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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纽约相比，哈瓦那简直是天堂。铺鹅卵石的街头，雪茄和咖啡的香味混在一起，让人感到亲切。他的朗诵和演讲获得成功。几乎每夜都和朋友们一起泡酒吧、朗诵、弹钢琴，直到天明。
三个月后洛尔加返回祖国。在格拉纳达街头，他碰见一个自大学时代就认识的牧师。牧师为他外表的变化大吃一惊，问纽约是否也改变了他的个性。“没有，”洛尔加快活地回答，“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
与家人团聚，让他真正放松下来。他夜里读书写作，白天穿睡袍在屋里晃荡。他常把白发苍苍的母亲举起来，“天哪，你在杀死我厂母亲大声惊呼。当母亲睡午觉时，他坐在旁边为她扇扇子，驱赶苍蝇。
他一直在写新剧本《观众》。初稿完成后不久，他回到马德里，一家报纸的记者好奇地向他打听。“那是个六幕剧谋杀案。”他答道。
“此戏的意图何在？我指的不是谋杀，而是作品本身。”记者追问。
“我不知道是否真能制作。这出戏的主角是一群马。”
“了不起，费特列戈。”记者喃喃说。
1930年底，西班牙政局再次动荡。雷沃斯和他的同志们一度入狱，他们在狱中发表宣言，呼吁在西班牙建立共和制。不久，国王宣布举行全国选举。一天夜里，在去咖啡馆的半路，洛尔加被卷进支持共和的游行队伍中。宪警突然出现并开枪，示威者逃散，洛尔加摔倒在地。当出现在咖啡馆朋友们面前时，他上气不接下气，满脸大汗，浑身是土，嘬着受伤的手指，声音颤抖地讲述他的遭遇。
1931年4月14日，国王最终离开西班牙，共和运动领导人包括雷沃斯被释放。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新时期开始了。雷沃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新政府立即将政教分离，实行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
在新政的影响下，牛郎喷泉镇政府决定，以他们最值得骄傲的儿子的名字，取代原来的教堂街。1931年9月初，洛尔加在为他举行的命名仪式上演讲。他强调说，没有书籍与文化，西班牙人民就不可能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头，我不会要一整块面包，我要的是半块面包和一本书。”他注视着洒满阳光的广场和乡亲们熟悉的面孔，后面是三十三年前他出生的白房子。
洛尔加全力支持新政府。一天夜里，他冲进智利外交官林奇的公寓，情绪激动。他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剧团，叫“巴拉卡”（1dBarraca），指的是那种乡村集市演木偶戏之类的临时木棚。新政府重新调整后，雷沃斯成为教育部长，促进了“巴拉卡”计划的实现，特别是财政上的支持。洛尔加谈到“巴拉卡”总体规划时说：“我们要把戏剧搬出图书馆，离开那些学者，让它们在乡村广场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中复活。”
作为剧团的艺术总监，洛尔加招兵买马，亲自负责选目排演。他和演员们一起身穿蓝色工作服，唱着歌穿过大街小巷。在两年多的时间，“巴拉卡”几乎走遍西班牙，吸引了无数的平民百姓。他说：“对我来说，‘巴尔卡’是我全部工作，它吸引我，甚至比我的文学作品更让我激动。”在“巴尔卡”活跃的那几年，他很少写诗。这似乎并不重要，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比诗歌更让他满足。“巴尔卡”无疑振兴了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戏剧舞台，实现了他毕生的梦想。
1933年初，剧团来了个名叫拉潘（RafaelRodriguezRapun）的小伙子。他相貌英俊，身材健壮，具有一种古典的美。这个马德里大学学工程的学生，转而热爱文学，偶尔也写写诗。他成了洛尔加的男朋友兼私人秘书。四年后，在洛尔加逝世周年那一天，拉潘为保卫共和国战死在沙场。
那年夏天，远在六千英里之外，一个阿根廷女演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洛尔加的戏《血腥婚礼》，她和她丈夫邀请洛尔加到阿根廷访问。9月28日，洛尔加从马德里出发到巴塞罗那乘船，两周后抵达阿根廷。他为重返美洲而激动。与上次不同，他写信对父母说，他来到的是“我们的美洲，西班牙语的美洲”。
阿根廷之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的戏不断加演，好评如潮。他告诉父母：“我在这个巨大的城市像斗牛士一样出名。”他被记者包围被观众簇拥，常在大街上被认出来。
洛尔加和博尔赫斯只见了一面。见面时，他明显感到博尔赫斯不喜欢他，于是故意模仿博尔赫斯，庄重地谈到美国的“悲剧”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是谁？”博尔赫斯问。“米老鼠。”他回答。博尔赫斯愤然离去。以后他一直认为洛尔加是个“次要诗人”，一个“对热情无能”的作家。
而他和聂鲁达则一见如故。聂鲁达当时是智利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领事。聂鲁达喜欢洛尔加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他们俩背景相似——都来自乡下，对劳动者有深厚的感情。他对聂鲁达的诗歌十分敬重，常打听他最近在写什么。当聂鲁达开始朗诵时，洛尔加会堵住耳朵，摇头叫喊：“停！停下来！够了，别再多念了——你会影响我！”
除演讲费外，票房收入源源不断。洛尔加一生中第一次有钱，他开始寄钱回家，给母亲买狐狸皮大衣。母亲来信说：“没有别的穿戴皮毛的女人像我那样骄傲和满足，这是你用劳动成果买来的纪念品。”
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夜，他去看望聂鲁达。他对在场的朋友说：“我在喧嚣的纽约待了几个月后，离开时我似乎挺高兴……现在虽说我急于见到亲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这奇异的城市。”他哭了起来。聂鲁达打破沉默，转移话题。第二天，他登上开往西班牙的越洋轮船。一周前，他对记者说：“对我自己来说，我仍觉得像个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随着我。”
1934年4月14日，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三周年。新的联合政府废除了不少共和派的法案，恢复宗教教育。很多西班牙人开始担心，这儿的天主教会会扮演希特勒兴起中的角色。
那年夏天，聂鲁达作为外交官被派往西班牙，先住巴塞罗那，又搬到马德里。他家几乎夜夜笙歌，客人们横七竖八地过夜。洛尔加和聂鲁达常在一起朗诵演讲。他俩互相赞美，不吝辞句；尤其是洛尔加，有时简直是挥霍。这似乎是一个天才的特权——对他人才华无节制的激赏。在一次正式场合，他介绍说，聂鲁达是当今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之一，是“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鲜血比墨水近”的作家。聂鲁达“缺少两样众多伪诗人赖以为生的因素：恨与嘲讽。”聂鲁达认为洛尔加是“我们语言此刻的引导性精神”。
洛尔加打算8月11日和剧团一起去北海岸的小镇桑坦德（Santander）演出一周。就在当天下午，他的好朋友梅亚斯在斗牛场上受重伤，先进本地医院，再转到马德里抢救。得知梅亚斯受伤的消息，洛尔加立即取消原计划，留在马德里。由于伤势严重，医院不许任何外人看望，洛尔加用电话把病情及时告诉朋友们。8月13日上午，梅亚斯死了。
他到桑坦德后，独自关上门哀悼梅亚斯。自从在塞维利亚相识，他们成为好朋友。梅亚斯老了，发福了，但他宁愿死在斗牛场，也不愿意死在自己床上。听说梅亚斯重返斗牛场，洛尔加对朋友说：“他对我宣布了他自己的死亡。”在桑坦德，他和一个法国作家散步时说：“伊涅修之死也是我自己的死，一次死亡的学徒。我为我安宁惊奇，也许是因为凭直觉我预感到这一切发生？”
1934年10月底，洛尔加开始写他一生最长的一首诗《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他起稿于格拉纳达和马德里两地之间，最后在聂鲁达的公寓完成。这首长诗是洛尔加的巅峰之作。
八
伊涅修·桑切斯·梅亚斯的挽歌
一 摔与死
在下午五点钟。
正好在下午五点钟。
一个孩子拿来白床单
在下午五点钟。
一筐备好的石灰
在下午五点钟。
此外便是死。只有死
在下午五点钟。
风带走棉花。
在下午五点钟。
氧化物散播结晶和镍
在下午五点钟。
现在是鸽与豹搏斗
在下午五点钟。
大腿与悲凉的角
在下午五点钟。
低音弦响起
在下午五点钟。
砒素的钟与烟
在下午五点钟。
角落里沉默的人群
在下午五点钟。
只有那牛警醒！
在下午五点钟。
当雪出汗
在下午五点钟。
斗牛场满是碘酒
在下午五点钟。
死亡在伤口生卵：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正好在下午五点钟。
灵车是他的床
在下午五点钟。
骨与笛响在他耳边
在下午五点钟。
那牛向他额头咆哮
在下午五点钟。
屋里剧痛大放异彩
在下午五点钟。
坏疽自远方来
在下午五点钟。
绿拱顶中水仙喇叭
在下午五点钟。
伤口像太阳燃烧
在下午五点钟。
人群正砸破窗户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噢，致命的下午五点钟！
所有钟表的五点钟！
午后阴影中的五点钟！
这首长诗共四节，由于篇幅关系我只选第一节和第四节。在戴望舒译文的基础上，我参考英译并设法对照原作做了改动。遗憾的是，这首诗的戴译本有不少差错。比如在第一节中，他漏译了一句，并颠倒另两句的顺序。
在洛尔加看来，《挽歌》不仅是为他的朋友骄傲，也是为了展现“存在于人与牛的搏斗中英雄的、异教的、流行而神秘的美”。他喜欢斗牛的仪式和“神圣的节奏”。在这节奏中，“一切都是计量好的，包括痛苦和死亡”。也许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无论在音调还是在节奏上，这四节都有明显的区别，展示了他对朋友之死的不同反应，以及他对死亡的总体思考。
第一节非常奇特，急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也许这就是洛尔加所说的“神圣的节奏”。而急迫正是由“在下午五点钟”这一叠句造成的。它短促而客观，不容置疑。伴随着这节奏的是大量的医疗细节（石灰、棉花、氧化物、砒素、碘酒、剧痛、坏疽、伤口），展开斗牛士从受伤走向死亡的过程。洛尔加说：“当我写《挽歌》时，致命的‘在下午五点钟’一行像钟声充满我的脑袋，浑身冷汗，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尖锐精确得像把刀子。时间是可怕的东西。”据马德里报纸说，当时送葬开始于下午五点钟。正像他所说的，在这节奏中，“一切都是计量好的，包括痛苦和死亡”。
这一节最初相当克制。在下午五点钟。／正好在下午五点钟。／一个孩子拿来白床单／在下午五点钟。／一筐备好的石灰／在下午五点钟。／此外便是死。只有死／在下午五点钟。随着死亡步步逼近，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直至终点的叫喊：伤口像太阳燃烧／在下午五点钟。／人群正砸破窗户／在下午五点钟。／在下午五点钟。／噢，致命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