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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令众多竞买者惊喜不已：“值！真值！”这个动人的场面，860多年前的赵佶九泉有知，将会作何感想呢？
北宋末期的宋徽宗，在位18年，是赵宋王朝政治上最腐败的黑暗时期。这个赵佶，昏庸透顶！对人民横征暴敛，生活上奢侈淫靡；思想上迷信道教，御注《道德经》，多失老子原旨，毫无思想学术价值可言。他还调遣工匠、士兵上万人，历时六载，在汴京修建“艮岳”（艮为《易》卦里的东北，方圆十余里的两座山峰，高90尺）。命朱豪夺天下奇花异石和鸟兽，所运花石规模不断扩大，动辄用船数十艘，往来于汴淮之间，船队所过，沿途毁桥梁，凿城郭，州县官府积存的钱谷，因此为之一空，致使已经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宋徽宗昏庸的最主要的表现是重用坏人，例如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四大奸佞，“国家将败，必用奸人。”（《国语·楚语下》）诚哉斯言！
徽宗对内搜刮，对外妥协——北方女真贵族率兵南侵，他却采取屈辱退让的政策，终于导致了1127年金兵攻破汴京（今开封市），赵佶与其子钦宗赵桓一同被俘北去，最后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对赵佶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领导能力的评价，可以说乏善可陈，一无是处！他的昏庸还表现在荒淫奢靡的行为。宋徽宗压根不懂勤俭为何物、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说得好：“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徽宗难道不晓得这一名句吗？晓得归晓得，实行归实行。我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序言》中有一段屡试不爽的英明论断，道出了历史上坏人坏事作恶多端的大悲剧恶性循环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理：“任何民族与政府，都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未按照从历史推导出来的原理去行事。”宋徽宗昏庸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有一段启人心智的名言：“我越是深入思考古往今来所发生的一切，我越是感到人间的万事万物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塔西佗《编年史》上册第148页，商务版）这话用在赵佶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幅写生画，居然在八百多年之后创下了两千多万元的高价纪录；而在他生前，昏庸腐败，又创下了一国之君竟然当了俘虏，客死异乡的可耻纪录。这后一项纪录，难道不是历史对赵佶之流的封建血统论莫大的讽刺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问得好！这是给封建血统论的一记狠狠的耳光。当立赵佶为皇帝时，变法派大臣章公开表示反对，说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当即遭到向太后的驳斥。赵佶于是坐上了龙椅。赵佶重用奸佞，拉帮结派，为非作歹，打击忠良；文彦博、司马光、苏轼兄弟和程颐等120多人被打成元奸党，又将元符末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共309人，刻石文德殿门，颁行全国，称“元党籍碑”。比雍正搞的《大义觉迷录》厉害、恶毒多了！反对赵佶当皇帝的章也被贬官下放到边远地区。
宋徽宗后宫嫔妃成群，荒淫无度。这还不够。他久闻京华歌妓李师师的艳名，经常溜出宫门，微服潜行，乘坐小轿，由数名内侍导从，前行青楼过夜。堂堂皇帝，竟然浪迹妓馆，这也算创下了一项皇室丑闻的历史纪录吧。
赵佶当皇帝可以说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金太宗封他为“昏德公”，勾画出了他的品性特点。
反之，如果赵佶不当皇帝，他必将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和书法家，他擅长画花鸟、人物、山水，描绘工细入微，其花鸟画，设色均净，富丽典雅，笔墨精妙，造型生动，神形兼备。据记载，他画鸟用生漆点睛，隐出纸面，富有创造性。现存传为赵佶的绘画作品风格多样，艺术水平精湛绝妙。
他还兼擅书法，风格挺健秀丽，真书学薛，草书学黄庭坚，后自创瘦劲锋利如“屈铁断金”的“瘦金体”。传世书迹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卷》等（现藏上海博物馆）。
赵佶重视对文物书画的收藏、鉴赏和整理。他即位后大力搜罗历代书画，由专人鉴定真伪优劣，亲自加以品藻，集为100帙，分14门，总1500件，名曰《宣和睿览集》。又编纂了《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两大部著录著作。同时还将御府藏古铜器编为《宣和博古图》。这些都为今天研究宋代御府收藏及古代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他扩充宫廷画院，当时画院人才济济，有李唐、马贲、张择端、王希孟、苏汉臣、朱锐等名家，可以说两宋画院中，这是最为繁荣隆盛的局面。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如”的。起佶如果不当皇帝，让他担任画院院长兼文物局局长，可谓人尽其才矣。
林语堂与西方文化
陈世旭
林语堂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又一直上的是教会学校，然后是留洋读硕士、博士，然后又作为“世界公民”在欧美住了几十年。几乎全然在强劲的西方文化的浸染中生长。并且他用英文完成了卷帙浩繁的著译，其数量之大，使他不得不把英文著作送交国内友人翻译成中文版。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对西方文化怀了许多令今天的人们也不免觉得保守的意见。
住在上海，让林语堂很痛心的一件事是“中国人和洋人接触，无不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满口Yes，sir，中国人越是洋奴，洋人越是看不起。我既以殖民自居，人也以殖民视之，所以在上海公共场所看不见有礼貌的西人”。
而在30年代的美国，“中国人的形象是留辫子、抽鸦片、迷信、好赌，是怯懦的动物”。大多数的小孩都会唱一首侮辱中国人拖长辫子的歌。林语堂教诫女儿们：“我们在外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你可以学他们的长处，但不要因为他笑你与他们不同，而觉得自卑，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悠久而优美。无论如何，看见外国人不要怕，有话直说，这样他们才会尊敬你。”
女儿要上学了，林语堂不给她们取英文名字，“因为他认为中国人不要有英文名字才好”。取英文名字的中国人是“中文不会好”的“洋行职员”、“西崽”一类，他们给自己取名约翰、保罗、彼得、杰米，以便“让西洋大班叫起来方便”。尽管林语堂很悲悯地声明“这本不足深责”，但他骨子里轻视是明显的。他并且以此调侃取了英文名字“亨利”的末代皇帝溥仪：“所以溥仪在日本天皇羽翼之下，尽可称皇称帝。到了中国关内想要复辟，就有点困难。但那一套洋服及那英文名字就叫人灰心，你想‘亨利亨利’，还像个中国天子之称吗？”
如果说上述的意见是基于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不难理解，那么他的关于西装的见解，就多少有些偏执了。他怀着奚落的口吻给穿西服的中国人分类，“满口英语，中文说得不通的人必西装”，“在外国骗得洋博士，羽毛未丰，念了三两本文学批评，到处横冲直撞，谈文学，盯女人者，亦必西装”，“月薪百元的书记、未得差事的留学生、不得志之小政客等，华侨子弟、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及剃头师傅等又为一类”。他认定这些人穿西装的心理虽各有不同，“总不外趋俗两字而已，如乡下妇女好镶金齿一般见识，但决说不上什么理由”。
在林语堂看来，“中装中服，暗是与中国人之性格相合的，有时也从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中文程度”。一个人的年事渐长，素养渐深，事理渐达，心气渐平，必然断弃其洋装，“还我初服无疑”。“或是在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身份，事业上已经有相当成就的人，不必再服洋装而掩饰其不通英语及其童之气时，也必断然卸了他的一身洋服”。
四十岁的时候，业已名满天下的林语堂写道：“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
上世纪60年代，林语堂到香港。随行的女儿说，香港有山有水，像瑞士一样美。林语堂说，不够好，这些山不如我坂仔的山，那才是秀美的。女儿问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他说：青山，有树木的山，高山。香港的山好难看，许多都是光秃秃的。人们带他到山顶，那里有树木，是青山。但他坚持说，那也不像他坂仔的山，这里从山顶望下去四面是水。他说，环绕着坂仔的是重重叠叠的山，我们把坂仔叫做东湖。山中有水，不是水中有山。单从这些话里，并不能看出坂仔的山水有什么道理一定比香港的山水好。让人感觉到的，更多的倒是一个传统中国文人的乡土情结的执拗。
故里坂仔毕生都牵绕着林语堂的梦魂。但我于坂仔，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秀美”。林语堂在诗里说他时常梦见的“十尖”、“石起”应该是附近的山名。在中国南部，亚热带区域，这样四季常绿的山随处可见。把水流丰沛的小平原叫作“东湖”，也未必就可以同林语堂喜欢携家游览的杭州“西湖”对应媲美。
林语堂对故里的这份执拗，应该另有精神方面的原因。
林语堂自己说：“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
事情这就明白了。
任何一个天才，事实上都永不可能摆脱他的血脉所系的乡土。他的思想、他的才情、他的眼光，乃至他的为人处世之道，都必会与此紧密联系。就像树之于土地，血之于身体。从一个单纯质朴的农家子而成为一代文化巨子，始终保守住那份本土文化的骄傲，我相信这是林语堂发生世界影响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当下莫衷一是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价值定位以及当代人的价值选择，我相信也是林语堂从尘封中走出的一个很自然的原因。
众生的普陀
储福金
普陀有这么多的人。
普陀似乎应该有这么多的人。
庙宇间，转过多少回廊，迎面都有一拨一拨的游人过来。观音殿又有多少香客，香火很盛。庙外一辆辆大大小小的车，满满地排列过去。车出观音殿，往紫竹林去，那里矗立了一尊高大的菩萨像。一路上，两边走着的都是游客。
来得匆匆，去得匆匆，来时渡船人许多，去时渡船许多人。
多少年我走过了多少地方，普陀一直是我想着要去的，这次去，是一个机缘，然而去了，我又有一点恍惚，似乎并没有到过。
在我心中的普陀，是一个海岛的山麓，淡淡的云雾缭绕着，云雾之间有隐隐的彩光，飘着有或无的雨丝，宛如净瓶中杨柳枝带出的水露。在古刹的钟磬声中，慢慢走向前殿，身边走过穿着灰布袈裟的面色祥和的僧人，在大殿点一炷清香，与菩萨像相向而对。静静中时间流动，恍惚一瞬间，又恍惚多少岁月在其间。
我知道，那只是我想象的普陀，按佛界的说法，观音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观音是众生的观音，观音的道场普陀，自然也是众生的普陀。
常有知识界的人和我说到，佛像本是泥塑木雕，却引那么多的人去烧香，与佛教的清净也是相背。确实，早期的佛教是偏重于个人解脱，求的是寂灭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