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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季中国战场战事频繁。按“一号作战”计划，日军首先要击溃第一战区的中国军队，占领并确保平汉路南段地区。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夜，日军第三十七师团向中牟一带的中国军队暂编第二十七师阵地猛攻，豫中会战由此拉开。日军攻势凶猛，二十二日攻陷郑州，五月一日占领许昌，五月三日占领禹县、襄城。五月二十五日攻陷洛阳。三十八天的豫中会战中河南守军作战消极，一触即溃，丢失城市三十八座，折兵二十余万。具有讽刺意味的场面是，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部被日军包围在陕南秦家坡一带的麦田里，总司令李家钰被日军冲锋枪射死在即将成熟的柔软如席的麦棵上……
过了端午节，胶东地面的麦子也黄熟了。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这块地面，每年麦收都不太平。地里那点可怜的麦子被所有人盯在眼里：日本人、伪军、抗日队伍、还有老百姓自己。刚刚开了镰，一拨拨队伍便从各自的据点出动。日本人将他们的行动称之为“麦季清乡”或“麦季扫荡”。清乡便是清粮，扫荡也是扫粮。他们狮子大张口，恨不得将百姓的麦子“清扫”得一粒不剩。与其他敌占区相比，这一带的抗日力量比较壮大，然而队伍混杂，从属于多种政治势力，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无党无派只是打着抗日旗号的游击队。抗日的队伍麦季主要任务是阻止日本人和伪军的抢劫，帮老百姓留下一点粮食糊口，也包括给自己弄到一点军粮，抗日不吃饭也不成。
为便于行动，北野将自己的部队临时分编成八个中队，四个一组，轮换担当抢粮和驻勤任务。每天天还没亮，抢粮队便从驻地出发，分东西南北四路往乡里去，抢到粮食便逼着老百姓替他们运回城里。抢粮的过程实际便是与抗日的队伍接火的过程，枪炮声便在这个半岛小平原上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给一年一度的麦收增添了不凡的气氛。
按照北野的命令，苏原以随队医生的身分跟抢粮队下乡。苏原清楚北野的险恶用心是想让他以汉奸身分在四乡百姓面前“亮相”。自那次尿淹日军后，北野便对他耿耿于怀，将他扣留在军中，自然有让他不断为日军诊治疑难疾病的考虑，但主要还是北野的报复心理在作怪。你不想做汉奸，就偏偏叫你做汉奸，赶着鸭子上架，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妻子牟青被留在城里，她充当了北野的人质，以防苏原趁下乡之机逃遁。北野真是个不掺假的日本“鬼”。
苏原跟的这路抢粮队由一个叫森冈的中佐带领。苏原曾见过森冈，他是个三十七、八岁的瘦高个儿，长一脸络腮胡子，不多说话，眼光挺凶。这支抢粮队由四十多鬼子和一百多伪军组成。伪军中队长是一个姓冯的秃子，冯秃子的中队驻守城南一带，苏原也曾在北野的司令部里见过他。据说冯秃子的枪法极好，不用瞄准，抬手就搂枪机，百发百中。冯秃子是土匪出身，本地人，日本人来之前他在泽山上当土匪头，几十号人几十杆枪，不成气候。日本人刚来时他打的是抗日旗号，也和日本人干过几仗，没占便宜。尔后看看日本人的势力愈来愈大，再加上和另一个土匪头不睦，就拉出自己的嫡系投了日本人。日本人起初并不拿他当回事儿，只给他一个碉堡守。不久发现他身怀绝技，觉得有用，便委他当了中队长，据守城南一拉溜十几个碉堡。
队伍出了城直奔正南。大约走出五里路光景，道路从一个村子经过，森同命令在村里抓些青壮农民，做运粮的脚夫。日本兵和伪军就挨家挨户地搜寻。一会工夫，抓来二十几个青壮农民。苏原突然听见有女人的哭声，忙循声望去，见两个鬼子从一家中拖出一个青年人，后面一个老婆婆紧抓住青年不撒手，“俺儿子病了，他不能去。”老婆婆边哭边嚷着。这时日本兵已将青年拖在当街上，苏原一眼便看出这青年满脸灰黄，确实是个病人。他刚要去找森同为青年人讲话，却见不远处一日本兵端枪朝老婆婆瞄准，嘴里哇哩哇啦叫，苏原听明白是叫那两个日本兵闪开，日本兵迅速向两边一跳，枪便响了，这一枪打折了老婆婆一只胳臂，几乎就在同时，老婆婆另只胳臂也被击中，老婆婆倒在地上尖声哭喊，血流了一地。老婆婆的儿子转身扑在老婆婆身上，没等哭出声来便晕了过去。森同阴沉着脸，说声走吧。于是队伍撂下倒在街中的母子俩，带着刚抓到的二十几个中国人上路了。这一切好像只在一瞬，跟着队伍离去的苏原懵懵懂懂，直到走出很远，他的耳边还响着老婆婆的哭声。
队伍继续沿路向南走了二十里路，就到了抗日队伍活跃的地区，进行速度渐慢。这次“清乡”，北野的战术原则是由远而近，只要在防区外沿取得胜利，防区周围的粮食便是囊中之物了。
“轰”地一声，一颗地雷在前面日本兵的队列中爆炸，当场将几个鬼子炸飞，苏原眼睁睁看见一条大腿从天而降，要不是躲闪得快，这腿就砸到他的身上。这颗雷将鬼子和伪军炸得心惊胆颤，有的趴在地上，有的木呆呆地站着，森冈倒有几分镇定，拔出指挥刀嗷嗷吼叫。日本兵先从地上爬起，接着是冯秃子的伪军。队伍停在那儿，踌躇不前，害怕再踏上地雷。
森冈吼叫了一阵子，大概意识到吼叫的目的不明，便住了口。他命令将炸死的日本兵装上运粮车，让几个民夫运回城里，拨几个日本兵押送。粮还没抢到手，倒先运回尸体，森冈无比懊恼，也有些后悔，不该将日军放在队伍前列，结果首先遭殃。他重新部署行军，让抓来的中国民夫走在最前面，充当人肉扫雷器。民夫后面是冯秃子的伪军，日军在最后面。队伍又前进了。民夫不傻不痴，明白日本鬼子是让他们在前面送死，可又不敢违抗，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脚步却迈得很慢，气得日本兵在后面叫骂不止。
刚走出不到半里路，民夫踏响了第二颗地雷，死伤各两名。民夫们见状一齐蹲在地上哭泣，不肯再走一步。正这时，日本人发现侧方小树林里有人影晃动，疑是中了抗日队伍的埋伏。森同命冯秃子带伪军从左，自己带日军从右，一齐向树林包抄过去。森林里确实是抗日队伍的人，他们见日伪军向树林合围，便举枪射击，边打边撤，一会儿便不见了踪影。森冈的围歼计划落了空，气得他脸色铁青。回到路上又发现民夫逃之夭夭，连刚才炸死炸伤的也不见了。
唯有中国医生苏原孤零零站在那儿：
没有了中国民夫，便轮着冯秃子的伪军在前面踏雷，冯秃子对此不满，脸色很难看，他斜了森同一眼，终是没出声，咽下口唾沫，便凶狠地朝苏原吼叫，让苏原在他的队伍前面走。苏原没说什么，抬脚向前走去。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无法躲避。刚才本可和民夫一起逃走，有一个民夫还向他提醒这是个逃跑的好机会，只要钻进麦地里，日本人就干瞪眼。但他清楚自己无法逃脱，他不可能将妻子一人留给日本人。
苏原走得很快，身后的伪军几乎跟不上趟。此时一种奇异意念在苏原脑中浮沉：他希望第三颗雷在自己脚下炸响，那样他一切的烦恼和负担便得到解脱了。
然而这第三颗雷终是没有响。
这个麦季是苏原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时光，他的整个生活堕入了深渊，难以自拔。在日军军营呆得愈久，他心灵上的负罪感便愈深。我是汉奸吗？他经常这样自问。回答不是，是自欺欺人，回答是，他又觉得无比冤枉。
麦季过去了，日本人洋洋自得，这次麦季清乡很成功，抢到够他们吃半年的粮食。然而代价也很高昂，从乡下运回粮食的同时也运回日本兵和汉奸们累累尸体。
自被劫到莱阳日军军营，苏原和他妻子牟青被安排在一幢房子里独住。这幢房子与北野的司令部斜对，司令部大门外的岗哨的任务之一便是监视苏原夫妻的动向，如果两人中的一个外出，可以不加干预，而一齐出门则要予以制止，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无例外。这种软禁简便而有效，不给苏原夫妻的逃跑以可乘之机。在生活上，日本人还给予一定的照顾。他们居住的是一个单独的院落，这是一幢被日军征用的民房，三间朝南，院子很大，院里有两棵缀满果实的杏树，还有葡萄。葱绿的青藤覆盖着墙头。屋里的家具也配备得齐全，大多是日军军用品。饮食自便，可到对门司令部大院的食堂打饭，也可从食堂领回粮食菜蔬油盐酱醋自己做。苏原夫妻不愿和日本人接合，也吃不惯日本伙夫做出来的饭菜，没特殊情况，都是自己做，这就又招致新的麻烦，翻译官卜乃堂总是借口愿吃牟青烧的饭，隔三岔五来吃一顿。对此，苏原十分反感，尽管不好将他拒之门外，却没好脸子给他看。卜乃堂也不加理会，装着什么也没看出来，他心里自知，他来这里，不是为吃一顿饭，更不是为了和苏原套近乎，而是为了牟青。这一点年青也看出来了，觉得很别扭，对卜乃堂的反感她和丈夫是相同的，她不愿与这个真本实料的日本汉奸往来，更不想和他拉扯些别样关系。然而她在内心里对那次刑场上卜乃堂对她的好意是领情的，所以她对卜乃堂的态度还是有别于丈夫。
再一个常客是高田军医。高田是军医队队长，苏原的工作是由高田军医布置。这也是高田每次来的借口。对这个日本军医的情况他们知之甚少，他们见过他手术，医术很好，这一点瞒不过内行人的眼。然而那次在刑场上高田的所做所为令他们愤恨不已，他是一个以杀人取乐的杀人狂，一个披着医生外衣的法西斯。每次高田来，他们在心理上都非常拒斥。
苏原和他妻子牟青在日军军营里度日如年，他们全部的精神只集中到一点：逃跑。唯此才能获得新生。
事实上他们的逃跑计划直到夏末秋初时才有了眉目。夏季的战事不多，这主要因为地里的青纱帐有利于抗日队伍的行动，他们在暗处，日本人在明处。北野的部队吃了几次苦头便收敛了。他们在等待秋季的到来，他们期望秋季清乡能像夏季清乡那样大有收获。这方面北野总是刚愎自用。
相对而言，军事行动的减弱倒给苏原夫妻的逃跑带来困难。日本人加强了莱阳城的守备，城四周岗哨林立，每道路口都有兵士把守。苏原每次走在街上，眼光都在寻觅，可否有供他逃遁的一条路，这种寻觅总是在可能与否定的判断之间游移不定。
直到他遇上一位潜入莱阳城活动的抗日队伍的敌工。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苏原从军医大队往自己的住处走。军医大队在城北，离北野的司令部二里路光景。他走着走着，突然察觉有个男人尾随在后。他心里立刻紧张起来，他加快脚步，后面的人也快步紧追，走到平肩时，那人压低声音说：苏医生，请跟我来。他无法对眼前的事做出判断，但两腿却不由自主地跟着那人走。从后面看，那人的个子很高，很壮实，穿一身黑布衣，光头，看不出年龄和职业，反正单从那挺直的腰板看不像是庄稼人。
走到一个十字街口，那陌生男人回头向他望望，然后向左首拐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