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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知足常乐”这一点，明氏指出中国一般人在顺境里涸然能优游自得，在逆境里也能安之若泰，可谓一针见血的话。对于中国人安常处顺的本领，明氏说：“……逆境之来，论理既知其必不可抵抗，论力知其无法抵抗，唯一的应付方法自然惟有尽量的迁就；只有在迁就之中还可以找到一条心安理得的出路。”在明年当日固慨乎言之！在我们今日读之，试问又作何感相？
最后我们来看关于社会的品性。这一部分是明氏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一部分，也是使中国的读者容易发生反感的部分，但也是对于我们的当头棒喝、使我们反省的部分。读这一部分时，我们多少需要一些修养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一）关于“有私无公”这一点，我们虽欲掩饰否认而不可得。民族之所以到今日，虽有种种原因，“私”却是我们民族的致命伤。到处表现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体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四十年前，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公共意识的缺乏，必尤甚于今日。具有国家思想和公共精神的西洋人在当日岂能不理会到我们的这个使民族散漫无力的缺点？
（二）关于“无恻隐之心”，原题是“同情心的缺乏”。明氏一直地说：“中国人目前最缺乏的一种品性，就是侧隐之心或同情心。”他指出我们对于残废的人、心理上有缺陷的人、遇难的人、陌路生人、妇孺以至于牲畜都表现了同情心的缺乏。本来中国现有的一些社会团体和慈善事业，大半是近数十年来的产物。这也是使明氏在四十年前更容易理会我们的同情心的缺乏。
（三）关于“言而无信”，原题是“诚意的缺乏”。这一章尤其叫我们读了不舒服。明氏直白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善于撒谎，大都轻诺而不践约，认错的本领和揩油的本领都很大，并且对于孔孟二圣的假装害病大有可议之处。他所举出的种种例证，极值得我们注意。
（四）关于“尔虞我诈”方面，明氏指出中国人彼此猜疑和倾轧的态度，甚至于到“一人不进庙，二人不窥井”、“李下不正冠，瓜田不纳履”的程度。这在乡间实在是常见的现象。
（五）关于“爱脸皮”，这是明氏原书的第一章，也是极见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观察的透彻而深刻。例如他说：“中国人心目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我们西洋人就根本懂它不得。”老实说，连我自己有时也莫名其妙。他又说：“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只好和西洋人分道扬镳……中国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在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各不伤脸……至于公平的处断是不可能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至死也要救他的脸皮。”这的确是一种一般的现象。
（六）关于“婉转”一章，明氏也极尽了描写之能事。他上手就说：“中国人是有婉转的天才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没有这种天才。不但没有，并且以能够单刀直入、开门见山自豪。”他又说：“在中国，你也转弯，我也转弯，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他最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不能从一个中国人所讲的话里，知道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又在一处说：“有天才的中国人有一种本领，使你挨了骂还不晓得，使你吃了亏还以为他正在恭维你。这是一种艺术。”明氏幸而是常与心地比较忠厚的冀鲁人接触，若是在江浙一带，不知他更要作何感想。
（七）这最后的“客气”一章，我认为是最精彩而又是最有意义的一章。章内所叙述的都是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虽然我感觉到不应当多占篇幅，但我止不住要引述他指出的几点：“中国人善于客气……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喜欢称赞自己的种种美德……东方人大都擅长一种艺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冲突日见其减少，和气日见其加多，我们便自愧弗如……他们已经把客气的艺术推进到一种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西洋人认为不可思议，决非人力所能办到。客气本身早就成为生活中间不可须臾离开的一部分，客气就等于生活，就是生活……中国人客气的用意，似乎并不在要使人舒服愉快，而在表示他是一个懂规矩与守规矩的人。要是客人不舒服，那是客人不懂规矩的自作自受，和主人无干。”明氏在他最后的结语里说：“我们终究得承认，在社会交际方面中国民族毕竟是过来人，有许多地方值得西洋人的效法。我们的客气固然很注重诚恳这一点，但有时也太老实，太不留情面，要是加上一些宛转而无碍于诚恳真挚的程度，岂不尽美尽善……客气虽小道，讲究起来却也不易；谁能够把东西方人对于客气的见解与方法融通之后，节取其中的精髓，不偏不倚地走上那又窄又崎岖的中庸之道，谁便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福气的人。”这段话不但值得直爽的西洋人想一想，更值得我们过于客气的中国人考虑一下。
有人以为明氏所描写的不过是一些社会表面的现象，是一些拉杂的、平常的、肤浅的叙述。我们不要忘记，世间最平常的东西，往往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例如日光、空气和水都是最普通的东西，但也是与人类生活最有利害关系的东西。明氏的贡献就是他能够把农村社会在日常生活里人与人之间种种现象和为我们民族自己所未注意而实际上乃是左右社会行为的种种潜在的势力，以庄谐并用而极有力量的文体描写出来，使每个读者都能如身临其境地得到清楚的认识。这比一般笼统的、主观的、玄想的、去事实生活很远的大议论，有价值多了。例如有人对于明氏所提出的“私”的一点，曾引中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域“见义勇为“等说法来辩护。对此，我们要取客观的科学态度，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仔细地观察一下。若是我们本能在现实生活里找到这类行为的表现，那我们也只好认为这是古圣先贤的理想，是一种勉励人的教训。明氏是注重客观的现实生活的；我们在他许多片段的、琐碎的叙述里可以发现一般的原则与真理。
明氏所指出的十五种品性、当然决不是为中国民族所独有，但这些品性在中国民族的生活中在量的方面表现得特别普遍，在质的方面也表现得特别深刻，因此才成为民族的特性。再者，每种特性有它的利点，也有它的弊点。一个民族如何能于其种种特性，设法存利除弊，使能恰到好处，是应加意研究的问题。
中西文化根本不同，所以东西方人也不能够彼此完全了解。例如中国家庭制度及由此制度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中国人能享受简单的理想生活，都不是为西洋人容易体会的。因此在明氏所举的例子中，有的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少见多怪，也就是因为两个民族的背景大不相同的缘故。
明氏虽然把中国民族种种特性一一提出，却没有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以优生学的眼光，充分地补足了这一点，也在这本书里指出几个向来为人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光旦先生指出：“中国民族并不衰老，而且是在青年。民族虽不衰老，而确乎有许多不健全之处，例如体格的柔韧、科学头脑的缺乏、组织能力的薄弱和自私自利的畸形发展。这些不健全之处确乎有先天的因素。要是及今不对病下药，元气便不免要变本加厉地受斫丧，以至于无法挽救。
本书说明了中国北部荒年淘汰的作用及其与民族性的关系，也指出中国真正的弱点却在没有第一等的领袖人才，并且说明其原因。光旦先生在民族卫生的出路里告诉我们：中国决不是不可为的国家……只要有适当的选择方法、充分的经济机会、相当的人口限制，未始不可以培植出一派强有力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出来……优生学的目的就是要叫民族中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加多，不优秀的分子相对地减少……不了解民族健康的精义而一意孤行的只注意作些个人康健的设施，而不注意民族康健的设施，结果不但是徒劳无功。并且还可以减低民族康健的程度。
最后，光旦先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中国民族的许多劣根性既因缘于荒年的反选择的影响，所以要改革民族的品性，非先改革荒年与荒年的成因不可，例如：在自然环境方面，注意造渠、浚河、造林等工作；在经济生活方面，提高生产能力与力求分配的利便与公允；在社会生活方面，注意都市化的控制与家庭制度的整顿。
我对于优生学是门外汉，不要说什么外行话。但我得读这部书稿，获益甚多，使我对于向来几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得到了解释，对于民族的出路也认识得深刻了一些。我想其他的许多读者也一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1936年6月李景汉
潘光旦评《中国人的素质》＇注＇
七八年以来，我在“民族”这个很广泛的题目上发表过不少的文稿，其中翻译的与自著的都有。以时间先后论、最早的是亨丁顿氏《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的译文，是由新月书店印行的。因为翻译亨氏，就联想到明恩溥氏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于是从1933年起至1935年秋季止，陆续选择了一部分。《民族卫生的出路》是1930年在广州的一个演讲，到1932年才写出来，原名《优生的出路》，曾经编入《中国问题》的论文集里，作为末尾一章。《民族的病象》五篇，五分之四是1934年做的，最初是一个在上海的讲稿，后来才发展成四篇；五分之一是最近补入的。《优生与民族健康》是1935年在天津的一篇讲稿。这些，先后都在《华年周刊》上登载过。入《绪论》的四篇，《民族复兴的先决问题》是替《东方杂志》做的；其余也曾一度在《华年》上发表。
一起三十篇文稿，虽译著与发表的时间有先后，事实上却很可以看做一个囫囵的东酉。列为《结论》的四篇文稿是根本表示我对于“民族”一名词的见地与立场的。民族的题目虽然广泛，我始终以为它是有一个下碇处的，那就是它的生物的涵义，离开了生物的涵义讲民族，便不免有泛滥无归的危险。《绪论》的第四篇可以看做全书的一个缩影。
《绪论》而后，我们最先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民族究属有些什么特性。这个题目的科学研究，尚有待于国内心理学者的努力。沈有乾、萧孝嵘、陈科美、庄泽宣诸先生虽已先后从事于此，但只开其端，未引其绪，我们还不能根据他们的研究来作一种通盘的观察。不得已，我们姑且介绍一种西洋人的作品，权作替代；明知其是一个个人的印象，不科学的，但比略而不谈，总觉好些。
不过明恩溥氏（Arthur Henderson Smith）这本《中国人的素质》也自有它的价值。有好几层理由可说。明氏是美国的一位传教师；生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来华；最初在山东传教，前后约有三十年之久。辞职后，移居河北通县，致力于通俗教育。年老退休，始回美国；于四年前才去世。他毕生的著述，几全部以中国作对象：《中国文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