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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毛老师２００２年抱着一线希望给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反映母子两代“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困境，毛老师并没有指望这封信一定能得到什么回音，但是何鲁丽副委员长很快就对此问题做出了认真的批复。
从来都以为自己是孤军作战、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网站——“肝胆相照”，有人正在用不见面的方式把一颗颗孤苦的心团结在一起。
曾经担任过四界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国社科院教授周超凡先生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将如何保障１？郾２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合法权益的提案递交到了全国政协，在他看来解决“乙肝歧视”的问题现在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是一个已经社会化了的问题，要想解决好它，医药学家、社会学家、政府部门都必须参与，全社会共同努力，协手合作。
还是在采访安心的时候，她给我介绍了一个人，一个在高校读研的优秀博士生，这个博士生一直不敢谈恋爱，后来他的同学帮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也是博士，两人一见钟情，但是由于“乙肝病毒携带”，他不愿意给对方带来伤害，因此见面后故意没有表态。后来这位博士生听说那个女孩子一直也是一个人单身，有时两人在学校里偶然相遇，他心里特别难受。博士生说他现在只有咬紧牙关，下狠心忘记爱情，努力完成学业，将来毕业后争取出国，“到一个不歧视我们的国家去”。
“到一个不歧视我们的国家去”，听了博士生的话，我想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要感到心痛。一个人生了病，本来家是他最安全、最舒心的地方，但是我们的１？郾２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中竟有人出于无奈要离开自己的家园。
世界上哪里都有“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过在西方的一些国家，人们对这类人并不像中国人那样的紧张。广东的毛老师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国内天天低口下心地惟恐被公司赶出大门；而她的女儿在国外，先上学，后就业，签证出国时没有遇到麻烦；后来找工作也没有哪家企业一定要她去检查“乙肝两对半”。外国人不害怕“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国人为什么要如临大敌？外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活得和正常人一样，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什么就不能够理直气壮？
王锋，一个我采访中遇到的最有头脑、最懂得用科学的武器来帮助自己的人。
２００３年他也是刚刚大学毕业，而早在４年前他考上大学的时候本该第一志愿录取的学校就曾经因为他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而把他推到了第三志愿的一个他不中意的学校。王锋知道了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没有哭泣，也没有怨恨，而是亲自从老家赶到本该第一志愿录取的学校，向校方反复说明自己身体状况，介绍医学上的界定，说服了学校收留他，结果王锋如愿按第一志愿读完了四年本科。到了２００３年毕业他通过应聘，已经被上海一家外资企业选中，但是按照规定上岗前王锋还需要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如果体检发现乙肝有“澳抗阳性”，合同还是要自然作废，我们摄制组就是在这个时候和他见的面。
作为一个老练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王锋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参加体检，他的肝肯定会暴露出问题，外资企业不再要他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讲，这件事如果换了一个自甘命运的人，也许就只有抱怨现实，伤心地回家打退堂鼓了，可是王锋没有，他又一次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不等对方见了自己的体检报告，一天班没上就被迫离开上海，又决定争取主动，然后他做了自己可以做的事：拿着自己的体检报告只身一人来到北京，他要请专家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做说明，证明自己的“小三阳”不会影响工作，再用专家的证明去力争说服企业。
偌大的北京，王锋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医院在哪儿他不知道，专家、教授他一个也不认识，更不用说找什么乙肝权威、学术泰斗。
没有人引荐，没有人接待。王锋到了北京先是见了医院就进，好不容易找了一位泌尿科院士，反复向院士说明自己的请求，可人家院士不是搞乙肝专业的，没有给他出证明。
北京夜晚的星空，冰凉的月亮是王锋惟一的陪伴。
王锋的心沉甸甸的。不过他没有气馁，随便吃了点东西，找了个地方胡乱住下，第二天又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去找乙肝专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天以后他终于在一家著名的传染病医院找到了一位乙肝泰斗，苦口婆心、真诚请求，最后这位医学泰斗被他的精神深深打动，不仅根据他的体检报告为他出具了证明，还告诉王锋如果上海那家企业还是不同意接收他，他还可以再给这家企业打电话，为王锋说话。
王锋在上海接受完我们的采访第二天就拿着专家的证明信去企业报到了，几天以后我们得到了他的喜讯：通过说服，上海的那家企业果然收留了他。
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凤毛麟角的幸运者，王锋的幸运不是老天爷对他特别地网开一面，这“幸运”是他自己争来的！
周一超、安心、刚强、毛老师、王锋都是被命运戴上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帽子的人，他们都没有招谁惹谁，王锋目前暂时战胜了命运的欺凌，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的社会不能够只让“乙肝病毒携带者”通过自己的单打独斗去争得公平，我们的政府应该挺身而出保护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我们的国家应该尽早立法使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再受到侵害，这虽然不是一句话的简单工程，但它是一个如何面对１？郾２到１？郾５亿庞大群体的社会问题，一个不容忽视了的社会化问题。
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没有过高的要求，他们只希望社会能够给予他们公平竞争的权利。众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论学历、能力都不比“健康人”低，只是他们的肝脏里携带了一种叫作“乙肝病毒”的东西就使他们只能矮人一头地生活。
殊不知我们“健康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有一分嫌弃就会给他们带来十分的自卑和伤害。
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该去医院检查了也不敢去，这反过来只会增大对他人、对社会的威胁。
如果我们可以对他们宽容一点，对他们多一些同情，哪怕多一分平常的目光，他们的日子就会比今天要好过很多。
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渴望大同，渴望大家都能光明正大地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阳光下，不要有人头上是太阳，有人就只有躲到阴影里。
别忘了，这句话是我要说的：“今天你没有麻烦，那也许是灾难还没有敲开你的家门”。
谁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会下雨？谁知道你正好站在哪块云彩下？！
银簪花
夏天敏
夏天敏生于１９５２年，工厂做过工，农村挂过职，现为云南昭通市文联副主席。其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冠军。获过云南省政府文学一等奖。
引子
牛国斌是死在自己的村庄的。他死得很难看、很丑陋、很恐怖，没有个好的死相。这就像他生前，没有个好的活相。活着没活相也罢了，死了呢，也该死得体面些，就这样连生带死都没个样子，这一生也活得太没意思了，也太叫人看不起、太令人怜悯了。
他是没想到他会死的，活着多困苦、多煎熬他都不怕，还会怕死么？芽他早就九死一生，啥苦难都经历过了，眼看就要和家人团聚了，眼看就要圆他的梦了，这个梦是他活着的精神支撑，他却死了。这死的真不是时候，真叫人伤感。
那天早晨，太阳还没出来，轻轻的流水状的薄雾还在县城长长的青石板街上轻轻流淌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县城青石板的街湿漉漉的，早晨的霜将青幽幽的石板浸润成玉石，街两边青乌乌的瓦房湿润润地蜷缩着，街像冻僵的蛇一样扭曲着，所有的乌黑的门板没有一块被卸下。牛国斌推开小客栈的门就被一股冷风吹得倒退一步，他缩紧脖子，佝偻着腰，将双手袖紧，开门走向青石板的街面。他穿着破烂的夹袄，头发蓬乱而且肮脏，上面沾着不少草梗和草籽，身上挂着一把破烂的油布雨伞，像出远门的人一样，背后还挂着几双草鞋。他的脸黑得不纯粹，瘦削，眼眶深凹，皱纹迭起，黑色中还间杂白色、红色，是被太阳晒得蜕皮后的印迹，褪了皮的地方是新鲜的苍白。
他在晦冥的青石板上走着，脚下悄无声息，草鞋走在青石板上很把稳，也很舒服。他悄无声息又急促地走着，他已经走了十多天的路，人是极其疲乏的了。每根肌腱、每块肌肉都是疼的，人疲乏得站着都想瞌睡，但此刻他的精神却出奇的好，心里被一种希望、一种憧憬鼓舞着，腿脚变得有劲了。转过青石板街的时候，天却更黑了，每天的黎明前总有这么一段时光，已经清晰可见的青乌乌的瓦房又融化在薄冥之中了。他刚转过街口就听到一阵幽幽咽咽的哭声，哭声是压抑的哭声，并不撕心裂肺，可这哭声却使人觉得阴森，牛国斌身上就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想转身走，可路径不通，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街转角处一家人的门敞开着，只有几个人影影绰绰地晃动，堂屋中间似乎直挺挺地停着一个人，又见到晃动的白布幡，他知道那是死了人了。他刷地出了一身冷汗，脚步立即被滑滑的青石板粘住了，身上的力气倏地消失，人立即颓得站都站不稳。但他于混混沌沌的迷惑中还是使劲地朝地下狠狠地吐了几口唾沫，他相信吐唾沫有避邪的作用。
接下来他就在思考回去不回去的事了，依他顽固的习惯，他是要折回小客栈的。几十年来他一直相信一些预兆，除了在战场上他不能按自己的判断是走是留，平时他觉得兆头不好，他就不出门了。可是今天他却矛盾着，为去还是不去犯了难。他是太想回去了，他离开家已经几年了，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家。家这个温馨的字眼，刻在他的骨髓里，刻在他的大脑里，时刻在疼痛着。他想家几乎想得发疯，想得目光长长地蔓延，越过千山万水。目光的游丝紧紧缠住家的一切，收也收不回来，越收越紧，拽得眼珠都要掉下来。家充填着他的空白的脑子，充填着他的千疮百孔的心，使他想死也不能死。活着、活着，回到家去，是维系他活下来的惟一信念。
终于他还是决定走。他像逃似地匆匆走过那间敞开的门，他怀着极大的憎恶连看也不看那门一眼。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那家门口挂着的长长的白幡拂了一下脸，都是那巷道太窄了，那一拂使他心惊肉跳，沮丧万分。他不管不顾地朝那间门口响亮地吐痰，头也不回地跑了过去。里面幽幽咽咽的哭声如丝如缕地拽住他的脚，使他的脚步沉重万分。
出了县城的大门，那里却是很热闹的了，那时县城的城门还没拆除，城门外是早市，早就有人在卖各式各样的早点。他看到低矮的棚子，棚子外面摆着龇牙咧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