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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啖豆三年，则身重难行，象肉亦然；啖榆，则眠不欲觉；食燕麦，令人骨节解断；食燕肉，入水为蛟龙所吞；食冬葵，为狗所啮，疮不得差；食绿豆，服药无功；藕与蜜同食，可以休粮；大豆多食，可以不饥；芎穷常服，令人暴亡；银杏亦然。余五六岁时，食银杏过多，卒然晕眩仆地，死半日方苏，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鼋脂可以燃铁，驼粪能杀壁虫。瓜两蒂，果双只仁者，皆能杀人。生人发挂树上，乌鸟不敢食其实。栗子于眉上擦三过，则烧之不爆。误吞铜铁，荸荠解之；误吞稻芒，鹅涎解之；误吞木屑，铁斧磨水解之；误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鹧鸪毒，姜汁解之；中诸药毒，甘草解之；中砒毒，绿豆解之；中铅锡毒，陈土、甘草汤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面毒，萝卜解之；中狗毒，斑猫解之；中菌蕈毒，地浆解之；烟薰死者，萝卜汁解之；诸虫入耳，生油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闽中一军将，因夜行饮水，觉有物粘鼻间，自是患脑痛，不可忍，色黄如蜡，医巫百端莫能愈，悬百金募疗之者。一村氓夜卧荒庙中，闻二鬼语曰：“我辈受某家祭赛多矣，其病本易治，但医不识耳。”一鬼曰：“奈何？”曰：“取壁间翳翁窠泥，和饭汁，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见矣。”遂喏而散。翌日，氓往揭榜，如法疗之，初觉鼻中搅痛晕绝，有顷，大嚏，有马蝗大小数十皆随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余按宋宝间，龙兴富家子患壁虱事，政与此同。人不能治，而鬼识之，盖天假手以治斯人也。
●卷十二·物部四
《太公笔铭》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则周初已有笔矣。《卫诗》称：“彤管有炜。”援《神契》：“孔子作《孝经》，簪缥笔，又绝笔于获麟。”《庄子》：“画者吮笔和墨。”则谓笔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谓恬始作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果尔，则退之《毛颖传》谓中山人蒙恬赐以汤沐者，亦误矣。
古人书鸟文小篆，似不用笔，亦可自真草八分兴而笔之，权逾重矣。钟繇、张芝、王右军皆用鼠须。欧阳通用狸毛为心。萧祭酒用胎发为柱。张华用鹿毛。岭南郡牧用人须。陶景行用羊须。郑虔谓：“麝毛一管，可书四十张；狸毛八十张。”又有用丰狐、向蛉、龙筋、虎仆及猩猩毛、狼毫、鸭毛、雀雉毛者，恐皆好奇之过。要其纯正得宜，刚柔相济，终不及中山之兔，下此则羊毫耳，然羊毫柔而无锋，终非上乘。
王右军尝叹江东下湿，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来，造笔之工即属吴兴，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吴兴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种，近乃以兔毫为柱，羊毫辅之，刚柔适宜，名曰巨细，其价直百钱。然行书可用，楷非所宜。
草书笔须柔，然过柔无锋，近墨猪矣。皇象谓“草书欲得精毫茕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笔中事也。
巨细，笔直柔耳，若要楷书正锋，须是纯毫。大约锋欲其长，管欲其小，头欲其牢，柱欲其细。吴兴作家多不办此也。
南北异宜，兔毫入北地，一经霜风即脆，故长安多用水笔，然不过宜于庸胥辈耳。今书家卖字为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书，亦贱而易置耳。古人退笔成冢，倘有百钱之直，贫士安所办此？
汉扬子云把三寸弱翰，赉白素三尺，《问异》语，弱翰柔毛笔也。故今人相沿动称柔翰，然则笔之尚柔，其来久矣。
相传宣州陈氏，世能作笔，有右军与其祖求笔帖藏于家。至唐柳公权求笔，老工先与二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当留此笔；若退还，可以常笔与之。”既进，柳果以为不堪用，遂与常笔，乃大称佳。陈退叹曰：“古今人不相及，信远矣！”余谓柳书与王所以异者，刚柔之分耳。右军用鼠须笔，想当苦劲，非神手不能用也。欧、虞尚用刚笔，兰台渐失故步，至鲁公诚悬，虽有筋肉之别，其取态一也，宜其不能用右军之笔耳。公权又有《谢笔帖》云：“蒙寄笔，出锋太短，伤于劲硬。所要优柔，出锋须长，择毫须细。管不在大，副切须齐。副齐则波撇有凭，管小则运动省力。毛细则点画无失，锋长则洪阔圆润。”即此数语，公权之用笔可知矣！
笔之所贵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谈咏多及镂饰。刘婕好折琉璃笔管。晋武赐张茂先麟角为管。袁彖赠庾广象牙笔管。南朝笔工铁头者，能莹管如玉。湘州守赠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温飞卿葫芦笔管。《西京杂记》：“天子笔管，以错宝为跗，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湘东王笔有三等：金玉为上，银竹次之，至于王使君，以鼠牙刻笔管，作《从军行》，人马毛发，屋宇山川，无不毕具。”噫！精则极矣，于笔何与？譬之择姝者，不观其貌，而惟衣饰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欧阳通，能书者也，犹以象牙、犀角为笔管，况庸人乎？右军谓：“人有以琉璃、象牙为笔管者，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惟有绿沉，漆竹及镂管可爱。”余谓笔苟中书，则绿沉、漆镂，亦不必可也。
蔡君谟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及长心笔绝佳。常州许ν所造二品，亦不减之。”则君谟尚用鼠须笔也。今吴兴作者，间用鼠、狼毫，臧晋叔以貂鼠令工制之，曾寄余数枝，圆劲殊甚，然稍觉肥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军端明所用，法度若何耳。
鼠须苦劲，何以中书？陆佃《埤雅》云：“栗鼠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栗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然则实尾而名以须耳。栗鼠，若今竹之类，亦非家鼠也。
伪唐宜王从谦喜用宣城诸葛氏笔，名为翘轩宝帚。君谟所谓诸葛高者，想其子孙也。吴兴元时凭应科笔，至与子昂、舜举，擅名三绝，可谓幸矣！今之工者，急于射利，而不顾败名；上之取者，亏其价值，而不择好丑。故湖笔虽满天下，而真足当临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砚则端石尚矣，不但质润发墨，即其体裁，浑素大雅，亦与文馆相宜。无论琉璃金玉，靡俗可憎，即龙尾红丝见之，亦当爽然自夫。正似邢夫人衣，故衣时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论草书宜得精毫茕笔，委曲婉转不叛散者；纸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胶绀黝者，梁竟陵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仲英之笔，穷神尽意。”独于砚无称焉。盖砚视三者，稍可缓耳。今人知宝数十百金之砚，而不知精择纸笔，以观美则可耳，非求实用者也。（子邑左伯，字仲英，当作伯英。张芝字考章，诞奏魏公书可见。）
柳公权论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殊不及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红丝砚也。唐彦猷亦谓红丝石为天下第一，蔡君谟问其故，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暧昧不明，在红黄则色自现，一也；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二也。”其言甚辨，然余习于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砚诗有：“着指痕犹湿，经旬水未低。鹆眼工谙谬，羊肝土乍利。捧受同交印，矜持过秉”等语。刘梦得《谢人惠端州石砚》诗：“端州石砚人间重。”李贺《青花石砚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露天磨剑割紫云。”则知唐人原重端砚。朱新仲《猗觉寮杂记》又载柳公权论砚云：“端溪石为砚，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则非不知贵也，难得故耳。
蔡君谟云：“东州可谓多奇石。自红丝出后，有鹊金黑玉研，最为佳物。新得黄玉砚，正如蒸栗续。又有紫金妍，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有端岩、龙尾，求之不已，遂极品类。”余之所好，有异于人乎？近代莆田参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迹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数十百枚。蔡氏可谓世有研癖矣。
端研虽有活眼死眼之别，然石之有眼犹人之有斑痣，其贵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别其为端耳。宋高宗谓端研如一段紫玉，莹润无瑕乃佳，不必以眼为贵。余谓石诚佳，即新者自可，亦不以以旧为贵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线，无受水处，亦无蓄墨沈处，其傍必置笔池。若大书，必置碗盛墨，亦颇不便。间有斗槽者，便为减价。此但论工拙耳，非择砚者也。余蓄研多，择有池者，吾取其适用耳，岂以卖研为事哉？及考宋晁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样，每曰：“砚石无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与余同好者。
宋时供御大内，无非端石。航海之难，舟覆于莆之涵头，禁中之砚，尽落民间，然其始，人尚未知贵重。其后吴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贱直购之，久而渐觉，价遂腾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转市新石，妙加镌琢，视之宋砚，毫发不殊，散之四方，于是吴人转为所欺矣。
铜雀瓦虽奇品，然终燥烈易乾，乃其发墨，倍于端矣。洮河绿石，贞润坚致，其价在端上，以不易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砚，坚腻如石，其实陶也。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鸟甚精，四周有罗笺纹，较之铜雀，又为良矣。
马肝、龙卵，色之正也；月晕、星涵，姿之奇也；鱼跃、云兴，石之怪也；结邻、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冈，地之僻也；金月、云峰，制之巧也；芝生、虹饮，器之瑞也；青铁、浮楂，质之诡也；颇黎、玉函，用之靡也；磨穴、腹洼，业之笃也；卢掷、陶碎，道之穷也。
杨雄、桑维翰皆用铁砚。东魏孝静帝用铜砚。景龙文馆用银砚。今天下官署皆用锡砚，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二钱，廉者之言也，然亦杀风景矣。质润生水，自是砚之上乘，譬之禾生合颖，梦秀两岐，可谓多得一石谷，才直二百钱乎？萧颖士谓石有三灾，当并此为四也。
韩退之《毛颖传》，名砚为陶泓。郑畋卢携掷砚相诟。王铎叹曰：“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则唐人砚尚多用瓦也。
袁彖赠庾翼以奉砚，蒋道支取水上浮查为砚，则砚之不用石，盖多矣。
古人书之用墨，不过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可为也。后世欲其发光，欲其香，又欲其坚，故造作百端，淫巧还出。价侔金玉，所谓趋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书》有涅墨之刑，晋襄有墨之制；又古人灼龟，先以墨画龟，则谓古人皆以漆书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书。”然黑石仅出延安。晋陆云与兄书，谓三台上有藏者，则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为字，从黑从土，其为煤土所制无疑，但世远不可考耳。至汉始有俞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国时，皇象论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