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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是他一九五九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这个笔记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边抄这个笔记，一边对我发表评论：“‘技术第一，政治呢？专家路线，群众呢？’”程德明大声读着，“我看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又轻声评论道，“你看这里，他甚至反对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励真能提高生产效率。”
我告诉他，这个读书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认识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到处墙上写的标语并不是下面人的创造，而完全是从毛泽东这类读书笔记上抄下来的，例如“政治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一盘棋”，“超英赶美”，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东西。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标语时还以为是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想出来的东西。程德明抄完这个读书笔记，又开始读收集在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我们对这本书的注意重点不同——他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们俩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比如我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形成了高薪阶层，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国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层”，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是当时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泽东的这类观点是为了支持我的一个判断：“毛泽东文化革命中支持对干部阶层不满的老百姓来造当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反斯大林的一个间接后果。如果没有斯大林运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很可能发动一个类似斯大林肃反的运动来反对他的政敌，而不会利用老百姓来反对共产党的干部了。”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信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像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秕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像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像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像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噪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