，阳中之阴也。十月桃李花，阴中之阳也。
《道经》以正月望为上元，七月望为中元，十月望为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称，此俗妄之甚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为五府，犹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于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见，故遂以春为天官，秋为地官，冬为水官，其实木、金、水三位也。四时五气合而成岁，缺一不可，何独祀其三而遗其二乎？至于火之功用尤钜，古人四时钻燧改火，而今乃摈之，不得与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张灯。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间。始罢之。
日当南至，昼漏极短，而晷影极长。日当北至，昼漏极长，而晷影极短。以其极也，故谓之至。然南至为北陆，北至为南陆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极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极而北也，故书南至而不书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书云事，《左传》：“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按《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丰荒之注二至二分观云气，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则不独冬至也，但云气倏变，一岁四占，倘吉凶互异，当何适从耶？
传记载，冬至日当南极，晷景极长，故有履长之贺，非也。夫晷景极长，则昼漏极短。圣人惜寸阴，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贺为？盖冬至一阳初生，日由此渐长，有剥而就复，乱而复治之机。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其曰履长即履端之意，非谓晷景之长也。晋、魏宫中女工，至后日长一线，故妇于舅姑，以是日献履、袜，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献袜，谓“阳升于下，日永于天；长履景福，至于亿年”，可谓得之矣。
今代长至之节，惟朝廷重之，万国百官，奉表称贺，而民间殊不尔也。
汉时宫中女工，每冬至后一日，多一线，计至夏至，当多一百八十线。以此推之，合一昼夜，当绣九百线，亦可谓神速矣。不知每线尺寸若何？又不知绣工繁简若何？律之于今，恐无复此针绝也。
至后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视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语亦不尽然。
腊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腊。宫之奇曰：“虞不腊”，是也。《史记》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盖西戎之俗，不知置腊，至是始效中国为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腊，但以十二月为腊月，初八日为腊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后三戌为腊也。又云：“魏以辰日为腊，晋以丑日为腊。”
伏猎侍郎，古今传为话柄。余按《风俗通》云：“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则谓腊为猎，亦无不可耳。
道家有五腊：正月一日为天腊，五月五日为地腊，七月七日为道德腊，十月一日为民岁腊，十二月腊日为王侯腊。
腊之次日为小岁，今俗以冬至夜为小岁。然卢照邻《元日诗》云：“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则元日亦可谓之小岁矣。亦犹冬至亦可谓之除夜也。（《太平广记·卢顼传》云：“是日冬至，除夜。”）
傩以驱疫，古人最重之。沿汉至唐，宫禁中皆行之，护童亻辰子至千余人。王建诗：“金吾除夜进傩名，画朱衣四队行。”是也。今即民间亦无此戏，但画钟馗与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谓灶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至是日，妇人女子多持斋。余于戊子岁，以二十五日至姑苏，苏人家家烧楮陌茹素，无论男妇皆然，问其故，曰：“昨夜灶神所奏善恶，今日天曹遣所由覆核耳。”余笑谓：“古人媚灶之意，不过如此。然不修行于平日，而持素于一旦，灶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闽人以好直言无隐者，俗犹呼曰灶公也。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风》所纪，与今气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后不书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则曰“蚕月”。四月以后，始如常称。盖亦不能无异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频见传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对季孙谓“火尚西流”，其为十月无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岂是时方冬至乎？宋儒执秦、汉之谬而不考之圣经，故议论纷纭，而卒无一定之见耳。然则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则周之乱民也，何以为孔子？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尽居其六，是每岁尚余十二日也，计五岁之中当余六十日，故三年一闰，而五岁再闰也。然则不以三百六旬六日为岁，而必置闰，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数不能尽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观斗柄以定四时，而以参差不合之数归余于闰，圣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圣人之私意为之，盖天地之定数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鱼脑减，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鸟来，春而雁北乡，是物之知四时者也。藕相应闰而置叶，黄杨遇闰而入土，此物之知闰余者也。至于晦朔之畸数，闰月之余分，圣人不能齐也，而况巧历乎？惟积渐而差，考差而改，斯无弊之术也。
历法：圣人不尽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时，天子事也。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圣人之心也。至颜渊问为邦，首曰：“行夏之时。”而视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概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历，圣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势不容不差，后世通儒术士，竭其智数心思，考索推步，至无遗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胜其春驳也。三代治历之法，它无可考，惟《周礼》，太史氏正岁年以序事，颁之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与焉。噫！何简也！自秦而后，善治历者，汉则邓平、洛下闳、刘歆、蔡邕、刘洪，六朝则何承天、祖冲之，唐则刘孝孙、何妥、刘焯、李淳风、僧一行，周则王朴，宋则沈括，元则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闳《太初历》，至章帝时仅百余年，已云差失益远，而四分历创于建武，行于永元，聚议定式，已逾七十余年，而行不过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诸家，人人自负，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历，尚可谓之定法乎？宋苏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虏陷燕京，取其所制浑仪以去，乃其法，子孙亦不复传矣。其谓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历，推测援引，纤悉无遗，国朝所用，皆其遗制，三四百年，仅差分杪，此即圣人不能无也，而议者何以求多为哉？但今之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穷其理，能知其数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药，保其不杀人尔，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风最精占候，其造麟德历，自谓应洛下闳后八百年之语，似极精且密矣。然至开元二年，仅四十年，而纬晷渐差，不亦近儿戏乎？一行《大衍历》据《唐书》所载，反覆评论，二万余言，穷古今之变，天地之故；当时所谓贯三才，周万物，穷术数，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寿王重生，无以议分毫之失，宜乎千岁可俟矣；而至肃宗时，山人韩颖已言其误，每节损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阴阳星纬，无不通晓，其治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学，自成一家，然刘义叟议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即废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于天文，而治历差谬如此，故《周礼》以治历属太史，为天官之属，占星属保章，为春官之属，分而为二，非无见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历法，亦过矣。
《宋史·律历志》曰：天步艰难，古今通患，天运日行，左右既分，不能无忒，谓七十九年差一度，虽视古差密，亦仅得其概耳。又况黄赤道度有斜正阔狭之殊；日月运行有盈缩フ肉表里之异。测北极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称是。古今测验止于岳台，而岳台岂必天地之中？余杭则东南相距二千余里，华夏幅员，东西万里，发敛晷刻，岂能尽谐？又造历者，追求历元，逾越旷古，抑不知二帝授时，齐政之法，果殚于是否乎？是亦儒者所当讨论。诿曰星翁历生之责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论也。
京师城东偏有观象台，高五丈许，其上有浑天仪一具，如世所图璇玑者，皆铸铜为器，四柱以铜龙架而悬之，制作精巧。又有简仪一具，状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数道而已。玉衡一，亦铜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对孔直窥，以候中星。又有铜球一，左右转旋，以象天体，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制铭，正统七年作也。台下小室，有量天尺，铸铜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顶，以候日中测景之长短，冬至后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后可得二尺云。中为紫微殿，殿旁有铜壶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虚具耳。
测北极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万里，当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余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处。分野之说，固不足凭，而以郡国正中论之，则幅员有长短，广狭难以一律齐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说，如历之有岁差也。然铁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见，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诚差矣。史载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回万余里，无异中国。即以中国东、西、南、北相距，何止万里？而日、月、星、辰并无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