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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冶炼中的某些弊端时，贝德禄先生说：“在这些矿藏充分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善待罗罗＇注＇，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总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它。”＇注＇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海水中造船；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凡是始于并终于一部机器的力，不能带动这部机器。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那段北河，有一个河湾，旅行者可以看到岸边有座破庙，庙的一半已被河水冲走，庙下面有一道挡水的栅栏，用一捆捆芦苇绑在木桩上。一半栅栏也被洪水冲走了，神像栉风沐雨，土地失却堤防，河流半被淤泥堵塞。此情此景，恰是这个帝国悲愁状况的写照。有一句古话很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注＇只有全部砍去朽木，老根才能发出新芽。中国永远都不可能通过内部自身进行改革。
把中国带入“姊妹国家”而使获得新生，这是个西方国家刚刚广泛接受的观点。而把中国引入“妹妹关系”，却的确不是复兴国家的可靠希望。如今，西方主要国家派驻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们在那里到底对中国所受的苦难起到什么效果？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恰恰并没有给中国带去什么好处。中国人是敏于观察的人：他们从西方国家的治理上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中国人相信，激起西方国家改革的动机要比他们自己“改良”这个帝国的愿望更为高尚？既然中国本身也在成为一种“力”，它正忙于着手让外国之间利益冲突，以便坐收渔利，而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不教它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点什么。如果中国要改革，是不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的。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也不乏其人。主张贸易，这是满足中国多种需要的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通行税。这样的说法，今天听到的或许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时，中国人比以往更充分地渗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结果却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以及“和睦友好”。难道人们没有在私下里大声议论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质量不令人满意，难道这与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低劣产品有何不同吗？
作为文明的附属物，贸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注＇，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如果它们这样做的话，假如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一个骨头交易所的话，那会对狗的性格产生何种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庞大的贸易国家都不是最好的国家，而是最差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任者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别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像基督教，目标广阔无边；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一边。
看一下非洲大陆就足以明白，朗姆酒＇注＇交易和奴隶买卖，两者都是贸易和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无法形容的祸根，足以说明商业无法带来改革效应。
不少熟悉中国情况的朋友，他们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更加全面。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称作的“物质文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中国，而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别的地方，这个处方一直在试用。这样的文化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无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日常在中国都可以觉察，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识却从未遭到过蔑视。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控制，外国的东西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无疑迫切需要科学。他们需要各种现代科学来开发其泱泱帝国的潜在资源。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认清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看得更清。但对科学的了解，一定能对这个帝国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响吗？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化学，在所有科学中，与我们当代的进步最为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传播普及化学知识，能成为使人民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发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且又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难道人们还能安生吗？
“物质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个城市的铁路、内河航运、完善的邮政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幸福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未成型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甚至船员监守自盗。那么，物质文明的积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铁路就能保证铁路雇员，或者乃至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注＇吗？读者不是看到州与州之间的主干公路被完全侵占，而股东们十分无助，并且“无人可去指责”吗？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更加厉害吗？这是由物质文明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长期缓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选举投票箱引进中国，是否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讲民主的民族，因而适合实行共和制度了呢？物质文明在中华帝国不会产生其在西方那样的条件，除非同样的因素，也能调动中国来产生同样效果。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的实例，中国人为何不把“模范租界”引入内地城市？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变化，引进了也不堪忍受。他们看到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海关诚实管理的实际例子，为什么政府却不在其他领域采用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的目前状况下，中国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税务体系。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是历经一千多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突然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实行，他们不像一架埃森＇注＇的克虏伯大炮，一旦架起来就能立刻开火。
培养了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恺撒＇注＇在英国登陆、征服者威廉＇注＇侵入英国这些历史事实一样，是确切肯定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与基督教扎根于人们心灵相对应，这些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反。
听一听文化的伟大倡导者马修·阿诺德＇注＇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举旗人，就如犹太人是正义的举旗人一样。如今，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举起咱然也就极大地占据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灵，而品行则被视为寻常的事。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重品行而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们向往品行、持恒、性格……不仅如此，当今时代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知识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够带来胜利和能统治整个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崇高的正义。”
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有一条真理，被一位现代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一语道破：“没有一种炼金术能够点铁成金。”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
中国人的素质
附：
鲁迅评《中国人的素质》
一
1926年7月2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
ties 》，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十年前就有译本，
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
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
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
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
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
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
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
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
大家本来看的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
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
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
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
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的影响，
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
谓“体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
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
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
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
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
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
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
“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
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
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
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
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
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
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
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
“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
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