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铁道兵总部首长正在授奖旗给那位民兵营长，他满脸虔诚，没有人会想到他是个如此走桃花运的家伙。“后来，那两位没有参加乱搞的女孩子看到报上的报道后，向领导告发了事实真相，人们才知道塌方后发生的那些事情。”场部医院离三大队有两三里路远，经过场部学校和场部办公楼，我们快看到医院时，这个离奇的故事正好讲完。王医生是那种不动声色的色鬼，除了与我们这些好朋友外，他从不显露他搞女人的本事。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是那种正经人，所以直到我离开三大队时，他仍是犯人医生，从未听到过有关他的桃色新闻。但是我相信，他在干部家属中一定有情人——他是那种“做扎实事”的“老实人”。
三大队不少有性经验的犯人都爱吹嘘他们的经验。有的向我吹嘘他一夜能来四五次神，有的更是吹嘘一夜干过十七次。但王医生总是提醒我，吹得最厉害的可能是最不行的，真厉害的就不会吹。
三大队也有真厉害但从不吹的。有天半夜，我们突然被闹哄哄的声音吵起，我爬起来后看到天快亮的院子里有很多犯人，他们都在朝岗哨楼下的空坪走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走过去。岗哨楼底下有两个犯人背靠背捆在一起，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有人说“他们搞鸡奸。”周围的政治犯对这两个据说是在搞同性恋做爱时被发现的人表示非常鄙视的神情。有个人在骂“不是人，是畜生！”马上有犯人附和“畜生！”“禽兽不如！”中国的政治犯都是自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他们对同性恋这类“有伤风化”的事往往表示出比当局更不能容忍。但是三大队还是经常有这类事发生。记得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以前，这类事更加多，因为刑事犯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同性恋而被判罪的。在当时的中国，男子同性恋被称为鸡奸，鸡奸罪可判五至七年徒刑。但从我的观察，不管是因同性恋被判刑的案例或是在劳改队发生的同性恋事件，大多不是因为当事人对同性恋的爱好，而是因为异性恋爱受到限制。三大队曾有两个“败坏社会风俗犯”，他们是因为与牛与猪性交而被判刑的。这两个人长得又丑又粗俗，样子又蠢又笨，显然是找不到性伙伴而找猪、牛发泄的。与这些人相比，王医生真是令人羡慕“走桃花运”的人了。但少数同性恋者可能的确有对同性恋的爱好，我曾听到有人说“三个黄花女顶不上一个紧屁眼”，说这话的人显然有对同性恋的爱好。
也有极少数卷入同性恋的人是因为某种宗教原因。我们组有个老犯人与年轻男孩厮混，去吃没有结婚的男孩子的精子。他相信吃了一百个未婚男孩子的精子后，就可以长生不老。他是因为信这种宗教并实践这种信仰而被判刑的。在劳改队他还向人介绍他关于精液的知识，他自称可以从精液的颜色看出男人的体质和气质。“反革命组织犯”三大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被王师傅称为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与王师傅所称相反，这些犯人都是因主张以地下政党活动方式发动新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而被判刑的。我认识的这类犯人有的属于劳动党，有的属于民主党，有的属于反共救国军。劳动党的意识形态是亲苏联而反对中共的左的路线。我的劳改朋友中除了刘凤祥、侯湘风、郭中柱等人与劳动党有关外，还有位叫小马的湘潭水泥厂的工人也是劳动党的。从与他的交谈我知道这个劳动党与刘凤祥的那个沙龙毫无关系，似乎也与其他因劳动党问题判刑的人无关系。一位叫张必成的因劳动党被判刑的劳改朋友向我证实，他的劳动党也与小马的劳动党无关系。但这些劳动党却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的头头大多是右派分子，他们相信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比毛式的社会主义好。
我的一些劳改朋友属于不同的民主党，看来这些民主党之间也没有什么直接组织联系，但他们的意识形态却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认识的两个民主党的成员都是出身地主或国民党官员家庭的青年学生，因为出身不好升不上大学，成为社会下层的工人或小职员。其中有位叫邓祥生的，与我是很好的私人朋友。他是一个乡下小镇上商店的职员。我从未听他讲过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倒是听他讲过不少怀念刘少奇的政策，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看法。另一位民主党的成员叫李辅仁，他与我交换过作品，很喜欢我的电影文学剧本《同时代人》。在与这些民主党朋友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思想深度都不如张九龙。
李辅仁曾对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使人信服的主义，才能号召人心。”看得出，他们的出发点是对当时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迫害不满，要反对当局，而意识形态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革命的工具。
李辅仁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从小就是在歧视和迫害中长大，特别是文革中，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总是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批斗，被无缘无故地当众羞辱。他们家养的猪和其它私人财产在几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收。可以理解，他自然会产生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倾向。李辅仁告诉我，他父亲之所以一九四九年没有去台湾是经过一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做出的判断。中国历次改朝换代，对商人一般是不会动的。他父亲说，“哪个朝代都要商人，共产党朝代总不会迫害商人。”他一九四九年后弃政从商，希望在新朝代过个安稳日子。但他的估计完全错了，
共产党不但迫害商人，共了所有商人的产，而且对李辅仁父亲这种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在每次运动中都施以残酷迫害。他最后在文化革命初上吊自杀了。三大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属于“反革命集团案”。这种罪名与反革命组织的区别是：前者不是正式的政党，而只是沙龙，而后者是正式的政党组织。我认识一个岳阳乡下的小学教员，他的家乡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县委强迫农民修一个名叫“青山”的水库。在水库工地上，干部拿着木棍子，强迫人们在冬天脱光上衣挑土，为的是强使人们拼命劳动以保持身体温暖。连妇女也被迫脱光上衣挑土。违抗的人就遭到毒打，有几十人就是这样被干部用棍子活活打死。老百姓后来都称青山水库为“血山水库”。这位小学教师对这种共产党的政策极为不满，就与他的朋友经常在一块批评、议论共产党的各种不受人欢迎的政策。他在文化革命中被以反革命纠合集团首犯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另一位姓周叫裕德的“反革命集团”首犯是岳阳临乡一个矿山的工人。他自从一九五九年共产党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后就开始与一些朋友定期聚会，批评共产党的政策。他们预计共产党朝代一定会有大的政治动乱发生。文化革命后，他们认为自己的预见正确。但这个“集团”的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产党，却相信共产党上层的“阴谋份子”可以代表对现政权不满的人的利益。这位周同犯在劳改队表现非常驯服，很听从干部的命令。所以他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学习组长。有天我们俩工作休息时正巧在一块，他笑眯眯地走过来与我聊天。周围没有别人，他问我：“曦光，你看现在政治形势如何呀？共产党政权稳不稳呀？”周在犯人中颇得好感，很多“反革命分子”都知道他是“假积极”，对于“反革命组织犯”的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从不向干部汇报。所以我向他直抒己见：“如果没有国与国的大规模战争——像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共产党朝代总是稳的，不管它内部有多少动乱。共产党朝代像明朝，开国时是彻底的改朝换代，把旧社会有地位的人全部彻底搞臭搞垮，大部分关到牢里以及杀掉。像一九五八年共产党搞了一个划坏分子和极右分子的运动，把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全部划成坏分子、极右分子，判的判、管的管，这种彻底改朝换代的朝代总有二三百年的寿命，极难垮的，不是因为它政策开明，而是因为它对反对派镇压残酷。”周一边听一边点头，但他插嘴一句：“不过像江青这样的人会从里边造反的。我一九六九年就预计林彪会从里边造反，后来果然不错。”他的话还没完，干部就在吹哨子。这意味着十五分钟的工间休息已结束，我们又要开始劳动了。一九七五年，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都在把中国发生大政治变化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死亡上。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持有与宾兰庭同样的看法，对付毛泽东的最好办法就是与他比寿命，像当年司马懿对付诸葛亮一样。我自己却认为周恩来与毛泽东谁先死是毛死后中国政局的一个关键。如果毛泽东先死，则很可能会有一个类似赫鲁晓夫改革的非毛时代，如果周恩来先死，则一切改革都不会采用非毛化的形式。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好在这二者之间，虽然周恩来于一九七六年先于毛泽东死去，但半年后毛泽东也跟着死去，江青还没来得及在毛泽东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江青的“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最早是由自由犯从场部贴出的大标语上得到证实的。
三大队的反革命犯们兴高采烈，觉得应该是比较右的政策出现的时候了。三大队的干部也显得高兴，他们把“四人帮”看成向当局挑战的造反派的象征，“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共产党正统派的胜利，当然也是共产党官僚机器中最保守的部分——公检法的胜利。干部们当天夜里就敲锣打鼓庆祝“四人帮”垮台。何指导员告诉我们，五十年代的政策和很多做法都会恢复。只有一个反革命犯公开表示他的不快，他就是这位周裕德。他听到江青倒台的消息后就得了精神病拒绝出工，顶撞干部，讲话颠三倒四。他本来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少说话，对干部绝对顺从。我有天在家休病假，跑到他号子里看他出了什么问题。他见我走进来就气狠狠地叫道：“你们高兴什么，江青垮了，改变共产党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条了。你们高兴什么！？”
我连忙笑脸相迎，轻声说：“老周你好好休息，养好病再想别的事。”“我没有病，只有你们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死到临头还兴高采烈。”我无法与他辩论只好匆匆离开。三大队还有几十个人是因为支持台湾的“反共救国军”而被判刑的。像其他“反革命”组织一样，这些人都是参加不同的“反共救国军”，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接收台湾的广播，接受了台湾的“反共救国”的意识形态。我认识几个“反共救国军”的人，其中几个年轻的是文化革命后收听台湾广播，自己组织的反共救国军。另一些年纪三十岁左右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初开始收听台湾的广播，组织反共救国军的。这些年纪较大的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就是三大队的木匠曾爱斌。像所有他这一类“反革命犯”一样，曾爱斌对当局显得非常驯服，但有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政治野心家常用的韬晦之计。很多人开玩笑地叫他作曾司令，这个名字大概是那些知道他自命为反共救国军司令的人叫出来的。
春节后春雨连绵的季节里，犯人不出工时，很多人在讲书或听书，而曾爱斌却喜欢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黄启龙都认为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