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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祁建国并没在县里羁押几天。县“知青办”的人经研究认为，像祁建国这种情况，应交还原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处理。于是，他竟被押解回城了。
祁建国被押送回城的那天，汽车先开到我们公社，为他办理一些相关手续。与此同时，刘一兵也已接到正式通知，刚好来公社办理选调手续。刘一兵从公社革委会的办公室里兴冲冲地走出来时，迎面正好碰到戴着手铐的祁建国。
祁建国已被剃成了秃头，他冲刘一兵笑笑问，你也回去？
刘一兵点点头，嗯了一声。
祁建国自豪地说，我也回去*9选
十三
那以后，就到了１９７７年。
１９７７年的冬季，大约１２月中旬，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这件事至今想来仍令人激动，而且记忆犹新，它不知改变了多少知青一生的命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的，就在那一年冬季，又恢复了高考制度，也就是说，上大学已不再由工作单位或村里的贫下中农推荐，而是又要考试了。
也就在那一年，我考取大学，终于离开了陈村。
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已临近春节，去公社办理一应手续时，竟又碰到刘一兵。这时的刘一兵蓬头垢面，穿一身满是油渍的再生布工作服，似乎刚从什么遥远的地方回来。他告诉我，他上一次被选调，竟分到石油勘探单位，然后去了一个远得难以想象的地方，那里整天风沙弥漫，荒无人迹，连野生的动、植物都极为罕见。他只呆了几天就意识到，倘若在这里，还不如回去继续插队。于是，他重新经过一番努力，好不容易才又办回来。他自豪地告诉我，现在，他已重新获准插队，来公社是报到的。
我没忍心告诉他我的事。
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想安慰他几句，却又实在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
那以后，直到大学毕业，我就再也没见过刘一兵。
很多年后，我在街上偶然遇到祁建国。这时的祁建国已油头粉面，而且是从一辆咖啡色的“林肯牌”轿车里钻出来的。他告诉我，当年他从公安局里放出来，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所以，到后来他也就成为中国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我没问他做的什么生意，不过看得出来，他的生意一定做得很大。我向他问起刘一兵。他的神色一下有些黯然。
他告诉我，刘一兵已经不在了。
刘一兵第二次去农村，又呆了很多年，耗到后来已没了选调，想办“病退”又办不回来，就那样窝在了农村里。再后来他就四处想办法，还经常跑来市里乱撞，像疯了一样逢人就打听为知青落实政策的事。但这时已没了“知青办”，各种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机构也早已撤消，就这样，他又跑了几年，终于彻底绝望了。于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他来到县城的街头，先将一桶汽油浇到自己身上，然后轰地把自己点燃，就在街上拼命地狂奔起来，直到最后，他跑到一根木制的电线杆前，就那样抱着那根电线杆被活活烧死了，到后来，连那根电线杆也被引燃起来。
我含着泪想，那根在风中燃烧的电线杆，一定像一株向日葵。
注：若干年后，我又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有一个政策下来，该政策规定，举凡知青，无论在当地招工与否，一律可返城。于是，我那些遗留在当地的同学就都像一阵风似地被刮回来。据说，连林大林也携妻带子地回来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６日写毕天津木华榭
南方往事
钟求是
钟求是男，一九六四年出生，一九八四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现供职于温州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一
暑假里一个晚上，温棋久跟着曹大奎们练抽烟。大家一溜儿坐在桥栏上，允许蚊子在眼前飞来飞去。
香烟是自制的，用捡来的烟蒂揉碎了搓成条儿，搁在嘴上又长又硬。夜色中大家都不说话，但把眼光暗暗给了曹大奎。曹大奎抽得特别好，别人嘴边都有一只红的亮点，他没有。他把带火的一头倒插在口中，一边吸着一边从鼻孔里蹿出两道笔直的烟雾。
正是在这时，曹大奎像是想起了什么。他把烟火从嘴里拔出来，同时跟出一句话：“温棋久，你跟《杜鹃山》里的叛徒一个名儿。”温棋久说：“你胡说。”曹大奎说：“我他妈的没有胡说，你不仅是个叛徒，最后还被一个女人给毙了。”他这么一说，大家就高高低低地笑起来。笑声中曹大奎说：“那个女人叫柯湘，是县京剧团的人尖儿，长得真叫好看。”曹大奎又说：“跟着这样的女人闹革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也乐意。”
曹大奎今年十四岁，比温棋久大了两岁，说的话已经有些高深。温棋久心里糊涂一会儿，突然就起了去看样板戏的念头。
第二天温棋久去了一趟剧院售票处，看演出时间和票价。那票价不是零食，是使劲跳高了才够得着的数字。温棋久静着脑子，把可以要钱的人想了一遍。母亲是最不可能的，她每天做的一件要紧事就是往簿子上记账。她会点点滴滴记上吃的用的，可决不会记上一张戏票的钱。父亲是个有空子可钻的人。等他高兴的时候往他跟前一站，你的掌心也许会多出一个钢。但你要是嫌少了，再一伸手，他就会给你一个巴掌。可以指望的是爷爷。爷爷原是见过场面的人，所以土改时被定了富农。说是富农，却没有一点儿剥削人的样子。每天上午他攥着畚箕和小锄出门，在城外的土路上巡走，见着牛屎猪粪什么的就一一拨入畚箕。把畚箕弄满了，便送到公家的粪肥坑里。爷爷说，这是年轻时攒下的习惯，一时改不了。他说的不一定对。因为在别人看来，这是改造悔过、夹着尾巴做人的表现。有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能远远看见爷爷矮了身子，拎着畚箕在田埂上晃悠。这当儿同伴们会高兴起来，手指着喊道：“温棋久，你爷爷，你爷爷。”叫得温棋久低了头不知怎么办好。
现在，却是亲近爷爷的时候。温棋久紧着手脚，用一支烟的功夫走到城外。这是一条耕牛们常常来往的土路，也是爷爷常常游走的地方。土路的两旁长满了桉树，被阳光一照，在道路上画出一道道斜的影子。斜影中有树枝树叶，也有一堆鲜亮黄黑的牛屎，似乎还冒着热气。
看着那堆牛屎，温棋久心里安定了。他不想再走来走去，因为爷爷会找到这堆牛屎的。爷爷老了，耳朵不好，可眼睛还行，鼻子也灵得很，他知道在哪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温棋久随手捡起一根树枝，插在牛粪里，然后走到路旁坐下，静静等着。
不知等了多久，爷爷真的出现了。他从土路的远处走来，先是一个黑点，慢慢大着，大成了一个佝偻的人影。爷爷走到眼前，先看看牛屎里的树枝，又看看旁边的孙子。爷爷说：“棋久，这树枝怎么跟牛屎在一起？”温棋久站起身说：“爷爷，我在等你呢。”爷爷说：“这牛屎是新鲜的，树枝却蔫了。”温棋久说：“爷爷，我等你是跟你要钱。”爷爷摇着头说：“这树枝想怎么着？想活过来吗？”温棋久说：“我要了钱是拿去看戏，一个叫《杜鹃山》的样板戏。”爷爷说：“再好的牛屎也养不活这树枝哩！”温棋久跺着脚说：“爷爷，爷爷……”
温棋久买到的是站票。钱一分不少，却没有座位。他沮丧地走进场子，在一片空旷中拣了一个位置坐下。坐了五分钟，周围的人慢慢多起来。再过五分钟，一个人向他走来，朝椅背座号伸一下脑袋，然后让他走开。他换了座位坐下，这一回五分钟还没开始，马上有人迈着步子停在他面前。温棋久这样被赶来赶去，就不愿意再坐下。他想我撒泡尿吧，便向边门走去。边门外是一个院子，院子的角落设有一处厕所。
温棋久未走近厕所，先瞥见远处聚了一群人，向一个方向探着脑袋。走过去一瞧，是些高高矮矮的孩子，隔着两个窗户看化妆间里的演员。演员们已化装好了，三三两两地说着闲话。一个匪兵模样的男子拍拍一位老太太的脑袋，老太太一摇肩，撒娇似的说了句什么。一位红脸壮汉有些不安分，一边端着茶缸，一边把腿举到墙上，嘴里大声嚷着。还没嚷完，旁边的人快活地笑起来。笑声粗细不一，中间夹着一些清脆的声音。温棋久想辨出那个叫柯湘的女人，就往清脆的笑声中找。挨个儿看过去，又看回来，遇见的都是好看的脸，一时没法判断。
这时催场的铃声响了。温棋久退出身子，去厕所把尿撒了，赶紧跑回剧场。他想不到的是，持站票的人不少，把两旁走道的好位置都给占了。温棋久在后面站了片刻，想想不甘心，就向前边的人群扎去。挤了一会儿，挨了几声骂，勉强占得一个站位。
场内灯光暗下来，器乐声响起，幕布徐徐打开。舞台上一前一后走上那红脸壮汉和老太太，两人一对话，才知道那壮汉叫雷刚，老太太叫杜妈妈。刚才还在后台嬉笑的两个人，现在突然悲伤起来。过一会儿，又有一些人上来，说杜鹃山上来了两个共产党，一个被杀，一个受伤被抓走。他们说了不少话，决心把抓走的共产党抢回来。温棋久想，他们还不知道要抢的人就是柯湘吧。
精彩的是第二场。乔装过的赤卫队员在刑场附近走来走去，并很快发现一些新的情况。他们中的两位悄悄走近。一位说：“听说是个女的。”另一位吃了一惊：“女的？芽”头一位说：“抢不抢？”另一位说：“只要她是共产党，抢！”
这样说着，祠堂里走出一队匪兵，慌乱向两旁分开，嚎了一声：“带共党！”一束雪亮的灯柱打在祠堂门口，随后一句昂扬的唱词响起。这唱词由远而近，拖得很长很长，几乎把人拖累了。大家紧张地盯着祠堂大门，千百双目光挤在那里。灯柱中，一个穿着白衣裳、戴着黑铁铐的女人终于出现。她迈了两步，侧身甩一下头发，造出一个动人的身型。
这是温棋久第一次看见柯湘。他身子不自禁地扭了一下，同时让一口粗气憋在胸间，好半天才滑出去。
演出继续着，温其久获得了人们的注意。他脸上堆着狡诈，一看就不是好人。温棋久看墙上的字幕，原来这温其久与他有一字之差，少了一个木。少了一个木的温其久主意倒不少，不仅将雷刚骗下山，还准备将自卫队引入敌人的包围圈。关键时刻，柯湘说话了。柯湘说：“温队副，你也很着急呀。”柯湘说：“温队副，你想得很周密，真是费尽了心机！”柯湘说：“温其久，你出卖革命，叛变投敌！”柯湘一说话，大家全明白了。温其久转身要逃，被雷刚一枪击毙。
叛徒一解决，匪兵自然不在话下。在最后一场，温棋久喜欢的场面出现了。演员们不再唱歌和说话，只在舞台上打打斗斗。每个赤卫队员都有些好手段，匪兵们则泄了精神。打斗到最后，匪兵败成一团，柯湘和战友们摆出胜利的造型。
幕合上，又打开。柯湘温其久们一起站在台上谢幕。温棋久像一颗棋似的静着不动，看着他们一下一下拍手。等演员们把手拍完，帷幕重新合上，他才尾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