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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强：“不，那是个专门查乙肝的。”
“为什么你们公司要专门查乙肝？你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刚强：“我做的具体工作是给输油管路进行运行调度，每天接触的人并不多。公司为什么要专门查这一项我也不知道，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单位刚刚知道了我是个乙肝‘小三阳’，立刻就把我给辞退了。”
看得出刚强的委屈并不是自己用敏感兑了水，他的话表面上听起来软了，但心里还是能让人感到有一腔苦水被一个极薄极薄的玻璃容器盛着，那玻璃容器经不起任何一句比榔头重不了多少的话语轻轻一击。
本来，刚强在廊坊老家是一家劳务输出公司的劳务人员，派驻甘肃工作才三个月，干得好好的，突然体检，突然就被老板炒了鱿鱼，这让年轻的小伙子没有办法面对父母家人，也没有办法回来面对自己的新婚妻子。
“你被查出‘小三阳’以后同事们对你有什么反映？”我接着故作随便提出了一个对刚强来说实在是要命的问题。听完我的话，刚强把愤怒紧紧咬在牙关后面，我知道这个提问对他肯定又是一记榔头，因为在采访前我已经知道了在刚强３０岁的人生经历中最让他伤心的就是他在甘肃“出了事以后”同事们和领导对他的态度，只是为了采访我不得不问。
其实刚强的未婚妻并没有因为婚检刚强戴上了乙肝“小三阳”的帽子就离他而去，在爱情上他要比安心幸福得多，他的打击主要是来自同事和领导，在甘肃，有些同事一听说刚强肝出了“问题”，马上就避他惟恐不及，这种回避对刚强雪上加霜。
“当我知道了我的体检结果以后，马上就打电话告诉了和我住在一块儿的几个人，我的意思是提醒大家以后多注意和我的接触。原来我以为同事们一定会多多少少给我几句安慰，起码不会一点同情也没有，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接电话的人立刻告诉我：‘哦，我们已经知道了，大伙现在就正用８４消毒液消毒楼道和你住过的房间。’”
刚强的同事们躲避刚强就好像刚强已经是一个肝炎传染者，跟他同宿舍的一个同事，知道了刚强的情况后，“除了睡觉，屋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儿——”然而“小三阳”在医学上本来只是慢性无症状带菌者，没有什么传染性，可是作为一般人，人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也不会主动去了解肝炎和“小三阳”的关系，在一个单位，大多数情况下谁的肝一旦出了“问题”，谁在他人的眼里就会立刻成为“瘟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状。
事实上为了制作《乙肝歧视》的电视节目，我们摄制组曾经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做过两次街头访问。
我们在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分别找了几十位过路行人向他们询问知不知道“乙肝病毒携带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具不具备传染性？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被传染？怎么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科学地相处？被问的过路人几乎百分之百的都做不出准确回答，有人说：“可能传染吧”，有人讲：“反正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有人很警惕：“听说唾液也可以传播”，也有人很谨慎：“即使不是那么容易被传染也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知道乙肝很厉害，极少数的人懂得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怎么不是一回事”？几十位过路人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整个社会对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恐惧让人瞠目。曾经有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去一个单位食堂吃饭，排队到了窗口，他跟里面的服务员说：“对不起，我是‘澳抗阳性’，要小心一点，您能不能给我一套一次性的餐具？”结果后面排队的人听到了，呼啦一下就跑了个干净。
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最害怕逢年过节单位里聚餐，这种场合对于他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有的单位搞联欢或晚会，“乙肝病毒携带者”总能正赶上被安排在那个时候加班或值班，大家都去欢乐了，他自己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独自品味什么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尴尬。
还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外伤需要手术，医生害怕伤者的骨头在手术中万一扎破了自己的手从而沾上他们带“毒”的血，竟找出种种理由不给患者实施手术。
还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得了阑尾炎、胆囊炎等急症不愿意去医院救治，他们害怕一去医院抽血化验就暴露了自己的“特殊身份”，直到阑尾炎穿孔或胆囊疼得自己在家里满地打滚儿也不肯出门。
还是在上海和北京，除了街头访问，我们又用电话分别采访了各五家用人单位，咨询如果我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有没有机会到贵公司应聘？
上海的五家公司或企业异口同声地表示：“那我们就不能考虑的了”。
北京的五家公司或企业其中只有一家明确回答：“我们倒是可以考虑，因为我们公司不是搞食品的，但能不能录用就得靠你自己去竞争了”。
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把他们视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低口下心，难怪刚强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曾经毫不掩饰地倒出了他对周围世界的彻底绝望：“‘乙肝病毒携带者’一般都不具有传染性，但人们对此置之不理，对于我的同事，我甚至把他们拉到网上去过，让他们看看乙肝专家怎么说，可人家不去，去了下来也还是躲着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觉得我和一切‘健康人’之间就有了一堵墙，一堵怎么也推不倒的高墙。”
因为乙肝“小三阳”刚强被炒了鱿鱼，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工资，现在他和妻子在廊坊老家只能靠每个月政府支出的二三百块“最低生活保障费”来艰难度日。作为男人他的尊严已经被一个“小三阳”搞得荡然无存。为了能给自己讨回一个“说法”，为了能重新被派上工作岗位，刚强两年来曾上下找过公司的各级领导，陈述自己的身体状况，告知专家的意见，可领导们只有一句话：你是“小三阳”，“澳抗阳性”，我们公司不能用，就是我们极力推荐了你，用工单位也不会要。现在健康人还用不过来呢，何况又是市场经济，买方市场？
专家的解释在“健康人”眼里可看可不看，可信可不信，而同事和领导们对刚强的态度使刚强的眼前慢慢地幻化出一堵“墙”，很快这堵“墙”就把刚强和“健康人”分成了两个世界。那么这堵“墙”究竟是平地而起于刚强的感觉里，还是由谁砌的？如果这堵墙肯定是由人把它砌起来的，那么砌墙的人又是谁？是刚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自己？是戒备心重重的“健康人”？还是整个社会目前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严重歧视与集体无知？
我又一次想到了无知。
“无知”是什么？它有的时候会不会把科学阻隔在人们的意识之外，让人始终处于某种恒定与麻木之中？
当我感觉到了刚强的“墙”存在着的时候，我几乎同时明白了另一种存在，这就是：“乙肝歧视”的墙的确是人为搭建而起的，只不过搭建这堵墙的不是张三李四一两个人，因此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无法也无力将它推倒。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以为我和刚强的关系已经很友好了，他应该认为我这个记者大姐是能够理解他的，但是当我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你现在觉得我和你面前也有一堵墙吗？”没想到刚强的回答依然是硬邦邦：“有！”
刚强的“墙”看来实在是太坚挺了，看来为了推倒这堵“墙”我们也只有依靠社会的巨臂。
我觉得我有责任试着去揭开敷在“乙肝病毒携带者”头上神秘的面纱，不管这层面纱是轻轻地覆盖在他们头上，还是长期地、死死地已经将这些可怜人裹住。
按照医学的解释：“乙肝病毒”（ＨＢＶ）本身并不是病，它对肝细胞的损伤主要是由人体的免疫反映所引发。我们的机体抗病毒的免疫应答在清除ＨＢＶ的同时最容易使肝细胞受到损害，而一般人感染了“乙肝病毒”，２／３的可以正常携带，终生不发病，１／３的人会发展成慢性肝炎，这１／３患者中又只有１／３的比例有继续发展成肝硬化或肝癌的可能。
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又从上海回到北京，为了制作《乙肝歧视》可以说十多天里我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始终搅在一起，眼前“１？郾２亿”的庞大数字慢慢地在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确切，心一直在往下沉。
肝炎是一种传染病，人们一提起这种病，朦朦胧胧地也许听闻过甲、乙、丙、丁、戊各种类型，这当中“甲肝”和“戊肝”确实是可以通过被病人污染了的水、食物、餐具等传播给他人，医学上称之为“粪—口传播”，但是其他“乙肝”、“丙肝”、“丁肝”其实并不容易通过接触传染，而乙肝的传播渠道主要是通过血液，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知道乙肝的传播渠道和性病差不多的大致原因。
平心而论，中国人害怕乙肝，躲避“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不应该一味地受到不够善良的谴责，不应该统统地被送上道德的审判席。正常人保护自己的健康天经地义。但是，在中国，相当多的“健康人”都不明白“乙肝病毒携带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实在说不过去。弥漫在全国上下的“乙肝歧视”目前正客观上给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巨大的心理压力，究其原因我们的政府、媒体对此关注得太少恐怕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种疏忽。
为了驱散笼罩在众多“乙肝病毒携带者”头上的阴云，我走访了在北京的一些医生和乙肝专家，其中北京地坛医院院长徐道振就是其中的一个。徐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回答我一见面就提出来了的一大堆有关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疑问时一边引经据典，一边深入浅出，他的解释让我在沉闷了许久之后第一次有了些许的舒缓。
首先，徐教授告诉我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中间不能直接用等号连接，但是乙肝病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体里都有病毒这是事实，不同的是：同是感染了“乙肝病毒”，有的人是以急性肝炎的形式出现；有的人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利会发展为慢性乙肝；而有的人带了“乙肝病毒”可以一直不显病或终生不发病，这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会不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这种传染是不是只和性病一样？传染了会带来什么危害？”“怎么发现？”我想这是我见到徐教授后最想得到的答案。
徐教授听完我的一堆问题，他老人家摇了摇头，笑了。
我不知道徐教授为什么笑，能感到的倒是他的笑很轻松，同时又很有内容。
徐教授告诉我：一般的条件下“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不会轻易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道理既复杂又简单：“乙肝病毒”的传播渠道确实是和艾滋病大体一样，通过血液、母婴和性的接触，其中母婴传染是先天的，这在过去很让人无奈，但是现在新生婴儿只要在出生后的２４小时之内接种了“乙肝疫苗”就可以基本上阻断传染，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