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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顿肉，平时是数量不多，很少油水的蔬菜。每顿饭由已判刑的劳改犯人从伙房送到号子门口。饭是用铝钵子蒸好，三两一钵，用一辆板车拖来的。菜盛在水桶式的桶里，由他们挑到号子门口。文革前，当局允许家属给犯人送食物，文革以来，食物被禁止送入，而每餐这点饭菜还不够维持人所需要的起码热量。所以大多数人会常常感到饥饿造成的头晕、心慌。除了增加睡眠外，犯人常用“精神会餐”的办法来解馋。一些熟悉长沙的各种饭店的人会回忆“杨裕兴”面馆有名的三鲜面、牛肉面，“奇珍阁”的烤鸭，“德园”的包子，“和济”的米粉，“火宫殿”的臭豆腐。我这才记起长沙有那么多好吃的食物。有的人会仔细叙说怎样做虎皮肘子可做出焦黄的肘子皮，怎样用猪肉皮炸出假鱼肚。这种精神会餐常常会使人越听越馋，越听越饿，最后大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决心，那就是一出看守所，第一件大事是遍尝所有这些好吃的东西。九号里各人有各人排遣的办法。一位姓文的中年政治犯从头到尾默写《唐诗三百首》。那时社会上已买不到这类书籍，它们都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一位姓唐的年老的文质彬彬的“历史反革命”犯（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员）在默写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范仲淹的赋《岳阳楼记》。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有人讲故事、笑话或猜谜语。一位叫文少甫的技校生（也是位政治犯）最喜欢与我玩智力游戏，他记得不少数学游戏和中学数学竞赛中的难题，我俩经常成天沉浸在这些游戏中。大家有时会为一些知识或新闻争吵起来。有一次为了搞清从中国向东飞经过更日线时日历是要减少或是增加一天，全九号的人差不多都卷入了争论；有一次为了四季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争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有的人会讲笑话，有的人喜欢猜谜语，还有的人喜欢对对联。最热闹的游戏是年轻人像小孩子一样捉迷藏。他们跑得比小孩子快，上铺下铺上窜下跳，把九号搞得天翻地覆。当然女人始终是这群男人的一个话题，有人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第一次性经验，有人知道女人的长相、皮肤色泽、气质和性欲特征的关系，也有人能把女性阴部特征归纳出几类来。最开始，我连听到大家讨论女孩子的衣着都会产生反感，听到人们讲到性，脸会发烧，但渐渐地我开始“久闻不知其臭”，甚至为自己没有性经验而害羞。从进九号开始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我在九号住了将近两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底我被逮捕和判刑。中国向何处去？注：此文是杨小凯当年中学时期的文章，其父亲被周刘打成右派，而他被“红五类”红卫兵批斗歧视。
这个文章所给杨小凯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他如今的作为。在国内，全国性地展开了对这个文章的批判，而且流传到海外。
此文章，被周开大会点名批评是“极右”，随后，杨小凯被捕。杨现在已经放弃了文中的许多观点，他反对一切革命，反对毛泽东，反对文革，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改变制度，将金融业彻底私有。他唯一没改变的是企图彻底改变中国，这与他如今的所谓反对革命形成了悖论。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得更自由，更快，并不是像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 年1 月25 日《关于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