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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西娅回答说：“我也不明白。也许不是一个人干的。等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出来就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干的了。”
“噢。”我又问，“为什么被害人身上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罪犯施暴的痕迹？”
她摇了摇头，说：“我也搞不懂。一般来说是该有些施暴的痕迹的……但把被害人捆起来总不能说是友好的吧？”
“当然不是。”我回答，“可那个男人并不恨她。”
“也不很喜欢她。”
“也许曾经喜欢过。辛西娅，你的本行就是调查强奸案。以前遇到或听说过类似的案子吗？”
她想了想，说：“本案有些地方跟我办过的预谋强奸案很相象，作案步骤是罪犯一手策划的。但我不能肯定，也许罪犯认识被害人，也许不认识，或者是他在寻找取乐对象时正好遇上了被害人。”
“罪犯很可能也穿着军装。”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所以才没引起她的警惕。”
“可能。”
我透过车窗向外看去，闻到清晨的露珠和松树林的潮气混合而成的一种淡淡的气息。冉冉升起的太阳把阳光投在我的脸上，我插上车窗，靠在座位上，脑子里像倒录像带一样浮现出我设想的一系列情景：先是安·坎贝尔被捆绑在地上，接着是她光着身子站在那儿，然后是她从吉普车旁一步步向射击场走去……许多事都还说不清。
“也许他并没奸污她，但把她赤身裸体地捆在地上，也许是为了让看到现场的人联想到强奸，也许是故意把她的裸体暴露于众人面前，以此来羞辱她。”我说道。
“为什么？”
“还不知道。”
“也许你知道。”
“再容我想一想。我觉得罪犯认识被害人。”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他认识她。我们又在沉默中行驶了一段路程，我对辛西娅说：“我虽然不知道案发的原因，但对案发的过程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你想想会不会是这样：安·坎贝尔离开总部后直接到了射击场，把车停在离一等兵罗宾斯的哨所稍远的地方。她和情人约定在此幽会，他们经常这样干。突然，他用枪顶住她，命令她脱光了衣服，然后就是男女间的那些事了。”我瞥了辛西娅一眼，问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对性变态一无所知。那是你的研究领域。”
“说得好极了。”
她又说：“你刚才说的纯是男人的想象。我是说，哪有女人愿意躺在冰凉的地上干那个的？那有意思吗？”
我预感到这一天的日程肯定会排得满满的，可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对她说：“你知道罪犯为什么要把她的内裤垫在她脖子上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查一下凶杀案手册里有关‘性窒息’的那一章。”
“好吧。”
“你注意到了吗？她右脚的趾根部有一个黑点。”
“我没看见。”
“如果那个黑点是她从路上沾来的话，那么她为什么要光着脚站在路上呢？”
“因为罪犯命令她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
“那她的内衣内裤又怎么会在射击场上？”
辛西娅回答道：“可能先是她被迫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然后她或者罪犯又把内衣内裤拿到了射击场上。”
“为什么？”
“罪犯手册里有这样的描写，保罗。强奸犯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他们往往会有许多奇怪的想法，他们自己觉得这些想法很有刺激性，而一般人却不会觉得怎么样。让女人脱光了，再让她自己把衣服拿到他想施暴的地点，这也许就是强奸犯的怪诞想法。”
“有许多可能性。”我沉思了一会儿，说，“只要记着别和这些性变态的人结婚就行了。”
“我们需要让法医验尸，还需要讯问很多人。”
我们？一时间，我俩谁也不说话。我扭头看着窗外，开始努力搜寻对辛西娅的记忆。她来自衣阿华州的乡村，后来在州立大学读书，修学了军队的技术课程，获得了犯罪学硕士学位。因为军队的工资高、声誉好、受教育的机会多、选择职业的范围广，所以像她这种来自乡下的姑娘，还有哪些来自犹太区和落后地区的姑娘都乐意在军队供职。我对她说：“我常常想起你。”
她没有说话。
有过两性关系的男女，只要还正常，还有感觉，还看重那层关系，都会对对方怀着一份特殊的柔情。与此同时，也会有一种难言的尴尬。我们俩人并肩坐在一起，谁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以及怎么去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常常想起你。请你回答我的话。”
她回答说：“我也想过你。”我们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她开着车，我们都盯着前方，谁也不说话。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保罗·布伦纳，出生于南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认识奶牛，工人家庭，中学毕业。我不是为了离开南波士顿才入伍的，而是军队到南波士顿把我招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种工人家庭的后代是当步兵的好材料。那时他们陷入了亚洲的大规模战争。
我在步兵营呆了一年多，也算得上是个不赖的步兵吧。后来我修了大学课程，学习了军队的礼仪，学习了犯罪学和其他专业课程。我不再留恋南波士顿了，就这样，我和辛西娅从北美同一个州的两头，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起走到了布鲁塞尔，并且坠入了爱河。现在，我和她又在遥远的南方相见了，而见面的原因是要一起查看将军女儿裸露的尸体。爱和友情在这种场合会升华吗？我不敢有什么奢望。
她说：“昨晚看见你，真有些惊讶。如果我当时表现得很粗鲁的话，请你原谅。”
“不是什么‘如果’。”
“好吧。那我就明确地向你道歉，可我就是不喜欢你。”
我笑了笑，说：“可你喜欢办这个案子。”
“是的。我对你好完全是因为这个案子。”
“我是你的顶头上司。如果你对我不好，小心我炒你的鱿鱼。”
“别摆架子了，保罗。你不会吵我的鱿鱼，我也不会擅自离职。”她补充道，“我们要一起侦破这个案子，然后理清我们之间的关系。”
“非得按这个顺序吗？”
“是的。”
第四章
维多利街，原名空松路，二战时期改的名字。它原本是一条双行道的乡间公路，由米德兰向南延伸。1971年，我再次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个繁华的花园公寓区和商业区。现在二十多年过去，这个地方更看不到一点空松路的影子了。
我们离开基地，15分钟便来到了维多利花园，我们把车停在第45单元附近。
维多利花园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共有50座互相毗连的房子，中间是一个大院子，院内风景很美。停车场很大。这里虽然没公开挂出“非军官莫入”的牌子，实际却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这里的房租大约是住在基地外的军官们津贴的1/4。钱倒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对于住在基地外面的军官来说，选择住处要遵循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安·坎贝尔是个出色的军人，又是将军的女儿，所以她没住在贫民区，也没住在那幢新建的无名大楼里。因为这个镇上的那些大楼往往是一些放荡的单身者的聚居之地。但她也没住在政府分给她父母的那所基地上的大房子里。这说明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我这就要去看看她究竟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我和辛西娅向四周看了看。我问辛西娅：“你带武器了吗？”
她点了点头。
“很好。你守在这儿。我从后门进去，如果有人从前门出来，立刻截住。”
“好的。”
我绕到后门，后院是一片普通的草坪。也许是为了各自的隐私，每家都用篱笆将自己和邻居隔开了。安·坎贝尔的院子里有一套很不错的烧烤架和一只躺椅。躺椅上面有一瓶防晒霜和一本旅游杂志。
我正对着的是两扇玻璃拉门。透过百叶窗，我看到了餐厅和起居室的一部分。看起来里面好像没有人。安·坎贝尔当然不会在家。一个将军的女儿也不会在家里藏一个情人，为了有自己的私生活，更不会和同性朋友合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保证屋里没人。对待杀人案，尤其需要警惕。
后墙根有一个窗子，说明这房子有地下室，而且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就在外面的楼梯下面。也许该让我们的“工合”①女士先下去看看。窗子被有机玻璃盖住了，玻璃被固定在外面的墙上，所以没有人能从那儿出去。
①二次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用语。有“同心协力”、“雄心勃勃”、“热烈”之意。
玻璃滑门的右侧是扇通向厨房的门。我按了一下门铃，等了一会儿，又按了一下，然后转了一下门把手。这些都是破门而入前应该做的事情。
本来我可以按肯特说的去做，直接到米德兰警察局去，他们肯定很高兴去弄一份搜查证，更乐意参与搜查被害人的住宅。但我不想惊动他们。我从安·坎贝尔那串钥匙中找到后门的钥匙，开了门。我走进去，随后把门锁上。
我进的是厨房，厨房的最里头有一扇看上去很硬的门，可能是通向地下室的。门是闩住的，如果有人在里面的话，肯定是被锁在里面的。
我确保身后无人跟踪，同时也断了自己的退路。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大厅，开了前门，让辛西娅进来。前厅装着空调，凉飕飕的。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仔细观察了四周的情况。我让辛西娅掏出手枪，然后朝里面喊道：“我们是警察！不许动！回答我的话！”但没有任何反应。我对辛西娅说：“你就站在这儿，随时准备开枪掩护。”
“你怎么知道我会带着这支讨厌的枪呢？”
“问得好。”真是好极了。我勇敢地冲到衣柜前，猛地把门拉开，但未发现里面有什么人。我搜遍了一楼的每一个房间，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看来这房子里很可能是没有人。但我还清楚地记得曾经破获过一个案子，在那间房子里就搜到了人。
前厅有通往二楼的楼梯。我发现这楼梯很危险，一踩上去就吱吱响。辛西娅站在楼梯口，摆好射击的姿势。我一步三级地冲上二楼大厅，把身子贴在墙上。二楼有3扇门，一扇开着，两扇关着。我又重复了刚才喊的口令，还是没有反应。
辛西娅喊了一声。我往下一看，见她已站在楼梯中间了。她把枪扔给我，我接过枪并示意她呆在原地。我撞开了一扇关着的门，摆出开枪的姿势，然后高声喊道：“不许动！”还是没有反应。我往里一看，原来是一间没人住的卧室。里面没开灯，隐约可见几件零零星星的家具。我把门关上，又用同样的程序撞开了第二道关着的门，发现是一个很大的壁橱，是用亚麻纤维做成的。尽管我还会几招，但此时如果有人朝我开枪，我也无处可藏，必死无疑。不过明知有危险，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我把身子贴紧墙壁，开始观察开着的那扇门。那是一间卧室，里面有通向盥洗室的门。我示意辛西娅上了楼，并把手枪还给她，对她说：“掩护我。”我说完便进了那间卧室。眼睛一直盯着壁橱的那两扇活动门，还有开着门的那间盥洗室。我从梳妆台上拿起一瓶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