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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谨慎的人，但同时也能感觉到他在失去家庭温暖之后的清寂。其实他的生活也是被财富扭曲的，如果他不与别人攀比不把孩子送出国，不让妻子去到千里之外发财致富，或许他就不会遇到青青，至少不至于栽在她手上。可是说这一切都太迟了，无论他怎样算计，他最终走上的就是这条死亡飞速临近的路，极具讽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以为他在求生。
经查，沈孤鸿并非身负惊天大案，早在三年前，他已经跟白韵琴办理了正式离婚的全部文件。尽管人们会对这一举动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但是理论上白韵琴以及她公司的事已与沈孤鸿毫无关系。至于他跟翁海燕也就是三陪女青青的爱恨情仇，皆因两个人都已故去而留下无数的谜团。
而沈世冬由于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且永远开除出司法队伍。
根据沈孤鸿的案子，呼延鹏写了一篇报道，这也是一篇终极报道，题目是《法网孤鸿》。报道刊出之后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再一次成了抢手货。当然，他还是选择了回《芒果日报》上班。
他的办公桌一直空着，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就仿佛一个灰头土脸的爱人在等待着他的心上人归来。第一天上班，呼延鹏就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戴晓明，想起了最初在北京跟他谈话时的心潮澎湃。戴晓明说，人的——辈子就是一个抵御各种欲望和诱惑的过程。这句话一直让呼延鹏难以忘怀，但是说这话的人却已经被欲望和诱惑绊倒，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这句话又多了一层黑色幽默的味道。
也就是在这一天，呼延鹏去了模范看守所，隔着一道铁栅栏，两个一无所有的男人终于赤诚相见了。
戴晓明虽说有些两鬓斑白，但是他的精神还算饱满，一种不为人察的气势又重新回到了他身上。正如有人形容高官之死，走前还与即将为他行刑的人一一握手，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习惯，没有对错之分。
戴晓明说：“……权力既迷人又可怕，迷人在于它难以窥探的秘密，它总是能吸引人臣服、折腰、谄媚奉迎和顶礼膜拜，可怕的是在于它要统治一切的本性……有人说权力可以使掌权者丧失理智和人性，而权力丧失后，往往可以恢复人性，接近真理。”
呼延鹏说：“我也是觉得，当一个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最接近真理。”
戴晓明说：“在一切可以改变人的因素中，最强烈的是酒，其次是女人，再次是强权，最后才是真理。”
说到这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红风筝
王 松
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如果她恨她会怎样？我发现，她会笑，她的仇恨会挥发成一种笑容弥散到脸上，而且恨之愈深，笑之愈灿，当她对她恨之入骨，那笑容就会如花绽放。很多年前，我曾见过一朵这样的笑容。它的主人是我初中老师，姓沙，沙莉老师，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人。在我印象里，沙老师很爱打扮，也很会打扮，这在六七十年代自然会使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她那时就有些扎眼，我们背地里都叫她“大摩登”。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摩登”是英文“modem”一词的译音，意为时髦。那时大摩登的确很时髦。她穿的衣服，从颜色到款式都不动声色，搭配起来却很巧妙，这就显得与众不同。比如绿上衣，那时无论男女都流行穿绿上衣，最好是军服，而且是军官服，再早叫“衔儿服”，即肩头缀有军衔带的制服，后来取消军衔制，普通士兵的军上衣只有两个上衣兜，而排级以上军官是四个兜，于是“四个兜”的军上衣就流行起来。其实严格讲，那种四个兜的军上衣并不好看，前衣襟上缀着四个口袋盖子，翻卷起来像几片莱叶，样式粗粗实实很土气。但这种军服穿到大摩登身上就不一样了，肩是肩腰是腰非常合体，还让你丝毫看不出改动过的痕迹。大摩登的丈夫是军人，据说还是某军械试验场政委，专门试验各种炸弹的。这个政委曾乘坐着一辆炸弹形小汽车来学校看望大摩登，我们亲眼见过他，年岁有些大，五短身材，绿帽子绿上衣，底下是蓝裤子，一看就属两栖兵种。但大摩登从不穿蓝军裤，而是灰色西裤，上下一边粗，裤线永远烫得笔直锋利，这样从色彩搭配到款式，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听别的老师议论，大摩登再早跳过舞蹈，后来嫁给那个两栖政委，才转业到中学来，所以她身材很好，和别的女老师站在一起总有些出众。我却并没觉出她的身材有多好。她虽然腰细，但这一来也就衬托得屁股较大，只是上身短，下身长，走起路来像在舞台上，一摇一摆的有些好看。公允说，大摩登的脸形还算漂亮，尤其笑起来，精巧的尖下颏儿非常俊俏，她因为有些近视，又不戴眼镜，一笑两眼细细眯着，这也就使她的笑容越发意味深长。
当初大摩登的笑容，或者说她的仇恨，是冲祁老师的。
祁老师叫祁连红，是我们连长。
那时由于备战，对中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学校一律改为部队编制，一个班为一个排，一个年级为一个连。当时由于我们初三年级较大，有九个班，就被编成三个连，我们是一连，一连二排，大摩登是我们班主任，也就是一连二排的排长，同时兼任连指导员。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中学毕竟不是军队，连长一职还有必要，指导员就显添足，因为其他连队的指导员都是由连长一人兼任。其实我们一连这种“连、指分离”的局面也仅是暂时，也就是说，大摩登有可能再兼连长，祁老师也可能再兼指导员。
如此一来，两人的关系也就尴尬起来。
起初大摩登并没冲祁老师笑，不仅不笑，每当看到祁老师以连长身份站到我们全连同学面前讲话，她的脸上还会浮出一丝不屑。那时祁老师兼指导员的可能性确实更大一些。首先祁老师是专职连长，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工作，而大摩登已负责我们二排，又是任课老师，教政治；其次，尽管祁老师的政治条件不及大摩登，但她的政治表现极为突出。祁老师的儿子叫祁卫东，也在我们二排，是学生排长。据祁卫东说，他再早叫魏冬，父亲是大学教授，当年还是他母亲的老师，所以他母亲才嫁了他。后来他父亲被揪出来，还戴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送去“五·七干校”，他母亲就毅然决然地与他离了婚，于是他也才改姓祁，叫祁卫东。祁老师的这一革命举动在当时影响很大，她为此也受到学校重用。那时我们初三年级由于是三个连编制，正准备改为一个营，据卫东说，他母亲祁老师还有望升为营长。这自然让大摩登忿忿不平。大摩登跟庞言等几个年轻男老师闲聊时曾不咸不淡地说，真是咄咄怪事，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老婆竟会受到如此器重，我倒要问一问，咱们领导的屁股坐到哪去了？
大摩登的身边经常围着一些年轻男老师，其中又以庞言老师为首。那时我还是少年，而在那个时代，少年一般开化较晚，思想也不复杂，所以我对庞言老师这个人就一直吃不太准。今天想来，他应该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据说五六十年代，在中学教师中间有个地下组织，叫“裴多菲俱乐部”，很像旧时的文人沙龙，他们在一起饮酒跳舞，谈论风月，而且大都有些颓废，留很长的分头或背头，不刮胡须，穿很旧的西装和那种开了绽的破皮鞋。这样的组织后来自然遭到取缔。庞言老师曾是这个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为此还险些被打成“流氓教师”，虽然没被停职，也只让他教些地理之类的副科。但庞言老师在学校的威信极高，很多年轻老师都喜欢他。
也正由于他，才使大摩登和祁老师的关系更加微妙。
相持局面也日益紧张。
据说祁老师离婚后，曾一度对庞言老师有意，还偷偷打过一件毛衣想送给他，但庞言老师并没有领情，祁老师为此还生过一场大病住进医院。那件毛衣后来穿在卫东的身上，花色确实很漂亮，而且是用一种在当时极为流行的针法编织的，叫“阿尔巴尼亚针”。那时中阿关系很友好，因此阿尔巴尼亚电影非常盛行，其中有一部著名影片叫《海岸风雷》，说的是巴尔干半岛上一家渔民的故事。这个家庭里有几个儿子，他们在二战期间各自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其中老大塞利姆是叛徒，老三乔尼成为反法西斯战士，乔尼是个很帅气的年轻人，他穿的就是这样一款毛衣。但卫东却矢口否认关于这件毛衣的传说，他说这毛衣从一开始就是他母亲为他打的，为此，他还将石革新打得鼻口流血，因为石革新在说话时无意中涉及到这件毛衣的来历。当时卫东当着班里所有人的面指着石革新的鼻子说，我再说一遍，这毛衣是我妈给我织的，以后谁再敢胡说八道，我让他满地拾牙！这件事立刻让大摩登抓到了把柄。大摩登一直不想让卫东担任学生排长，但她接手我们班时，卫东早已是排长了，她若想换掉他须有正当理由。这一次她把卫东叫去办公室，故意当着祁老师的面将他训斥了一通，声音大得几乎整个楼道都能听到，然后，她又罚他在教室门口站了一节课。后来放学时，祁老师当着所有人在教室门口狠狠扇了卫东一个耳光，说你怎么这样不长进？你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亏你还是一个学生排长！当时就连我们也能听得出，祁老师这样说是话里有话。
其实石革新跟卫东关系很好。那时石革新、我，还有郭明，我们三个人与卫东的关系最好。当然，这主要因为卫东是学生排长，平时可以替我们说话。石革新的父母是造反派，而我和郭明的家庭出身都不过硬，我是小业主，郭明是富农，倘若没有卫东庇护，我们在班里就很难抬起头来。那一次石革新挨了打，也明白卫东是给大家看，因此并没放在心上，跟着没过多久，他就又带来一个惊人消息，说庞言老师其实是跟大摩登好。这消息真让人大感意外，我们自然都不相信。卫东说，庞老师跟大摩登好？他怎么会跟大摩登好？大摩登的丈夫是军人，咱们是见过的，如果大摩登再跟庞老师好那不是在搞流氓活动？在那个时代，一切婚外男女关系都被视为“搞流氓活动”，而“搞流氓活动”是一种最下流最见不得人的事情。但石革新咬牙跺脚指天发誓，说此事千真万确，星期六练队结束时，他亲眼看见庞老师偷偷钻进了大摩登的宿舍。
卫东听了眨眨眼问，你是说，星期六练队以后？
那时我们经常练队，也就是模仿军人的样子排成队列走方阵，走正步，还要喊口号，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再比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样练完，全校还要统一检阅，学校革委会主任像个首长一样站在高处，不时喊一句：“同学们好！”我们就要回应：“领导好！”再喊：“同学们辛苦了！”我们再回应：“领导辛苦！”如此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行一次，也有连队之间相互比试的意思。祁老师因为是连长，我们每次练队就都由她喊口令。但那一次祁老师突然病了，临时改由大摩登指挥，于是她就在庞言老师的策划下，趁机为我们搞起一种“全方位队列”。这种队列的构思确实奇巧，横着看竖着看斜着看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