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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屋顶秘藏古画版发掘记
冯骥才
一场三十年来罕见的冷风急雨，把我们这次田野抢救逼人困境。但我们没有退路。因为秘藏在一座老宅屋顶上的武强年画古版等待我们去发掘和鉴定。此刻，这批古版危机四伏，一些文物贩子正伺机把它搞到手。据说当地政府已经派人去看守这座废弃已久、空无人居的老宅，他们守得住么？这更促使我们尽快驰往武强。
缘 起
为了这批古版，一年里我已经第二次奔到武强。
去年（2002年）年底，在一次民间文化抢救座谈会上，偶从河北民协主席、民俗学者郑一民先生口中得知，武强某村一处民居的屋顶上藏着许多年画古版。但郑一民所知也只是这短短一个信息。此外一切空寥不闻，甚至连这村名也说不出来，对我却是一个极大极强的诱惑。这到底是怎样的村落与人家？秘藏古版是何原故？现况如何？有多少块版？哪个年代的刻品？有无历时久远和精美珍罕的画版？一团美丽的猜想如同彩色的烟雾变幻无穷地盈满我的脑袋，朦朦胧胧又烁烁发光。在如今古画版几乎消泯于大地的时候，哪来的这么一大批宝贝？郑一民告诉我一个金子一般的消息。
春节前1月X日。我由内丘魏家村和南双流村考察神马后，旋即奔往武强。目标直奔这批神秘的古版。在武强，见到主持年画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于彩风和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郭书荣，便知这是他们按照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计划对武强年画进行拉网式普查时，由一位聘请而来名叫吴春沾的民间艺人在县城西南周家窝乡的旧城村发现的。据说这老宅的屋顶上整整铺了一层古版！但他们却像碰到一个薄如蝉翼的瓷碗，反倒不敢去碰一下。为什么？一是不知这房主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有怎样的想法与要求，弄不好“狮子大张口”怎么办？二是担心消息走露出去，被那些无孔不入的文物贩子得了讯息，暗中下手把这些宝物“挖”走。我说我很想去看个究竟。郭书荣笑着说：“你要去，就会把事闹大了，把文物贩子全招惹来了。”我笑道：“我先忍下了。你们可要抓紧。一切都要秘密进行，千万别再透出风声。”说到此时，心里真有一种古洞探宝那样紧张兮兮之感，就像少年时读史蒂文生《宝岛》时的那种感觉。
我对武强人的文化责任是放心的。早在八十年代，他们便先觉地察觉到，农耕文明正在从田野大规模而悄无声息地撤退。他们动手为先人建起了一个很舒适又精美的殿堂——武强年画博物馆，以使退出历史舞台的年画永远安居于此。直到今天武强年画博物馆仍是国中规模最大、设备最为优良的专业的年画博物馆。所以，在和他们分手时，我没再提那古版，只是用手指一指头顶上，暗示屋顶——秘藏。这二位讲求实干的武强人辄用点头回答我。头点得很坚决。当然也为了叫我放心。
此后数月，尽管天南海北的奔波，心中却总觉得什么地方有块小磁石微微又有力地吸着我——就是这武强的古版。每逢此时，我便会抓起电话打给郑一民，探询情形，并请他快快了解此事，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我知道这位燕赵汉子的脾气急，做事风风火火，而且一定要有个圆满结局。然而在这件事上却似乎有点“障碍”。每次催他，他只是回答我：“快了。快了。”一直到8月蔚县召开的全国剪纸抢救专项工作会议上，郑一民才笑吟吟对我说：“房主已经同意献出这批古版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不是一间屋而是两间屋的屋顶上全是古版。这家人是武强一个年画世家。版子全是祖传的。等这个会一开完，我就去武强亲自把发掘一事敲定下来。”后来才知道，郑一民为此事已经由石家庄到武强往返跑了五六趟。我们中国民协这些人真是棒极了！
然而就在武强那边紧张地筹备古版发掘时，我在天津忽然接到杨柳青年画艺人霍庆有师傅的电话，说一个古董贩子悄悄告诉他河北武强有个人家的屋顶藏着许多老版，问他要不要。霍师傅是杨柳青仅存无多、传承有序的艺人，“勾、刻、印、画、裱”全能，而且比一些文化人还有文化眼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古版的收集与收藏。他身边总有几个耳目灵通的古董贩子，给他通风报信。他说，贩子说了，只要他肯出钱，一准给他弄来。我一听便急了，赶紧给郑一民通电话。这才知道武强那边也听到古董贩子人村打探并频繁活动的讯息。当地政府也说话了，决不叫贩子们得手！正在派人将这幢老宅看守起来。看来这“抢救”真有“抢”的味道了。
现场考察
10月10日中午我们在雨中抵达武强。
吃几口饭填了填肚子便要去旧城村。一是心急，想尽快看看这个诱惑了我近一年的神秘莫测的老宅，同时见一见这户主动献版的年画世家，虽然郭书荣领导的武强年画普查小组已经对贾氏家族做了深入又详细的调查，但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还是把实地感受作为第一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众多媒体，闻讯正由全国各地赶来。单是中央电视台就来了两个组，还有山东、湖南、河北，以及香港凤凰电视台的记者及各地报纸的记者，都已人马俱到。按照计划将在明天（11日）上午发掘古版，我担心到了那时，人太多，看不到这老宅平时的真正模样，也无法发现未知而重要的细节，故此我要捷足先行。
随我同往的是此次同来的几位年轻人。有山东电视台著名民俗影像专家梵宇，《天津日报》文化记者、作家周凡恺，《今晚报》文化记者高丽以及两位助手。当地政府为我们准备一辆越野吉普车，每人一双又黑又亮的高筒胶靴。因为自清晨以来，小雨转为中雨，村路皆为土路，遇雨成泥。车子不能直接到达旧城村，至少还有几公里的泥路要靠步行。
果然，离开县城不远就没有柏油路了。开始路面还硬，但在拐进一条很窄的如同田埂的小路时，已经完全成了烂泥，凹洼处全是积水，而且雨还在不停地下着。驾车的司机原想尽可能往前开，接近村子，使我们少走一些泥路。但不久我们的车滑下路面，陷入松软的麦地；另一辆车干脆扎入沟中。大家换上胶靴，改为步行。我的麻烦是脚太大，靴子太小，至少短五公分，如同“三寸金莲”。一位同伴急中生智，叫我用装胶靴的塑料袋套在脚上。这样，我们走在烂泥路上，形同一伙乞丐，而且脚底极滑，左歪右晃，大家笑我，说我是“丐帮的首领”。然而人人都是顶风冒雨，湿衣贴身，湿发贴面，歪歪扭扭跋涉于泥水之中，哪个好看？于是，相互取笑，不知艰辛，渐近村庄。
远看旧城村，真是很美。这里原本是中古时期武强县城的所在地，后被洪水淹没，县城易地他处，此地遂被渐渐遗忘。由是而今，时隔太久，繁华褪尽，已退化为燕赵腹地一个人口稀少、毫无名气的小村庄。也许正是偏远冷僻之故，才更多地遗存着农耕时代原生态的文明。
小小的村落，稀疏又低矮的房舍，河水一般弯弯曲曲的村路，大半隐藏在浓密的枣树林中。枣儿多数已经变红，还没打落，艳红的小果挂满亮晶晶的雨珠，伸手就可以摘一个吃。
我想，倘若晴天里，这大片大片的枣林一定会更绿，阳光下的红枣个个都闪亮夺目，黄土的村路踩上去也必定既柔软又温馨。可是此时在雨里——它不是更美吗？在细密如织的雨幕后边，一切景物的轮廊都模糊了，颜色都淡化了，混成朦胧的一片。旧城村就像一幅水彩画。
我们的目标不难找，就在村口处。外表看有点奇怪，是一幢挺大的红砖房子，平顶，女儿墙砌成城堞状，形似城堡。房子并不老，机制的红砖经雨水冲刷，反倒像一座新建的砖房。但走进院门，却似进入另一个历史空间。一个长条小院，阴暗深郁，落叶满地，墙角扔着许多废弃的杂物，野生的枝条乱无头绪地从这些杂物的缝隙中奋力地蹿出来，形似放歌，有的长长的竟有小树那样高。房屋坐北，一排五间，中间是堂屋，两边东西两间，再靠边左右各一间小小的耳房。窗子作拱状，墙是老旧的灰砖，墙皮已风化和碱化，与外墙的红砖一比，一里一外一新一旧，截然不同。在院里看分明就是个老宅子了。这使我颇为诧异，为什么要在老房子外包一层新砖，伪装吗？为什么要伪装？那秘藏的画版就在这怪房子的屋顶上呀！
郭书荣馆长请来这房子的主人贾氏兄弟振川、振邦和振奇。经他们一说便知贾氏原是旧城村中传承很久的年画世家。从事年画至少六代。贾氏最辉煌的年代应是太祖父贾崇德时期。那时，贾家在本村和县城的南关都有作坊，店名叫做德兴画店，年产二百万张，远销到山西榆次和陕西的凤翔。太祖的大业传至祖父贾董杰一代，便遭遇到日本侵华和国家动乱的时代，贾氏年画发生由兴而衰的转折。待到贾董杰把家产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贾增和与贾增起时，最珍贵的东西便是五百二十块古版了。
年画的生命是印画的雕版。贾家人只印不刻，画版就是饭碗。故而，贾振邦对我说：画版养活了他家一代又一代人。
贾增起就用他从祖辈继承的二百六十块木版，一直印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随着时风的变迁，年画的衰微，他无奈地放弃了画业。然而放弃画业却不能放弃画版。他一生经过许多战乱，每逢战乱都把画版埋起来，设法保住。武强地势低洼，时有洪水袭击；遇到洪水来临，便把画版搬到高地上，昼夜看守。可是，自打贾增起不再印画，专事务农，这批画版的存放便成了问题。直到1963年，一次大水过后，家里翻盖房屋时，索性把这些画版藏在屋顶上。好像只有放在这个旁人不可能找到甚至想到的地方，才会感到安全。谁料正是藏在这绝密之处，这批古版才躲过了凶暴的“文革”。全国各地的年画古版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销毁的。有的画乡是把全乡上千块版堆起来一把火烧光。至今，武强年画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一块“文革”时人们被迫用菜刀削去凸线的画版呢——它刻骨铭心地记载着民间年画的劫难史！
为此，每当房子的外墙破裂出现问题时，贾增起决不拆房重建，他怕顶上的古版“露了馅”，便想个主意，在老房子外边包了一层红色的机制新砖，索性把这座秘藏古版的灰砖老屋包在其中，隐蔽起来。在河北乡村，房子是忌讳内外两层，形似棺椁。但他宁愿犯忌，也要使古版安然无恙。
贾增起于1992年去世。此后，儿子们都搬到外边成家，这老宅院便无人居住，屋中堆满在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