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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刊登在《京报》上的关于河流泛滥的奏折，都是中国人共担责任的更具特色的例子。1888年夏季，直隶省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猛冲下来，流速之快，足以推动水车。人们看到许多官员立刻赶来，冒着生命危险拼死抗洪。他们是那么地无助，好比夏季一场暴雨之中下水道里的蚂蚁。但这并不能避免李鸿章要求他们解开衣衫纵身下水，否则就地革除官职（这是朝廷不悦时乐于采用的表达方式），而直隶总督在写给刑部的奏议的结尾处，毫不犹豫地同时附上自己的姓名，以请求惩罚自己的那部分失责。类似的泛滥后来又发生过几次，每次都呈上一份类似的奏议。皇帝总是命令有关部门“备案”。与此相似的一件事情是：几年前为黄河造了一段堤防，却没能让黄河流回古道，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从河南巡抚开始的大批下属官员要被降级或流放。
共担责任也上达天子。皇帝时常发布诏书，向上苍坦陈自己的过失，把洪水、饥荒、暴乱等责任承担下来，并乞求上苍原谅。他要对上苍的负责，与他的官员对他的责任一样，十分真实。如果皇帝丢失帝位，是因为他已经失去“天意”，人们假定“天意”让他把帝位交给任何一个有能力统治这个帝国的人。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教条之中有一个侧面，与西方思想标准最为抵触，那就是一人犯罪、满门抄斩的东方做法。把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人满门抄斩，已有不少报道，而最近在土耳其斯坦＇注＇率领回民造反的首领阿古柏＇注＇全家，则又是一例。然而，这种残暴的办法不限于针对公开造反的人。另据报道，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和判刑，因为他掘了一位皇亲的祖坟，偷走了埋在棺材里的金银珠宝。罪犯全家四代人，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到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婴，统统被杀。”这样，有十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罪而被处死。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其中任何一个人是同谋，或者对他的罪行有所察觉。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经常被视为中国各项制度得以长久保持的众多原因之一。这使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带上了无法挣脱的脚镣。为了一件完全没有参与，或者如同上述例子中那样全然不知的事情，而去处罚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这样的做法违反了所有公正原则。这是导致各级官员自下而上故意而有系统地弄虚作假的直接原因。如果一个官员要对某些犯罪事实负责，而这些罪行又不易控制，或者由于忽略而导致来不及避免，他就不得已要隐瞒事实真相，以保护自己。这就是一直发生在政府各部门的情况，完全与公正倒了个个，因为假如谁去如实汇报这些事情，后果就是遭受严厉而不公正的惩罚。那不是人的天性爱干的事。这个原则的滥用，本身就是足以解释中国执法混乱的主要原因，而这也是我们经常加以注意的。
官僚体制还有一个弊端，每一个写中国的作家都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官员们不能只靠俸禄维持生活，津贴又是那么少，常常还不够衙门一天的开销。除此之外，官员们还要交纳诸多罚金，甚至据说他们根本不能领取那份微薄的津贴，因为得把它们作为罚金再还回去。因此，做官的就完全需要压榨和受贿，否则他就活不下去了。
再者说，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与公正原则相违背，这虽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也不可能对这个理论的长处视而不见。
在西方，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都是清白的，而要把责任归咎于某一个人则特别困难。一座桥被一队满载旅客的汽车压断，而对此所进行的调查却没有发现是谁的过错。一幢高楼突然倒塌，压死了不少人，建筑师受指责，他却表示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从那以后就没人听到他受到了惩罚。如果一辆装甲车翻了车，或者如果准备不够充分，不够及时，而破坏了一场军事行动，滔滔不绝的谈论会指责说是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导致了这一事件，没有人受到惩罚冲国人在公正观念上的确远比我们落后，但人人严格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保国家平安，我们不应该从中国人这个古老经验中明智地学到点什么吗？
中国人共担责任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外国人有重要关系。“男仆”，什么东西都掌管在手，必须能随时拿出每一把勺子、叉子，或者每一件古玩；管家，为你总管一切，不能让任何人骗你，除非他自己；买办，大权在握，独自负责每一件财物，负责成百上千的苦力中的每一个人——这些人我们一直会碰到，只要我们还同中国人打交道。中国的客店老板，从来恶名在外，尤其在算计外国旅行者时更是如此。但我们却听说有个中国客店老板追了一个外国人半英里路，带着一只空的沙丁鱼罐头，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外国东西。他明白自己有责任，而不像美国的旅馆老板那样冷冰冰地通知他的旅客：“店方对丢在大厅里的脏靴子概不负责。”
对自己推荐或引见的人的品质、行为和债务所负的责任，中国人普遍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这一点也是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应该重视的。一个工头，不管置身何处，都要负责属下的每一次失职或重任，这对链条中的每一环都有特别的影响，而外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漫长历史中，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个事实。据传，很早以前在一家银行工作的首席买办，被叫去讲个清楚，因为“男仆”竟让一只蚊子钻进了银行经理的蚊帐！如果中国人觉察到某位外国人不明白他的雇员应负的责任，或者不把这当回事，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发现，以种种令人不快的方式去行事的。
中国人具备许多令人赞叹的素质，其中之一，便是与生俱来地尊重律法。他们素质中的这个因素，究章是他们制度的结果，抑或是制度存在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从其天性，从其教育来看，中国人是一个守法的民族。在谈他们全民族具备的遇事忍耐这个美德之时，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中国人共担责任理论的联系。在中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对其他人直接负责，这个重要事实人人都可以时时刻刻地看到。尽管一个人可以“远走高飞”，但他是跑不掉的，这一点他很清楚。即使他本人逃掉，他的家庭也逃不掉。这种理所当然的事，的确不能让坏人变好，但可以时常防止他变成十足的坏蛋。
中国人尊重律法，一切服从于律法，这里还有一个例子：那些具有科举功名的人见到知县十分惧怕，除非不得不讲话，否则不敢开口，尽管事情与他们完全无关。我们的确知道，有一个功名在身的人由于害怕出面作证而昏倒，样子像得了癫痫一样。有次发作之后被送回家，不久便一命呜乎了。
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尊重律法，与共和体制最为盛行之地所呈现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应该说这些地方的先辈们呈现出来的这种精神至少使我们向往。经院法律、市政法令、国家法规，全都遭到了沉默的抗议，似乎坚持个性自由是当前最大需求之一，而不是最大危险。对每个人来说，去纵容自己本应有责任阻止和揭发的不诚实行为，而且把这种纵容视作公开和私下里不成文的规矩，这种做法被当做是对执行中国各种公众事务的最为严重的对抗，是当然的。但是，在基督教国家里，受过教育的体面人与没受过教育的目不识丁者，好像都达成了一种共识，冷漠地忽视，或者有意地蔑视国家的法律，好像认准了违反而不是遵守法律才会使法律本身更为尊贵，这样不是更不光彩吗？我们的众多法律既没有遭到废止，也没有得到执行——这种法律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已经使一切立法受到普遍的蔑视，对此，我们如何在法律大全上加以说明呢？我们又怎么解释西方国家近三十年来犯罪率惊人上升这一现实呢？将人的生命奉为神圣，这无疑是一些西方国家的特点，而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对此的冷漠呢？对统计学无能为力的事情的本质，去进行武断，那是徒劳。我们还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城市中的人们的生活要比一个美国城市安全——北京比纽约安全。我们相信，一个外国人去中国内地，要比一个中国人去美国内地，来得安全。必须记住，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任何一个去美国移民的人那样天真，那样持有偏见。我们时常看到，他们是最容易聚众闹事的。但令人奇怪的，并不是这种骚乱的爆发，而是这种骚乱很少会波及外国人的生命安全。
中国人有个看法，认为上苍是受人类行为和精神的影响的。我们谈孝心时的那种为父母而自虐的做法，便由此而来。我们不打算认为这个理论正确，但某些支持这个理论的事实却值得注意。中国十八个省份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与落基山脉以东的美国极其相似。美国的气候反复无常，如同年幼的玛乔里·弗莱明说乘法口诀表“超过了人的忍受范围”。霍桑＇注＇评论新英格兰“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样本”。我们不妨把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天气，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天气作一下对比。与地理学所确定的美国气候一样，“遭受炎热与酷寒”，因为在北京这个纬度上，其温度也在华氏一百度范围内，各种温度就足够人们受的了。
但是，在中国，冷热交替不像我们的合众国所见到的那样无法预测、毫无规律、而是平稳有序，符合一个古老的家长制度。帝国的历书，是天、地、人三才和谐的权威解释。这个帝国的历书是否在其广袤疆域里处处行得通，我们无从知晓，但在我们碰巧熟悉的诸多地区，它确实是一种报信服务。在“立春”那一刻，春天来临。我们注意到，好几年“立秋”那天，人们都可以感到天气有所变化，之后就不再有夏天的酷热了。霜冻不会毫无规律地突然降临到一年的每一个月份——各个民主国家里这种情况过于频繁——中国的日历在二十四“节气”中定下一个“霜降”。几年前，这个节气是10月23日。这天之前，一点轻微的霜都见不到。而这天早晨，地面盖上了白霜，之后天天如此。我们注意观察了几年，发现其准确程度总在三天之内。
在中国，不仅没有灵性的现象合情合法，有灵性的动物也是如此。好几年，我们都注意到早春的某一特定日子窗框上有几只苍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苍蝇了，每次，我们都极有把握地翻开这个帝国的历书，证实这一天的确是“惊蛰”。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讲英语的民族的体内，流淌着一些不安分的血液，它使我们不堪忍受法律的制约，在管束之下躁动不安。“我们强健的英国祖先，”布莱克斯顿＇注＇说，“认为身为自由人，却只能在特定时间里露面行事，这是无法忍受的。”多亏了我们勇敢的祖先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