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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章书才，书学，兼而有之，非苏、黄二公可望也。苏公字如堆泥，其重处不能自举。黄尤杜撰，撑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于诗家之钉铰打油矣。盖二公于书学原不深，性又不耐烦，信手涂出，便谓自成一家。盖世之效颦，托于自成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临兰亭一过，苏子瞻哂之，谓从门入者，终非家珍。然古人学书者，未有不从门入。人非生知，岂能师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门之后，须参以变化耳。苏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往与屠纬真、黄白仲纵谈及此，余谓：“凡学古者，其入门须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须运自己之丰神。不独书也。”二君深以为然。
古无真正楷书，即锺、王所传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书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国朝文徵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
文敏书诸碑铭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胜，而时有俗笔，却无败笔，近俗故能不败也。然文敏入门却从大王来，晚年结构乃自成若此。余家藏文敏尺牍二通，其笔锋完劲，绝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后来纷纷摹本，亦画虎不成耳。大凡学古人书，当观真迹，方得其运笔之一二，墨帖无为也。
国初能手，多黏俗笔。如詹孟举、宋仲温、沈民则、刘廷美、李昌祺之辈，递相模仿，而气格愈下，自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晋、唐法度。然祝劲而稍偏，王媚而无骨。文徵仲法度有余，神化不足，张汝弼乃素师之重伟，丰道生实淳化之优孟。文休承小禅缚律，周公瑕槁木死灰。其下琐琐，益所不论矣。今书名之振世者，南则董太史玄宰，北则邢太仆子愿，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
文征仲得笔法于■子山，而参以松雪，亦时为黄、米二家书，然皆非此公当行，惟小楷正书，即山阴在世，亦当虚高足一席。
云间莫廷韩有书才而无书学，往往失于疏脱。济南邢子愿有书学而无书才，往往苦于缠累。吴兴臧晋叔一意临摹，而时苦生意之不足。姑苏王百谷专工取态，而时觉位置之稍轻。夫惟以古人之法度，参以自己之丰神，华实相配，筋骨适均，庶乎升山阴之堂，入永兴之室矣。
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作者，妄无疑也。三代所传彝鼎篆刻，或工或拙，或真或赝，皆不可知。即其笔法篆文，或繁或省，从左从右，不可摸捉。所谓“书同文”者，安在哉？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虫非鸟，而后人以意附会，强合成文，虽曰禹迹，吾未敢信以为然也。夫结绳敝而文字兴，科斗残而篆籀作，篆隶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简，世之变也。必欲舍今而反古，虽圣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关乎？峄山之铭，视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汉时小篆，仅闻萧相国以秃笔题殿额，覃思三月，观者如流。何起刀笔，为秦功曹。上蔡衣钵，固有所归矣。自晋及唐，数百年间，惟李阳冰一人，以小篆显。五代以来，习者益寡。镌名印者，但取裁汉篆，位置得宜而止，其于斯籀之学，概乎未有闻也。隶书自中郎而下，世不乏人，然东京之笔，古色苍然。降而宜官梁鹄，开唐隶门户矣。唐苏许公摩崖碑，颇有东京笔意，自宋而降，专取态度，汉隶绝响矣。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滥觞也。
小篆，篆之圣者也。汉篆碑文不多见，见于印薮者，大都标置为体，而学问疏矣。唐陈惟玉、李阳冰，以篆显者也。嗣兹以降，虽镌石刻玉，世不乏人，而考古证今，不无遗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篆刻擅名一时，求者屦常满，非重直不可得。震盖精小篆者，而时时为汉篆，亦以趋时好云尔。然以小篆作印章，胜汉篆十倍也。
国初闽陈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来，石刻残缺，无可考者，皆能辨之。永乐初入中书，时待诏吴郡滕用亨素负书名，见其后进，忽之不为礼，一日，对大众辨难许氏《说文》，词说逢起，登随问条答，如指诸掌，考古证今，百不失一，用亨愧服，自是名大噪。盖世之精于字学者，未必工书，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声誉不布，而俗书恶札如马一龙、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隶书，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禅碑来，而务工妍，无古色矣。文征仲、王百谷二君，工八分者也。新安詹泮，永嘉黄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谓“失之毫厘，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门胡宗仁善汉隶，尝为余题积芳亭匾，酷得中郎遗法，而世罕有赏者。大声不入里耳，悲夫！
今国家诰敕及宫殿匾额皆用笔法极端楷者书之，谓之中书格，但取其庄严典重耳，其实俗恶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举以此技鸣，南京宫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纲者，法度严整过之，一时声称籍甚，然亦时俗之所赏，胥史之模范耳。自后官二殿中书者，皆习姜体，而不及愈甚。昔程邈作书，以便贱隶，谓之隶书。今中书字体，谓之胥书可也。
詹孟举书虽俗，而端重遒迳，盖亦渊源于欧、虞，而稍变之，非姜立纲可望也。评孟举书者，谓兼欧、虞、颜、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风。然冠冕则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书者，如文征仲，斯可矣。
师宜官韦仲，将大字迳丈，小字寸许千言，可谓兼才矣。子敬垩帚为书，观者如堵，惜其墨迹今皆不传，盖体势过大，既难收藏，而扁额洒壁，终归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传久远也。宋时惟米南宫、朱晦翁署字，今犹有存，然皆作意取态，标置成体，虽非真正楷法，而风韵遒远，自然不俗。赵集贤扁书，一如真书，妍媚有余，而筋骨尽丧矣。近代吴中诸公，率以八分题扁，较之真书，差易藏拙。吾闽林布衣阜学松雪而稍劲，郑吏部善夫仿晦翁而自得，张比部炜得法于米，而参以己意，其所题识，至逾寻丈，莫不极天然之趣，他方之以书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时摩崖碑，至为钜丽，而近人以林阜“忠孝廉节”四大字覆之，论者动以阜罪，余谓：非阜罪也。阜布衣穷死，力岂办此？盖必当时监司有爱其书者，下郡县镌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风旨，遂为此杀风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欲治街道，有司遂监取六朝时碑，磨砻以应命。俗人所为，往往如是。而阜动遭排击，亦不幸矣。余游山中，见后人磨古碑而镌己字，比比也。
欧阳通作书纸，必紧薄坚滑者乃书之。而米元章亦云：“纸欲砑光，始不留笔。笔欲管小，始易运用。”乃知永师不择纸笔，无不如意之难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择而用之，差无遗憾。
近代书者，柔笔多于刚笔，柔则易运腕也；偏锋多于正锋，偏则易取态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书名须藉人品，人品既高，则其余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颜、柳皆以忠义节烈著声，子瞻、晦翁书不甚入格，而名盖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许敬宗、蔡京、章，皆工书者也，而今安在哉？
运笔之法，在于入门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锋有偏正，书有迟速。至其优劣，不全在此。唐晋书多用正锋，然如鲁公祭侄文，及杨少师凝式书，皆已用偏锋矣。赵文敏全用偏锋，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仅行草耳，赵即楷书亦偏也，何尝以是减价耶？草书欲其峭劲，故当疾速；楷书欲合法，则故尚迟缓。如惊蛇入草，鸿飞兽骇之态，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黄庭、乐毅等作，又岂可以潦草漫不经意者得之哉？孙过庭曰：“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亏绝伦之妙。”可谓尽之矣。余所见，如莫廷韩、黄白仲，下笔如疾风卷叶，顷刻满纸，臧晋叔书则极意迟缓，然莫、黄多有败笔，而晋叔苦无逸态，亦坐是耳。学者须从迟入，以速成，而终复反于迟，斯得之矣。
临古人书者，须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从容玩味，看其用笔之法，从何起构，作何结煞，体势法度，一一身处其地，而仿佛如见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笔。下笔之时，亦便勿求酷似。且须泛澜容与，且合且离，神游意会。久而习之，得其大概，而加以润色，即是传神手矣。余见人学圣教序者，一点一画，必求肖合。余笑临字如人结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后传形骸，四支百窍，一时毕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点点画画求之，去愈远矣。此亦子瞻言画竹之意，惜人未有悟者。
凡真迹，经一番摹勒，便失数分神采。摹仿既久，几井其面目而失之。至于石刻，尤易失真。淳化，以帝王之力，聚极工巧，题曰上石，其实木也，故其气韵生动，不失古人笔意，为古今墨迹之冠。但其搜罗未广，去取颇乖，分别真伪，不无混淆。盖王知徵等识鉴分量，原自止此，而当时亦但据内府所藏，急于成帙，不闻有广搜博采之令行于幽远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为之君，虞、褚、米、蔡佐之，相与尽力括访，极意剖析，去馋鼎之十三，入名流之遗逸，傍及缁流，以至彤管，抉名山石室之藏，泄昭陵玉碗之，勒之贞珉，以布海寓，书学庶无遗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从风，其后临摹重亻台，不知几十百种。盖墨刻之盛行，从此始也。然摹仿既久，渐致乱真；辩论纷纷，遂成聚讼。盖不独兰亭、黄庭为然矣。国朝帖本，如东书堂、宝贤斋等，皆出宗藩，既非法眼，又无神手，萎靡不振，仅足充枣脯耳。文氏停云馆所刻宋、元诸家，皆非得意之笔，盖家藏有限，目力易穷。以一人而欲尽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于好事之家，矫诬作伪者，又种种也。故书学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赏鉴不可得也。
魏受禅碑，梁鹄书，而钟繇镌之，李阳冰书，自篆自刻，故知镌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赵文敏为人作碑，必挟善镌者与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时文长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门客温恕、章简甫为之。二人皆吴中名手也。纵有名笔，而不得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吴兴，得姑苏马生，取古帖双钩廓填上石而自镌之，厘亳不失笔意。闽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应用善书细字，尝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麻粒上书“国泰民安”四字。此虽绝世之技，然亦近于棘猴矣。以余所见，有便面上书《西厢杂剧》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胜人耳，不关书法也。
古人有善书而名不传于世者。吴有张，晋有刘环之，南齐有萧宣颖，北魏有崔浩，北齐有赵仲将，宇文周有冀亻隽，隋有僧敬脱，唐有薛纯ヌ、高正臣、吕向、梁升卿、席豫诸人。或由真迹稀少，久遂漫灭。或因名过其实，弈世无传。至于萧何以功业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俭以识量掩，司马承祯以高尚掩，郗氏以夫掩，临川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