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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从卡车里逃出来找到地方躲藏时，我完全忘掉了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我搞不清周围的情况，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呆呆地伏在地里。小刚已经被吓得连对空的枪也不打了。一会儿后，我们才看清两辆坦克绕过一辆正在燃烧的卡车朝长沙方向开去。“突然我们听到另一种炮弹的爆炸声，好一会我才想到，这是朝坦克打的炮，因为坦克周围有爆炸的烟尘。战斗过去后，我才想起这大概是红旗军的人用八二迫击炮从山上打来的，他们真正不愧为有实战经验的人。
“坦克和八二迫击炮对射一阵后，坦克开始向湘潭方向退去，这时小刚已因害怕把裤子都尿湿了。”我们都笑起来。向土匪又故作神秘道：“有人说易家湾战斗后，台湾特务把地上坦克履带印复制了下来，他们第一次证实湘潭有一个生产大型坦克的军工厂。那个工厂的名字与军事工业毫无关系：江麓机器厂。”
一九六七年九月，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在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有席位的形成了支持新当局的“工联派”，而没有席位的在野派形成了“湘派”。“长沙青年”成了“湘派”的成员。“湘派”与“工联派”发生过几次武装冲突，向土匪就是在这些冲突中之一——五一路湘绣大楼事件中验证了他犯禁忌的后果的。当时“长沙青年”占据了湘绣大楼对面的建筑物，而六层的湘绣大楼却被“工联派”占据。两派公开分裂后，两个大楼里的武装人员开始互相射击。向土匪在所占据的大楼顶上架起一挺高射机枪，装上燃烧弹和穿甲弹，向湘绣大楼扫射，几轮射击后，湘绣大楼着火，整个大楼完全被这场大火毁掉。向土匪相信他闯下的大祸是因他两次违反了不能看别人性交的禁忌引起的。湘绣大楼事件前不久一天，李良从长沙回长桥农场时，碰到一位非常诱人的女子，他便把她带去长桥农场向土匪与他共住的寝室。
那一周向土匪一直在长沙。但那天夜里，他赶回长桥去取衣服和其他东西。他来到房间外时听到女人的声音，他迟疑了一下，但终于抵抗不住好奇心，忍不住从窗户朝室内看去。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两个正在做爱的人影，女人坐在李良身上，是那种所谓的“伞把流水”的方式。这可是倒大楣的象征，向土匪看了性交后，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心。这件倒楣事之后不久，向土匪又碰到一件倒楣事。那是夏秋之间，“长沙青年”在长沙的总部办公室里，有人提议到烈士公园去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烈士公园遍地是花草，是长沙环境最好的公共场所之一。中国人住房紧张，那些有婚外情的恋人往往在春夏或秋夏之交时来到这里寻欢作乐。“这正是在室外‘工作’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查一查烈士公园的树丛后面过瘾的家伙？”不少声音应和道“走，去调查调查，那一定是使所有肠子都会快活得直跳直蹦的事！”
向土匪怕又看见做爱的场面，拒绝随众人去烈士公园。半夜前，这些家伙回到了“长沙青年”总部，向土匪听到外面人声沸腾，走出他所在的房间，看到一大群人进了一间会议室。他跟进这间会议室，发现一男一女一丝不挂地被“长沙青年”的家伙们围着。有人告诉向土匪，这对男女正在灌木树后的草地上做爱时，被他们抓住了。在这群粗野的男人的目光下，这对男女窘迫不堪。
有人叫道：“给我们再表演一次！”有人附和：“趁这一夜还没过，再‘洗次槽子’给我们看看！要不然明天天塌了也不让你们走。”另一个怪声音道：“你们再搞一次，我们就不把你们交给你们的单位。”
这最后一句话打中了要害。那一对男女互相对视一眼，女的开始搂男的，但几分钟后，男的反应不起来。指着那女人，一个旁观者嚷道：“你帮他搓一搓！”又有人附和“对！赶快搓，赶快搓！”向土匪不忍看下去，离开了那间挤满人的会议室。“这就是我坐牢的原因，”向土匪靡痨的样子，讲完了他的故事，“我真是不走运，这种打破禁忌的事走也走不脱。”
向土匪后来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处七年徒刑。他接到判决书时十分高兴。他向我们解释，判决比他预期的轻，大概是因为当局认为他只是执行者，而下命令的是“长沙青年”的灵魂李良。我猜向土匪那付与世无争不讨人厌的样子和态度可能也给判他刑的人留下了好印象。李良的命运却悲惨多了，他像张九龙一样被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向土匪知道对李良的判决后，好几天都在为李良抱不平。用他那不地道的长沙话，他忍不住会骂起来：“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这些家伙只吃三毛伢子那一套！”像张九龙一样，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与向土匪被判刑的同时，三毛伢子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执行枪决的那天早晨他拖着他的死镣从九号门前走过，朝向土匪喊道：“向土匪，我到阎王老子那里先占个位子，明日你来时，一定不会亏待你，”边说边笑，“十八年之后又会是条好汉！”他相信来世又会投胎，成为一条好汉。听到三毛伢子那轻松的语调，我们才觉得心里稍为好过一点。红色怒火一兵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味。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像生性就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轻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像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们的诡计和恶作剧，我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笑，我对那些黑社会的人充满着同情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但他却与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他们保守派在破四旧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残杀了无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数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们保守派当然永远将自己与黑七类相区别，而我这种激进的造反派却会与黑七类认同。
毛火兵告诉我，他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看到过一幅批判我的漫画，画中我的父亲像个魔鬼，绿面孔，长牙齿，用一支盛满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个像小妖怪的杨曦光。这幅画告诉人们，杨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问道：“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当时我心里正在担心这幅画会使毛火兵对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对我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细节。我哼哼哈哈，试图改变话题。我第一次从他的语言和目光中发觉在普通人眼里，在那个时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画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这个号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颜色（红）的人，这也大概是他邀请我与他同床的原因。我也喜欢他。他诚实、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龄老成得多。相处不久，我们这两个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分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像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像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九号关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关系的人，毛火兵有时私下向我评论他们时，总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他有时会加一句，“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革命。”有天他谈起他参加“红色怒火”时的情景。“我们厂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他满腔怀旧的情绪，“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来送行。杨曦光，你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农民欢送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镜头。
那天毛火兵的妈妈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现在这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学着他母亲的话，就像模仿电影中的表演一样。我感到肉麻，但他却似乎对这些话充满激情。毛火兵所在车间的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词，致词的末尾是口号，“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绝对的少数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号子里也会发生冲突，要知道那个时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为了避免冲突，尽量不与他人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有天放风的时候，毛火兵和罗钢在院子里带回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们各自找到一些破烂容器把两颗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们给自己的植物浇水，看着它们长大。比起罗钢的，毛火兵的植物长得越来越高，罗钢也越来越不高兴。罗钢附在我耳边说：“三杆枪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