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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同样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在华外国侨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注＇安营扎寨，朝廷派他去平息伊斯兰教徒的大暴动＇注＇。这场暴动起先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西部中国并贯穿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困难是大得看来几乎无法克服。此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载文章，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清廷的昏庸，嘲笑他们试图用贷款的办法去支付沉重的军费。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一年之内，就进军高耸的天山两侧，驱赶暴动者。他们到达一个供应不足的乡村之后，就转而军垦，围垦荒田，指望种出粮食以备后用。边垦田边进军，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完成了使命，它的功绩被认为是“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记载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有能力毫不怨言地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苦难。有人说过，测试一个人真实素质的真正办法，就是去研究他在饥寒交迫而又浑身湿透之时的表现。如果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温暖他，烤干他，喂饱他，这样造就出一个天使”。如今的文学常常表达这样的看法：碰到一个被剥夺了一顿饭的英国人，如同碰到一头被抢走幼子的母熊，两者同样危险。不难看出，为什么隐含其中的道理不适用于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适用于英伦三岛上的居民。尽管我们拥有值得吹嘘的文明，但我们仍然受制于我们的肚子。
笔者有一次看到大约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几英里路，他们是来出席一次宴会的，但却让他们失望又受折磨。他们原本指望十点钟左右坐下吃饭，这是他们中许多人这天的头一顿饭，但由于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况，他们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受招待的人数比他们还多。看着受招待的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从容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特色，比起我们来要先进许多。长久而耐心地等待的这顿饭终于就要开吃之时，又出现了同前面一样的始料来及的情况，这一次要令人恼火得多。这一百五十个被怠慢的人怎么办？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居民，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怒容满面一整天，在下午三点最后一轮宴席上坐下来之前，就会对他们的遭遇抱怨个不停，不住地怒骂。他们会一致通过一个激烈的决议，并且“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信，信中包含五个‘Now，Sirs’（现在，先生们）”这样的激愤之辞。这类事情，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没有做，他们不仅整天脾气很好，并且用明显的诚恳和真正的礼貌，不断告诉主人：等一等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读者诸公谁能知道哪一种西方文明足以承受这种突然而又沉重的压力呢？
我们已经表明，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全然不同，但这并不说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注＇”是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以苦为乐的禁欲主义者。中国人忍受苦难，靠的不仅仅是毅力，而且是耐心，后者常常更难。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找一个外国医生问视力还能不能恢复，接着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如果不能恢复的话，他就不用再为眼睛烦心了。医生告诉他已经一筹莫展，这个人听了之后说。“这样我就心安了。”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的冷漠，而只是使我们能够“忍受病痛”的能力。我们已经认识到，忧愁是现代生活中的祸根，它就好比铁锈咬噬刀锋一样，比狠命使用还要伤刀。中国人生来乐天安命，这对他们是好的，因为就这个种族整体而论，很少有人不是因为非常实际的原因而深深地忧虑着。这个富饶帝国的广阔天地、时常遭受旱灾、水灾，以及由此产生的饥荒。而像打官司这样的社会灾难，还有别的令人恐惧的灾难，威胁着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不知何时祸从天降，观察者无从发现。我们经常问中国人，如果他的土地、房屋，有时甚至还有妻子，被人夺走怎么办？“再也不会太平了！”他们通常这样回答。“事情什么时候变得严重呢？”他们经常回答说：“谁知道？或早或晚，麻烦肯定大着呢。”生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只有无限的忍耐力，舍此岂有他哉？
给外国人留下强烈印象的是：当所需忍受的巨大灾难袭来之时，中国人展现了忍耐力。不幸的是，经常可以在这个帝国的所有地方看到这种展现。外国人最为熟悉的那几个省，很少能全都幸免于旱涝及其带来的饥荒。1877—1878年的饥荒，波及几百万人口，种种惨象，目击者尚记忆犹新。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有几个省，最好的地区遭受破坏，肥沃的土壤被埋在一英寻＇注＇深的沙砾之下，造成一片荒芜。数以千计的村庄毁于洪水，村庄里幸免于难的人被迫四处流浪，没有家园，没有希望。许多人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在任何政府看来，这都是不好办的。自我保护是第一自然法则，这些人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没饭吃的人，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
的确，有些大城市也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了救济，那里集中了饱受贫困的人。救济的数量也的确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对于缓解最为严重的灾情，丝毫不起作用。对难民今后的生活，朝廷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对土地重垦、房屋重建、新环境下的继续生活，朝廷无能为力。如果朝廷能免去税赋，就等于为老百姓做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但朝廷常常不免税赋，于是，地方官员一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无中生有。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来说，“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呐喊耳熟能详，但却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而又绝望的大批难民，会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省份游荡，却不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尽管地方官员的确也无力让他们如愿以偿，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这就可以为今后更多的事情开了头。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会被撤职，由其他官员接任。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
看来，中国人不采用这种做法，是基于两条理由。他们是最实际的民族，凭借一种本能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计划会枉费心机，因而几乎不可能去试图联合起来。然而，我们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无限的忍耐力。正是这种无限的忍耐力，使中国出现了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饿死，而装不下的粮食就近在飓尺，伸手可得。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心肠变硬了，好比一名老兵对打仗的恐惧已经熟视无睹了。受这些苦难折磨的人，一生都受着折磨；尽管他们与这些苦难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灾难一旦降临，因为好像不可避免而又毫无办法。便只有承受了。如果这些遭灾的人还能用手推车载着他们的家庭去尚能以乞讨维生的地方，他们就会这样做。如果整个家庭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带上所能带的东西各奔生路，如果能度过饥荒，他们就会再聚。如果附近弄不到救济，所有的难民便会在仲冬时节千里乞讨，去别的省，他们希望那里的收成要好一些，也更需要人干活，活下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如果洪水退去，乞讨的农民重回家园，尽管土地还松软得无法承受畜耕，他们会在泥里刨出一些小沟，然后熟练地播上一些麦种，重新走上他原不应该走的乞讨之路，直到有一点小小的收成为止。如果上苍有眼，他就能再做农民，而不是乞丐，但他确切地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可能就在不远处徘徊。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认为有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最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无用武之地。如果这个论据成立，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他们这个民族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中国人的素质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业已看到，中国人忍受病痛的能力极强，这种能力被恰当地称为一种心理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理解这种能力的。尽管面对明显无望的境地，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失望，或者说，他们看来是在作不抱希望的挣扎，甚至经常还是反对抱有希望。我们没有在中国人身上发现躁动不安的情绪，而这却是其他大多数民族的特点，这个特点在19世纪末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也从不怀抱任何计划，即使这些计划似乎能把他们带到“一个即将来临的好时代”，他们看来也不去相信会有这样的时代等着他们。
但是，“忍耐”和“坚忍”这两个词肯定无法完全涵盖中国人在这方面的美德。我们也必须考虑他们在不幸遭际之中心境平和，这种似永恒般的好心情我们称之为“常乐”。我们主要是要人们注意这些美德；我们也许还会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清楚这些特点。
我们用“知足”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所有个人都对他所拥有的一切满足到了不想改善的程度。中国人的知足，我们在谈及他们的保守主义时已经谈过，而在我们思考他们的体制时，就更加明显。他们不想去改变这个体制。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特点，我们不用去怀疑。这种看待生活现象的方式，我们总称为“保守”，而在这方面，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典型。很显然，中国社会的这种观念，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自古传承，有力地压制下任何对命运安排的不满行为。他们当然也感觉到了其中的罪恶，却又认为这些罪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一致固守这个观点的人，不可能去努力推翻现有的秩序，因为他们自身承受了太重的压力。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知识阶层在思想和行动上是真正的领导者。但是，知识阶层却牢牢记住：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目前的制度是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各种大量的经历，以其无可辩驳的实例教导中国人：对现行制度进行具体而实际的改良，可不是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