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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他知道一定是韦晓晴打来的，他没有去接。
他一直想不透马萍，他和马萍恋爱时，马萍是很纯洁的。这么多年他没有怀疑过马萍什么，突然间，马萍却提出了离婚，理由是自己又爱上了别的男人。这让他想不通，也想不明白。越是想不明白，文君越是要挖空心思想下去。
过了半年，又过了半年。
韦晓晴结婚了，办公室的人都去参加韦晓晴的婚礼了，惟有文君没去，韦晓晴也没通知他。
后来文君听说那个叫常冶的作家的夫人从国外回来了，常冶没有提出离婚。
不久，他听说马萍大病了一场，他得到这个消息时，马萍已经又好了。他决定，抽时间去看一看马萍，还有自己那个已经五岁的女儿。
理论创新与优秀学位论文选载
陈思和
理论创新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很时髦的词——当然，至于真的能否“创新”，其“新”又怎样来“创”，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事。不过把理论创新与高校里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见过不少学校的研究生论文封底上都印着作者保证论文观点具有原创性的承诺。
初看时我有些纳闷：学术研究不同于歌星唱歌，学术观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们今天的学者大约还不能算什么巨人，研究生更不是，但我们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取了一点新鲜的果实，我们无法踢开脚底下的巨人——前人的成果。要求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达到所谓的“原创性”，说句老实话，我觉得是很可疑。
常常看到这样的论文：为了讲清楚某个问题，需要借助别人早就提出讨论的某些理论，这本来是不错的，但为了显示自己是“原创”，就故意不提别人的理论，改头换面地变一个说法，成了自己的“原创”。——这是一例。
看到别人的理论在前，不吸取其合理的一面，不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上再往前一步，而是先指责前人全都错了，批判批判再批判，然后宣布自己才是惟一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才是“原创”。——这是二例。
许多论文在叙述自己的研究课题之前根本不屑提及前人有没有相关的研究，仿佛自己是从真空中来的，从真空中发现问题的，是为“原创”。——这是三例。
运用外国的理论，明明依据的是译文，却偏要注明原著的洋名字，以示自己能读原著，以代原创。——这是四例。
有许多论文的题目，早已经被人反复议论，譬如关于张爱玲的研究，我每年参加论文答辩都会遇到相似的题目，当然作者阅读对象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主观感受不一样不代表学术上就能有新意，不过是一个结论的多种说法，自己以为是“原创”，其实从学术的角度看来只是炒了别人的冷饭。——这是五例。
大段引用他人的学术观点，都不加引号，最后挑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漫不经心地加了一个注，好像是注明了引文的出处，却掩盖了大量非引文中的抄袭，冒充原创。——这是六例。
有的论文所研究的题目早几年就有人做过，可是作者根本就不知道，不是故意回避前人成果，而是出于无知自以为是原创。——这是七例。
前人分别做了甲部分、乙部分或者丙部分的研究，他就来个甲乙丙综合论述，拼凑前人成果却以为是原创。——这是八例。等等等等，其实还有很多种类型的“原创”，究其产生的原因，除了知识不够和学风不正以外，恐怕正是迫于原创心理在作祟。作者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本来就有所来源，却不知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本来就是靠代代传承，推陈出新，而不可能像盘古那样开天辟地，所以，“原创”改其一个字，称为“源创”就对了：源于某种前人成果的创作。
据说香港大学有位教授要求学生写论文时，必须有不下于三十种论文引文（引摘图书不算），其中有一定的数量比例是要注明从近几年来的相关论文中引来的，否则论文不能通过。这种规定虽然乖张而且不合情理，但是其良苦用心是好的，希望学生在撰写论文前能够充分了解别的学者所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免得自以为是“原创”结果而贻笑大方。
举例种种并非一笔抹杀论文中的创新因素，而是想说一句消极的话，也是前人一再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提出来的一些自以为有新意的思想、理论、观点或者说法，也可能是早已有人说过的，只是我们读书读得不够多信息不够通，将无知当作有知罢了。再何况，客观环境也不见得有利于真正的创新，仅就文学而言，连许多名字或者提法能否公开讨论还是有个禁忌，要真正冲破各种人为障碍去创新理论又谈何容易。不过，尽管如此，创新的诱惑仍然鼓励着我们，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理论，永远是学科发展的生命所在。就文学学科而言，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每一门学科都是累积了巨大而丰富的学术遗产和前人艰苦探索的血汗传统，后来者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努力往前走，一步一步地走，也许学术上的创新仅就一步两步而已，研究者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觉得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倡原创性并不恰当，但是可以有独创性，或曰独特性，学术思想与学术传统都是有渊源继承的，但在传统的源流里必须加入今人——也就是当代学人的心血，其脉才会贲张畅通，生生不息。其心血也就是当代人的独创，它被融入传统却又丰富了传统，所以，所谓的理论创新更确切地说是理论的推进，通过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改进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假设，尽可能地做到确切解释新的文学现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新也不仅仅局限于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学说，同样，尖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努力分析好问题的种种表现，也可以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创新；研究生能够成功地运用某种理论和假设，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的深入的研究和解释，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创新活动。总之，我所认可的理论创新，应该是既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又有充分的独立见解；既有丰厚的前人成果的依据，又能在科学研究的崎岖小道上努力奋进；既不动辄以原创自居，但又敢于打开新的研究空间，攀登学科研究的高峰的治学精神，用以来推动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我想这才是我理想中的学位论文。
出于这样的信念，我很高兴接受《芙蓉》杂志的邀请，来主持这理论创新与优秀学位论文的专栏，我当然不是在这里推荐学位论文的范文，只是就我所读的范围中，有比较好的创新意识的论文，我愿意竭力推荐，使有更多的读者来读它。因为限于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发表研究论文的全部，因此除了节选有关章节以外，我们还特意配备作者简介、论文的题目、提要、答辩导师名单、答辩决议或者有关导师的评阅意见，尽量使读者对这些论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里推荐的论文是关于当代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现象的探讨。刘志荣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曾经受过我的指导，他所研究的范围是上一世纪50年代的潜在写作现象，第一步研究的是“胡风集团”冤案成员的“潜在写作”，当然还不限于这些方面，他曾经是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主要执笔人员，也是我目前正在编辑的潜在写作书系的主要助手，我们从他论述曾卓的创作中可以读到他的朴实、深入、力透纸背的研究特点。
2002年12月1日于黑水斋
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刘志荣
博士论文题目：论50至70年代“胡风集团”作家的潜在写作
指导教师：陈思和教授
答辩委员会名单：
贾植芳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温儒敏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晓明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
吴立昌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德林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
诗人曾卓的写作年龄很长，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优秀之作，但他自己说：“最能激发我的感情的是在经受厄难的那二十多年中所写下的小诗，我将她们看作是‘闪耀在生命炼狱中的光点，开在炼狱边的小花’。”这些小花就是他在绝望中的爱与希望之歌。在这生命炼狱中，诗神重新回到了停止写诗将近十年的诗人的生活中，成为诗人唯一可以拥有的东西。作为生命的寄托，诗人投入了所有的生命激情，也许这可以解释这些诗歌何以成为曾卓最感人也最优秀的诗篇。
曾卓的潜在写作中，最早的是因为思念孩子所写的一组给少年们的诗，但他这段时间的诗篇中最有文学价值，也最具有自己特色的首先是收集在其文集中的《有赠》一辑中的情诗，其次是收集在《凝望》一辑中的理想与希望之歌。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先从《凝望》一辑谈起。
《凝望》：理想与希望之歌
牛汉曾经这样描绘过曾卓的形象，他先引用了曾卓的两句话，“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然后说：“假如为曾卓塑像，这个张开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是受诬的灵魂燃烧的姿态。当他张开双臂的同时，他的眼里噙着泪（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泪流得最多的一个），他的嘴里唱着歌（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歌唱得最多的一个，不论是悲歌、恋歌，或是凯歌）。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这样概括的曾卓的形象是对的，他的精神特质中最显眼之处确实在于“期待”与“追求”：对爱的期待与对自由的追求。因为有这种期待与追求，所以，即使处于最不堪的逆境之中，曾卓也总是呼唤与歌唱着希望，而不是在绝望的心理体验中深入下去。曾卓的这种精神指向，在《凝望》一辑中有着典型的表现。
在刚陷入冤案时，曾卓的心态与其他同难者可能没有多大区别，所以，不难理解他这时候的诗歌中常常出现精神伤痛的意象：“我常常微笑/为了掩饰我的伤痛/我常常沉默/而波涛在我心中汹涌。”他感到像深山中荒凉的峭壁上的野花一样被人遗忘（《寂寞的小花》），感到空虚之中心灵无比的干涸、孤独（《我期待，我寻求……》）。这种被疏离、遗忘的悲凉感觉在“文革”中又一次出现。1968年5月16日，他被单独关在一间板壁房里——那个夜间，他“想起了整整十三年前的情境（我突然失去了自由，接着几乎失去了一切），接着又想到了那以后的境遇”，心潮如涌，随手记下了三句话：
人不是神，不能承受这样严酷的考验。不，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受这样严酷的考验。
大江流日夜，时间过得很慢也很快……
呵，我的年纪，还有我的这颗孩子似的心！（《无题》）
前一句话是“好多年前从一位青年诗人的书里看到的”，第二句话是曾卓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