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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兴起于明嘉靖初，衰微于清乾隆末，独霸我们剧坛近三百年（约1522—1779）。明嘉靖之前，中国戏曲有南北曲之分，其间互有消长。忽然一种新的腔调产生，镕铸所有南曲之优长，又吸收一部分北曲的特点，成为一种极优美动听的音乐，这就是昆曲。到了晚明，戏曲作家逐渐往格律和辞彩的路上发展，早先元曲那种朴素愚直的形式内容就逐渐消失。于是昆腔戏曲变成文人雅士和宫廷贵族吟唱赏玩的精美艺术品，成为一种“贵族文化”，而和一般趣味凡俗的老百姓逐渐脱离了关系。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终于在清乾隆年间，属于雅部的昆曲被属于花部的“乱弹”所打倒。如此，高雅无比的纯艺术品，由于曲高和寡，引不起俗众共鸣，而含冤调萎。
花部（乱弹）诸腔，包括戈阳腔、高腔、京腔、皮黄、秦腔等等，经过一场角逐杀伐，终于由皮黄称霸，鼎定江山垂二百年。皮黄即西皮、二黄两种腔调之合称，这一剧种，发皇其命运于北京，故又叫京戏，因北京改为北平，所以又叫平剧。皮黄改用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昆曲则用笛萧），如此唱戏的入调门高低可以自由。皮黄之能战胜群雄，是由于它的通俗，但也因为通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便远不及昆曲。许多文人不屑再写剧本，所以皮黄取代昆曲以后，真正成功的剧作家竟没有几个。
昆曲虽被皮黄取代，但昆戏之中一部分在故事、关目、排场等方面适合演出的剧目，在剧坛上依旧留存下来，《游园惊梦》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出。
清末民初，是京戏的极盛时期。民国以来，旦角如梅兰芳、程砚秋等，生角如余叔岩、马连良等，都是艺术造诣极深的剧坛演员。其中尤其梅兰芳，把自从有皮黄戏以来的旦行艺术，提携到最高巅峰。他也受过昆曲方面的严格训练，《游园惊梦》就由他唱得红极一时。他南下唱戏，演《霸王别姬》，多半是金少山的霸王，两人配得很好，引得观众疯狂喝彩。《游园惊梦》小说里，赖夫人和余参军长的对话，以及窦夫人最后对余参军长“黑头”的笑评，所指即与此有关。
梅兰芳时代过去后，京戏就急速走下坡路，主要也是和当年昆曲一样，脱离了现实俗众。现在一般人，看电视，看电影，看话剧，却不能和国剧发生共鸣。昆曲就更没人唱了。显然这种中国最古雅的戏剧音乐，已经到了尾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大危局，一大悲哀。
当我们对中国戏曲兴衰史有了大致如此的概念，白先勇这篇小说，幅度便骤然增加。《游园惊梦》这出戏，是昆曲类型的代表。而昆曲是中国戏曲的精华，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钱夫人终于“哑掉”，不能把此戏唱完，就是作者暗示中国的古典文化，到今日而戛然中断。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可是就因为太讲究纯美、纯粹精神，丝毫不肯接受现实俗世的污染，在今日的平民世界里，已和一般人的生活几乎完全脱节，再也无法受到欣赏和了解。于是人人遗弃古老优美的中国文化，趋奔迎接崭新通俗的西洋文化，正如清乾隆年间，通俗的“花部”乱弹终于取代了优美的“雅部”昆曲。如此，小说里钱夫人的今昔感触，以及往日悼念，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而《游园惊梦》也就变得好像是作者对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阙挽歌。
除了采用昆曲兴衰历史之暗喻，作者还用别的方法来呈现传达小说的这种引申含义。钱夫人是南京夫子庙得月台清唱出身。“夫子庙”三字，就大有暗示作用，不必解释。得月台位于“秦淮河”，蓝田玉姐妹淘是秦淮河的歌女，这点也十分值得注意。秦淮河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六朝金粉，金陵春梦，朝代的兴衰，人事的更替等等，当然还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慨。而这种千多年流传下来的秦淮文化，迄今也告一段落。如此，作者显然亦以蓝田玉的身世背景，影射中国文化的背景。蓝田玉嫁入侯门，成为贵族，更使象征含义获得一致性。今日她身份之下降，年华之消逝，暗示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蓝田玉”这个名字，就有相当明显的象征含义。蓝田之玉是中国神话中最美最贵的玉石，李商隐就有一句诗曰：“蓝田日暖玉生烟”。（其他月月红、天辣椒等艺名，亦有暗示性：月月红即月季花，每月开，贱花也。天辣椒，影射蒋碧月之泼辣性格。）钱夫人不同于得月台那些姐妹，只有她一人是“玉”，而在我们传统文化中，玉，本来就代表一种高贵气质或精神。可是身为玉，是否就能永保华美光泽？钱夫人入窦公馆前厅，站在一株“万年青”前面照镜子的一幕，深具反讽意义。镜中出现的，当然，是褪了色的蓝田玉——一块已经黯然失色了的蓝田美玉。
如此，《游园惊梦》小说，从钱夫人个人身世的沧桑史，扩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贵族文化——的沧桑史。
同样的暗示含义，亦可引申到社会型态问题上，那就是，影射贵族阶级和农业社会的没落，平民阶级和工业社会的腾起，小说结尾，窦夫人问钱夫人：“你这么久没来，可发觉台北变了些没有？”
钱夫人沉吟了半晌，侧过头来答道：
“变多唆。”
走到房子门口的时候，她又轻轻的加了一句：
“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
“变”一字，就是这篇小说的中心主题。“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即比喻工商业社会之兴起。我们还注意到，今日宴会里唱《游园》的后起之秀，是徐“太太”，不是徐“夫人”。作者如此暗示：“上流社会”虽然还存在，“贵族阶级”却已隐逝无踪。
从又一个角度看，小说的影射含义也达及艺术创作问题上。中国的昆曲戏剧，其音韵之优美，舞蹈之柔婉，词藻之典雅和格律之严谨，都为其他戏剧形式所不及。然而这种纯艺术品，却得不到俗众的赏识，社会一般人要看的，是“乱弹”，是“八大锤”。文学作品也一样。人人争读通俗小说，人人抢阅武侠小说。可是像白先勇《游园惊梦》这样的作品，曲高和寡，恐怕被大多数人贬人艺术的冷宫，聊做客厅书架上的装演品吧！
艺术，和现实，经常是对立的。两者之间有一种互相排斥的倾向。近年来，我们国内文坛界人士，大声疾呼“艺术不能脱离人生”。这句话说得很对。可是问题在于“人生”一词定义如何。人类兼具肉性和灵性；人有现实肉体的生活，也有精神心灵的生活。某些唯物论者否定人类精神的存在，所以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人，只是肉体；人生，就等于现实生活。若由如此一个前提来推论，“艺术不能脱离人生”一句，就十分荒唐无稽。反过来说，我们一旦承认人除了肉，还有灵，那么，以心灵生活为题材而和现实生活不大有关的艺术创作，也一点没有“脱离人生”。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认清的。
最后小我要再回头谈一谈《游园惊梦》小说的最终主题——人生如梦。
前文讨论比喻技巧的时候，我已举例说明，作者如何在这篇小说里，苦心经营制造“梦”的意象。也制造“仙境”的意象。梦境和仙境，十分相像，只有一点大异：仙境是永恒的，梦境是短暂的。人类往往不愿面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悲苦事实，却躲藏入“一切如故”的自欺幻想里。然而，俗语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今晚窦夫人这栋“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好像烧着了一般”的大楼公馆，哪里持得了多久，转眼间就会灯火熄灭，烧成灰烬。
白先勇藉由徐太太的演唱，把《游园》唱词中的“皂罗袍”、“山坡羊”二折之大半，引入小说里。所引“皂罗袍”的四句是：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钱夫人耳中听着这几句唱词，内心自白道：“杜丽娘唱的这段‘昆腔’便算是昆曲里的警句了。”钱夫人所谓“警句”，大概主要是指戏曲的唱法。可是作者赋予的含义就不在于此。这四句唱词的内容意义，是“世事无常”，这正是此篇小说的主题，也是中国自古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学主题。读白先勇这篇作品，我们很可能联想到《红楼梦》第二十三回。林黛玉和贾宝玉葬过桃花，黛玉独自走过梨香院墙角外，听到里面演习戏文，她们唱的，正是《牡丹亭》之《惊梦》一出（即《游园惊梦》）。而曹雪芹也把“皂罗袍”这四句抄入小说文字里。可是两位作家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曹雪芹明白说出林黛玉听后，如何的“心动神摇”，如何的“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而白先勇却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不藉由小说人物明白的感伤反应，而藉由作者的隐喻隐示或双关言语，把同样的小说主题暗中有力呈现出来，传达给予读者。
姚一苇先生在评析白先勇《游园惊梦》的论文里，也提到《红楼梦》的影响，说：“像这类型的小说受《红楼梦》的影响是明显可见的，白先勇写人物、衣着、环境、动作、甚至写对白，都受到《红楼梦》的影响。”说得不错。白先勇此篇，描写景物人物形象活动之细腻，确实使人联想到《红楼梦》。可是我觉得，比这更值得留意和玩味的，是这两个小说作品最终主题之一致，或大约一致。
窦夫人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宴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无常的人世里，这样一个有限的人生里，确实只是一个虚幻的梦境。就如天堂一般纯美的大观园，也是个虚幻的梦境。我们如果要把今日虚幻的梦，自欺地当做永恒境界来陶醉，那么我们当然不能彻悟“世事无常”“人生有限”二句之真实性，认为只是空洞虚假的成语。此即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可是，换一种说法，含义就大异其趣。
我们如果像钱夫人那样，死命攀住早已成为虚无的过去，把消逝了的往事当真再来体验，那么，眼前实实在在进行着的宴会，看来当然就好比虚梦一般。此亦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红楼梦》的主题含义，只符合我们的第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曹雪芹相当确定地认为人生是“假”，解脱才是“真”。可是《游园惊梦》小说作者，显然还徘徊在犹疑不决的阶段。就这一点来论，白先勇的世界，比起曹雪芹的世界，更像一个谜，更是真假难分，虚实难辨。也因如此，《游园惊梦》远比《红楼梦》具有反讽的意味。
而《游园惊梦》小说里，有关真假虚实的主题含义，白先勇十分巧妙地用戏剧表演的意象来表征（包括实际之演奏唱作，钱夫人心理上的重演过去，小说角色之清唱背景等）。我们时常听人家说，人生好比一个舞台，我们都是舞台上的演员。白先勇显然亦存心以舞台或戏台，暗喻人生；以表演唱戏，暗喻生活动作。可是，舞台上的戏剧，故事不都是虚构的吗？表演的人，不都在作假吗？
如此推想，我们觉得，白先勇虽然没有曹雪芹那种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