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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我没答理他。
他又说：“辛西娅好像认为你当时知道他要那么做。”
“卡尔，出了偏差可不能怪到我头上。”
“没人怪你。”
“听上去似乎是那么回事。”
“可是，你也许能预料到，你可以把他的枪——”
“上校，老实跟你说，我不仅预料到了，而且还鼓励他这么做。我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这一点，她知道，你也知道。”
卡尔不承认，因为这不是他想听到或想知道的。虽然守则中没有这样一条，但是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军队中，给一个玷辱了自己尊严的军官提供机会、鼓励他勇敢自杀的做法历来都是受人称道的光荣传统。但这种做法在我们这儿一直不受欢迎，在别处现在也逐渐不再流行了。然后，这种观点渗透到了每个军官的潜意识之中。如果让我选择，一方面是军事法庭审判我强奸、谋杀和性犯罪，另一方面是只要拿起那支38口径的手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自己，那我可能会选择后一种简便方法。但我无法想象自己处于比尔·肯特那样的境地。话说回来，比尔·肯特在几个月前也想象不到自己会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
卡尔在说着什么，但我没注意听。最后，我听到他说：“辛西娅很难受，她的身子还在抖个不停。”
“这职业就是这样。”事实上，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在你面前让自己的脑袋开花的。肯特应该要求离开一会儿，然后到男厕所去采取行功。可他打碎了自己的脑壳，让脑浆、头骨和血水溅得四处都是。辛西娅的脸上也溅到了一些。我对卡尔说：“我在越南曾被溅了一身。”其实，有一次是一个脑袋砸了我的头。我又说了句颇有帮助的话：“用肥皂洗洗就干净了。”
卡尔一脸怒气，厉声责备我：“布伦纳先生，这一点儿也不滑稽。”
“我可以走了吗？”
“请吧。”
我转过身，打开车门，然后对卡尔说：“请转告森希尔女士，她丈夫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让她给他回电话。”我钻进我的车，发动了起来，离开了这儿。
不到15分钟，我就回到了军官招待所。我脱下礼服，发现衬衫上有一块血渍。我脱下衣服，洗了洗脸和手，换上运动裤，然后把辛西娅摆放出来的物品收起来。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把行李拿到楼下。
我结了账，付了一笔不多的服务费，但因为我在墙上涂画的那幅图，我得在损坏认赔单上签名，日后再找我支付赔偿费。我真爱军队。内务值班军士帮我把包放进车里。他问我：“你把案子解决了？”
“是的。”
“谁干的？”
“大家干的。”我把最后一个包扔在车后座上，关上后门，坐进驾驶座。值班军士问我：“森希尔女士也要结账吗？”
“不知道。”
“要不要留一个邮件转寄地址？”
“不用。没人知道我来这里，只是短期逗留。”我发动汽车，穿过基地中心，往北到了宪兵队大门，出了门驶上维多利街。
我开车经过安·坎贝尔的住处，然后来到州际公路，上了一条往北去的车道。我在磁带舱放上一盘威利·纳尔逊的盒带，舒服地靠着椅背，往前开去。天亮前我就能赶到弗吉尼亚，还能赶上早班军用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机把我送到哪里都无所谓，只要离开美国大陆就行。
我的军人生涯已结束，这无所谓。这件事，在我去哈德雷堡之前就知道了。我没有后悔，没有犹豫，没有抱怨。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奉献了，或者成了多余的人，那我们就离开；或者，如果我们愚钝了，人家就会请我们离开。这不必伤心。最重要的是使命，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服从于使命。手册中就是这么写的。
也许在走之前，我该跟辛西娅说几句话，但是这对谁也不会有好处。军人的生活是瞬息多变的，经常来去匆匆。种种关系，无论有多么亲密，无论有多么热烈，都不过是暂时的。人们通常不说“再见”，而说“路上见”或者“以后见”。
不过，这一回，我是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我感到选择这个时候离开军队对我正合适。我应该放下刀枪，脱下戎装了。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有点荒废了，更不用说沉重了。我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入伍的。那时，军队忙于在亚洲进行大规模的陆战。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远远超过了国家的两年义务服役期，在军中已风风雨雨度过了漫长的20年。20年来，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翻天覆地了。军队现在忙着送你走：“谢谢你付出的一切，干得很好，我们赢了，走的时候请把灯熄掉。”
很好。就是这么回事。这不会是一场永不结束的战争，虽然有时候看似如此；这也不是为了给在其他方面没有前途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虽然有时候也确实如此。
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美国国旗将不再高高飘扬。战斗部队将要解散，他们的战旗与刀枪要一起入库。也许有一天，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也要关闭。确实，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说真的，我很高兴看到新时代的到来，更高兴的是，我不必与它打交道。
我们这一代人，我想，深深地打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过去的那些事件对当今的现实不再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的价值观对当今现实也不再有什么意义。因此，正如辛西娅曾对我暗示过的，即使我们的确还有不少战斗力，也已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物了，就像过去的骑兵队伍一样。干得不错，谢谢。拿一半薪水，祝你好运。
20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曾有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依然像我曾经生活过的那样去生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经历。
威利正在唱《我心中的佐治亚》。我换了盘巴迪·霍利的带子。
我喜欢开车，尤其喜欢开车离开一个地方，虽然我知道，离开一个地方，也就意味着接近另一个地方，但我自己从来不这么看，我总是离开。
一辆警车出现在我的后视镜里。我检查了一下车速，发现只超速了10英里，而在佐治亚，这意味着阻碍车流。
那家伙打开红色闪光灯，招呼我过去。我把车开到路边上停下，坐在车里。
那警官走下车，来到我的窗口。我摇下车窗，发现他原来是米德兰的警察。我说：“这儿离你的老本营远了点儿，不是吗？”
“请把驾驶执照和汽车注册证给我，先生。”
我把两样东西拿给他看了。他说：“先生，我们在下一个出口掉头，然后你跟我回米德兰去。”
“为什么？”
“不知道。从无线电话中接到的命令。”
“亚德利局长的命令？”
“是的，先生，是他的命令。”
“如果我拒绝呢？”
“那我就只好把你铐起来了。随你挑吧。”
“有第三种可能吗？”
“没有，先生。”
“好吧。”我又开上了公路，警车跟在我后面。我们在立交路口掉转车头，往南向米德兰开去。
我们在镇西口的一个出口换了道。我跟着他来到镇上的废物回收中心。过去人们一向称它为垃圾场。
他的车在焚化炉边刹住了。我在他后面停下来，跨出车门。
伯特·亚德利站在一条宽大的传送带旁，看着人们从一辆卡车上把东西卸下来，送上传送带。
我也站在边上看着，看着安·坎贝尔地下卧室的物品被火焰吞没。
亚德利翻弄着一堆一次成像照片。他只朝我看了一眼，说：“嗯，伙计，看看这个。你看那个胖家伙，那是我。再看看那个小子，你知道他是谁？”他将一沓照片扔上传送带，然后从脚边捡起一摞录像带，也扔到传送带上。“我想我们还有个约会吧。你就这样让我一个人干这堆活？你也帮一把，伙计。”
于是，我帮他把家具、性生活用具、衣物之类的扔上传送带。他说：“我是说话算数的，伙计。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找当然相信你。你是警察。”
“对。这星期简直乱套了。嘿，你知道吗？葬礼上我一直在哭。”
“我没注意。”
“是在心里哭。葬礼上许多家伙心里都在哭。嘿，电脑软盘那玩意儿，你处理掉了吗？”
“是我亲自烧毁的。”
“是吗？不会有那类流言蜚语在外面流传了，是不是？”
“是的。大家又都成正人君子了。”
“直到下一回。”他哈哈大笑，把一只黑色皮面罩投掷到传送带上。“上帝保佑，我们现在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包括安。”
我没回答。
他说：“嘿，比尔的事我听说了，我很难过。”
“我也是。”
“也许他们俩现在正在天国的珍珠门旁谈话。”他朝焚化炉内看了一眼，“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
“完了吗，局长？”
我朝四周看看。“差不多了。”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看了看，然后递给我：“纪念品。”
这是一张安·坎贝尔的正面裸体照。她站在地下室的床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床上蹦跳。她的头发飞扬着，两腿分开，双臂伸展，满脸笑容。
亚德利说：“她是个女人味很浓的女人，但我从来弄不懂她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你了解她吗？”
“不，但是我想，她让我了解了我们男人自己，有些是我们不愿了解的。”说着，我把照片扔上传送带，转身朝我的追光牌汽车走去。
亚德利喊道：“你保重！”
“你也保重，局长。向你的家人问好。”
我打开车门。亚德利又喊道：“差点忘了，你的女朋友——是她告诉我你会从州际公路往北去的。”
我从车顶上望着他。
他说：“她要我向你道别，说她在路上见你。”
“谢谢。”我上了车，离开了垃圾场。我拐向右边，从原路去州际公路。路的两旁都是仓库和轻工企业，是个脏乱差的地区，与我此刻的心情恰好相配。
路上，一辆红色野马牌汽车赶上了我。我们一起上了州际公路。她与我一起，开过了那个往西去本宁堡的路口。她本该走那条路。
我把车开上路肩，停下来。她也开上路肩。我们走下车，站在车旁，两人之间相距有10英尺。她下身着蓝色牛仔裤，上身是白色T恤衫，脚蹬一双跑鞋。我想起我们是两代人。我对她说：“你错过路口了。”
“但不能错过时机。”
“你没对我说实话。”
“这……是的。但是，假如我告诉你，我还跟他住在一起，但我正在认真考虑要结束这一切，你又会怎么说？”
“我会告诉你，等你把这些办妥之后，再给我打电话。”
“你瞧，你太被动了。”
“我不会抢人家的老婆。”
旁边开过一辆巨大的双轮拖车。我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什么？”
“在布鲁塞尔你也是这样！”
“从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比利时的首都。”
“巴拿马怎么样？”
“我是想让你主动采取行动。”
“你说谎了。”
“对。我干吗费这个心？”
一个州警察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