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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办公桌上放着安·坎贝尔上尉的个人简历和病历。我先翻看了一下个人简历，因为它包括了一个战士的军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简历是按年代顺序写的，安·坎贝尔是12年前进西点军校学习的，毕业时属于班级前10％的学生，所以按规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后，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亚利桑纳州的瓦兵卡堡，担任军事情报官员训练课程，后来又在乔治城读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她申请读了实用性课程心理战术。她先在布莱格堡的肯尼迪特种战术学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课，参加了第4心理训练队，又从那儿去了德国，后来又回到布莱格堡，再后来去了海湾，进了五角大楼，最后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报告一看就非同一般，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测验结果，她是属于军队里的2％的天才之列。从我过去的经历中得知，这2％的天才一般都是杀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说来，天才对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碍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总以为他们不必遵守那些人们都遵守的法规。这些人经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反社会的人，有时候还可能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或者刽子手。他们到了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了。
可是现在，我正研究的这个天才不是杀人犯，却是被害者，也许这个事实在本案中毫无意义。但是直觉告诉我，安·坎贝尔被害之前肯定伤害过别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历翻到了最后一面，因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记录，肯定会写在那儿。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是她进西点军校体检时的记录。报告上写着：
此人目的性很明确，很聪明，适应力强。从两小时的面谈和测试结果中看不出有专横的表现，也没有幻觉紊乱、情绪紊乱、渴望紊乱、性格紊乱和性紊乱的迹象。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写着，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会妨碍她完成美国军事学院的课程。安·坎贝尔是个很正常的18岁美国姑娘。不管这话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意味着什么，总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历中还有几页报告，写得很短，时间是在她上军校三年级下半学年期间。当时，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检查。是谁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没有记录。心理医生韦尔斯写道：
军校学员坎贝尔被推荐来此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分析。她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合作，但还没达到要我向她的上司报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约两小时的四次谈话中，她都反复强调说她只是太累了，体力训练和学术训练压力太大，又担心考试成绩，总之是疲劳过度。这些对于一二年级的军校学员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对三年级的学员来说就很少见了。我问她，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说爱情纠葛或家庭问题，那也会导致这种疲劳和压力感。她向我保证，家里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没有爱情纠葛。
我看得出她的体重明显偏低，而且注意力明显不集中。总而言之，一副很压抑、很忧虑的样子。在谈话期间，她哭过几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并向我道了歉。
有好几次，她差点说出一些超越了一般军校学生所能说出的抱怨词语，但每次没等讲出就停住了。有一次，她说：“我去不去上课都无所谓，我在这儿干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他们总得让我毕业。”我问她那是不是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她回答说：“不是的。因为我帮了他们的忙。”
我问她帮了什么忙？“他们”又是谁？她只回答说：“那些老家伙。”其他问题都没有回答。
我相信我们的谈话到该出结果的时候了，可是她的上司却给她安排了另外的约见，我们的谈话则无缘无故地被取消了。我不知道这位上司的名字。
我认为，坎贝尔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治疗，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不然，应该由一个精神分析小组，来诊断是否需要对她进行隔离治疗。我是认为应该对她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分析。
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报告，有些纳闷，为什么一个很正常的18岁妙龄少女到了20岁就变得忧郁低沉？当然可以用军队生活的纪律森严去解释，但韦尔斯医生显然是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从头到尾翻阅了这些档案，正准备合上时，忽然看到一张小纸条夹在里面，上面有几行手写的字：与魔鬼搏斗的人应当留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不要变成魔鬼。当你长久地看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看着你。——尼采。
这张纸条放在这儿做什么，我不清楚。但它放在一个战争心理学军官的档案里是非常合适的。在犯罪调查处官员的档案中也该放上一张这样的纸条。
第九章
我再也不需要，也不想当富兰克林·怀特中士了，尤其是每当我看到一个趾高气扬的中尉都得行礼的时候，就更不想当了。我步行了半英里到步兵训练大队取回了我的卡车，然后到“低语松林”去换便装。
做事先得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我离开了步兵训练大队，驶上了高速公路。到“低语松林”有20分钟的路程，在此期间我把军械库的事，从开始到接到肯特的电话的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并在脑子里勾画出了一份卡尔要的书面报告：
除了我们在电话里谈到的，还有一点，将军的女儿是个婊子，一个很不一般的婊子。我简直无法忘记她。如果是我疯狂地爱上她却发现她和谁都上床的话，我也会杀了她。然而杀死她的家伙会得到惩罚的。谢谢你派给我这个案子。（签名）布伦纳
这份报告可能需要略加修改，因为人都会对别人说谎，对外界伪装，但我认为起码应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即承认自己对问题的实际感觉。
想到这儿，我想起了辛西娅。我无法忘掉她。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看见她的脸，听见她的声音，所以此时很想她。这预示着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性的吸引，或者，天哪，是爱。这可不好了，不仅仅因为我对此还没有丝毫准备，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况且，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桩奸杀案呢。处理这类案子必须全力以赴，别无旁顾。而辛西娅这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又会说我冷淡无情，玩世不恭。我当然不能承认，因为我也懂得感情，懂得爱，懂得温暖。去年在布鲁塞尔时我就是这个样子，可到头来我得到了什么呢？不管怎么说，处理奸杀案就是需要全力以赴。
我在前方看见了两棵光秃秃的松树，上面钉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低语松林。我把车停好，慢慢地向我那间铝皮屋走去。我喜欢这种建在森林中的乡间住宅，虽然寒酸点，但前门廊有一把转椅，放上一坛爆米花，我也就满足了。
我绕着房子转了一圈，想仔细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脚印，窗户是否开着，其他人有没有来过。我绕到门口，查看了我放在门和门框之间的用细线粘成的绳子。这不是因为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侦探回到家被人当头一棒，而是因为我在步兵营里呆过5年，其中一年是在越南，还在欧洲和亚洲呆了将近10年，在此期间我跟各种各样的罪犯打过交道，有毒品犯，有军火走私犯，还有一些普通的杀人犯。我知道我为什么能活到现在，也知道怎么样才能继续活下去。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小心，那就会毁掉自己。
我走进屋里，没关门，巡视了一下四周。看来没有什么人来过，东西的摆放和我离开时一样。
我向后边的卧室走去。这间屋子是我用来做办公室的，里边有我办案用的各种东西——除了手枪，还有笔记、报告、密码本和其他一些工具。为了防止外人闯进，我在门上安装了挂锁，并把屋内那扇唯一的窗户封死了。我打开锁，走了进去。
屋里的家具都是我搬来时就有的，后来我又从总部要来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看见那张桌子上的录音电话闪着信号灯，便过去打开了开关，只听见一个鼻音很重的男人说：“有你一个口信。”接着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布伦纳先生，我是福勒上校，基地副官。坎贝尔将军要见你，请尽快到他家去。再见。”
真是怪事。从留言者傲慢无礼的语气中可以推断，肯定是肯特上校通知了被害人的家属，告诉他们这起案子的调查官是来自福尔斯彻奇的一个叫布伦纳的家伙，并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福勒上校。好啊，肯特，谢谢了。
可我目前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坎贝尔将军和其夫人。所以，我把这段录音抹掉了，再也不能去想它。
我带上那支口径9毫米的自动手枪和枪套，走出卧室，顺手把门锁上。
我在卧室里换上了一件蓝色的热带羊毛西装，佩好枪，到厨房里拿了一瓶冰镇啤酒，便出了家门。我把卡车留在这里，钻进了那辆追光牌汽车里。这样一换包装，从外表上看，我就很适合处理奸杀案了。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能有些睡眠的时间。
我边开车边大口喝着啤酒，因为本州对打开盛酒的容器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他们说，只要打开，就必须喝完，不喝完，就不能把酒瓶扔到车外面去。
我绕道来到了印第安斯普林斯。这里是郊区，很萧条，到处都是一些低矮的小农舍。我把车开到了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屋旁，按了几下车喇叭。这样就省去了下车按门铃的麻烦，而且也能被这的居民接受。过了一会儿，达伯特·埃尔金斯中士慢条斯理地从屋里踱了出来。他此时正穿着短裤、T恤衫、凉鞋，一只手拿着一瓶啤酒，显然过得挺痛快。我对他说：“上车，我们必须去基地见一个人。”
“啊！见鬼！”
“快上来，我会尽快把你送回来的。”
他向身后喊了一声：“我走了！”然后爬进车里，坐到乘客座上，顺手递给我一瓶啤酒。
我接过啤酒，把车退到公路上，驶离那里。一路上埃尔金斯向我提出了4个问题：“你从哪儿弄来的这辆追光牌轿车？你从哪儿搞来的这套西装？那小妞儿怎么样了？我们去见谁？”
我一一做了回答：“轿车是借来的。西装是从香港买的。那小妞儿太棒了！我们要去见一个正要被关进监狱里的小伙子。”
“关进监狱里？”埃尔金斯很纳闷。
“他们把他关进了宪兵大楼。他人不错。在他被押进监狱前我必须见见他。”
“为什么？他干了什么？”
“他们给他的罪名是酒后驾车。我得把他的车开到他的住处，他的家离你的很近。他老婆已怀孕9个月了，正需要车呢。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埃尔金斯点了点头，似乎是曾经干过这种事情。他说：“嗨！给我讲讲那小妞吧。”
为了让他高兴，我迎合着他讲了我编造的一个极端荒唐的做爱的故事。
我们一路就这么一边闲扯着一边喝着啤酒。经过哨所时，我们赶紧把啤酒罐藏在座位底下。我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大楼旁边，我俩下了车，一起走进了大楼。
我向值班的中士出示了犯罪调查处的证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