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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小说里这两个老女仆，一方面是有血有肉，有长处有短处，十分忠于李家与旧社会传统的现实人物，另一方面又隐隐然是一对超乎自然的，无所谓好坏的，具有不祥性质的“命运之神”（或“魔”）的随从，或探哨员。而这第二种身分，在小说里的作用，和莎士比亚《马克白》悲剧里出现的三个巫婆，颇为类似。正如《马克白》中，巫婆的玄奥对白与神秘预言酝酿出一种震慑人心，令人敬畏的悲剧气氛，当罗伯娘站在长满芜蔓蒿草的院子里，喃喃自语“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我们不禁凛然生畏，恸于人类命运之不可理喻，人类欲望之不可强求，于是，“仰面往那暮云沉沉的天空望去”，我们怎能不“念大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作者的另一个神秘暗示，与我刚才提到的顺恩嫂的梦有关。顺恩嫂是在李夫人病逝之前就退休的，退休后一直住在台南，依赖儿子过活。由于身体虚弱多病，这次是数年来头一次造仿，两老仆谈话间，顺恩嫂若有所思地问起夫人死时有何遗言，当她得知夫人闭目前只说了一句“好冷”，她脸上顿时充满悲戚之色，恍然大悟地点着头，凄楚颤抖地告诉罗伯娘，她一连三夜梦见夫人站在以前南京清凉山那间公馆花园的牡丹花里头，向她招手喊道：“顺恩嫂，顺恩嫂，快去拿件披风来给我，起风了。”如此，作者显然向我们暗示，顺恩嫂这天来访，是受到李夫人灵魂的感召。可是，为什么？李夫人为什么召唤顺恩嫂？离开了世间的她，又有何求？
答案是有的，就在小说的末尾。“病昏了”的顺恩嫂，一直没晓得她奶大的李少爷，由于精神失常从外国回来的事。当她得知，而随着罗伯娘去院中见他，她看见这个可怜的白痴，在如此寒冷多风的冬天，“脱了鞋袜，一双胖秃秃的大脚，齐齐的合并着，搁在泥地上，冻得红通通的”。他“正抓着一把发了花的蒲公英在逗玩，蒲公英的白絮子洒得他一身”。这个景象，和她连做三夜的梦境，暗中相对呼应，站在牡丹花里的李夫人，由于起风天冷，招呼顺恩嫂拿件披风来御寒。坐在蒲公英白絮子里的李少爷，在寒大里挨冻，默然等待顺恩嫂带给他一点温暖。梦里夫人的呼唤，正是少爷心底无声的呼唤。母亲的“灵”，就是儿子的“灵”。母亲，就是儿子。
而顺恩嫂，顺着她的恩人李夫人灵魂的招唤，来到李宅，把温暖带给了与现实脱节的少爷，使得他那“张着空洞失神的眼睛”的“一点表情也没有”的脸蛋，突然问绽开了“嘻嘻的傻笑”。梦里夫人所求的披风，顺恩嫂真的带来给了少爷：我们岂不见，她那件宽大黑外衣，被风吹飘起来，“覆盖到胖男人的身上”！
然而有一点，非常具有反讽含义。就是，这件给予温暖的黑大衣，同时也正是死亡或败亡象征。作者如此暗示，惟独我们传统的人情社会，才能使人类感觉温暖。但这种社会，却因不合现代潮流，不得不败亡！
这里，含蓄着人世间的基本困境：注重精神，就导致肉体败亡；注重肉体，就导致精神败亡。而精神与肉体之间，又往往是取或舍的问题，不是常能折衷妥协的。西方工业社会的功利主义和社会的唯物理论，都只重视肉体现实，不重视或根本否认精神的存在。如此，既无“精神”的牵绊，社会繁荣得快，国家兴盛得快，一般平民的物质生活水准也很快提高。不幸的是，组合成社会国家的基本“个人”，却失去“心”，失去“清”，只是“肉”，只是“物”。人间变得“好冷”，人类心灵无法沟通。人，成了养得健康硕壮的行尸走肉。反之，我国传统的文化，与传统社会观念，一向偏重精神，偏重“清”，而十分漠视或轻视肉体现实。于是人间充满温暖；人，由于能够自别于动物和无生物，也就是说，因为是万物之“灵”，而能保持一份做“人”的光荣与尊严，但，正如一个人不能单靠精神过活，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在长期漠视肉体现实的情形下，必然因贫血而不支倒下。难怪残破的李宅，位于“南京”“东路”，而房子大门柱上的一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
白先勇的冷静头脑，清楚明白，我们如果要在现世活下去，就必须接受肉体现实，重视肉体现实。然而他那痴情的心，却固执不肯放弃他显然认为比生命更可贵的“精神”。所以在他小说创作中，我们常可感觉到肉体与精神之间又强又紧的张力。他的人生观显然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完全是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我看过一篇登在香港某杂志上的讨论白先勇小说的批评文章，作者显然是左派，名叫李黎，论文题目是《殡仪馆的化妆师》。这“化妆师”，指的就是白先勇。李君抨击白先勇的小说题材与小说人物，并特举《思旧赋》为例，指责白先勇的“阶级观念”。李君十分赞成李小姐“唾弃了那个家”，也好像认为桂喜和小王两个年轻仆人，偷窃主人一箱玉器逃跑，是很应该的事。但，最使李君义愤填膺的，是白先勇把痛骂桂喜和小王的话，“塞进如此忠心耿耿的模范奴仆口中来说”，这，等于是作者“强迫被剥削的阶级也与他认同，一起来责备其他不甘于被剥削的人”。
对于这样的“文学评论”，我本来不愿浪费篇幅谈起，我之所以提及，是想用此做个引子，解释一下白先勇为什么选用两个老女仆，来抒发他的思旧怀古之情。
我已相当详细地讨论，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二老女仆，而是李长官家庭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而李家既影射传统社会文化，那么，忠诚悼念传统社会文化的人，就不能是李家自己人，却又必须是十分忠于李家的人。这样的人选，没有比旧式家庭的老忠仆更适当的了。
而顺恩嫂和罗伯娘，正如美国“南方文学”里几个有名的黑人女仆，像《声音与愤怒》中的笛尔西（Dilsey），或《飘》里的“嬷嬷”（Mammy），一点都不认为自己的身分是卑下的“奴”。她们只觉得自己是帮助主人做工的朋友，而在这种身份中保持着一份尊严。于是，在她们心目中，主仆之间的恩情，价值远甚于抽象的“人权”观念（正如今日妇女，虽明知“女权”道理，却还为“情”自甘受缚）。我们一般人，谈到美国南北战争，常以为南方人是压迫黑奴的“坏人”，北方人是解放黑奴的“好人”。这实在是曲解了历史。南北战争的真正意义，是北部工商业社会与南部农业社会之争。美国有一大派历史学家，以查里斯·毕亚德（CharlesA。Beard）为首，坚持认为南北战争的成因是经济性的，成果是政治性的，而黑人之被解放，只是附带产生的结果，与道德问题毫不相干。所以，北方工商业社会的胜利，并不一定就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而南方农业社会的失败，也不能说是贵族阶级该得的报应。世界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可能是完美的。各种社会都有优点，有缺点。一个社会的存亡，与“好”“坏”时常无关，完全取决于是否合乎时代趋势，时代需要。
美国南方文学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对于被时代潮流冲没的南方农业社会，心怀无限惦缅眷恋，我认为白先勇和福克纳的小说作品，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这点我已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讨论过，现在不再赘述，另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是密契尔女士（Margaret Mitchell）的《飘》（Gone With the Wind）。读过《飘》的人，看到里面南北军作战情形，一定比较同情南军，讨厌“北佬”。而实际上，贵族出身的南军领导者李将军（Gen。Robert E。Lee），最后虽然战败，在历史上却成为一个有名的伟人。他的高贵气质，庄重风度和崇高理想，直到今日还被人赞美称颂。这种现象，在美国如此一个只重功利只计成败的现实社会，倒是不常见的。
话已说了不少，离题也远了，就此结束。
《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经由对话的内容与口气活生生表现出来。在《岁除》里，白先勇确实以实实在在，自然无比，却又多彩多姿的对话，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可闻可见，十分令人怜悯令人难忘的角色——赖鸣升。
情节推展所囊括的时间，不过数小时；从头至尾，写只是除夕夜赖鸣升在刘营长夫妇家吃的那顿“团圆饭”。但因为喝酒吃饭时“话旧”，我们得知赖鸣升一生的故事。赖鸣升当了一辈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 ，现是荣民医院厨房里的买办，即军队里所谓的“伙夫头”。他与民国同岁，少年时期“就挑着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他的生命巅峰，是抗日战争时在四川当连长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参加“台儿庄之役”，死里逃生的经验，是他记忆里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件生活记录。对于这段壮年时期的回忆，变成了今日年衰运外的赖鸣升藉以继续生存的惟一精神滋养。如此，十分贫穷的他，在这除夕日，却“偏偏还要花大钱”，买酒、买鸡、买蜡烛，老远从台南赶到台北，为的是和刘营长夫妇——知道他许多“过去”的老相识——守个岁，话话旧，重温一次那已经长逝的，却又因已凝成坚固记忆而依旧留存的生命光辉。
赖鸣升是《台北人》里典型的不肯面对现实，在回顾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悲剧角色之一。但他不像《台北人》里有些人物那样趋干自冷。这并非因为他不知自己今日年龄身份与以前不同，相反的，这一点他倒看得相当清楚；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血液，曾一度流入国家生命的大动脉 ，他的个人命运曾与国家命运紧密维系在一起，于是对他自己怀着一个固定的“巨人”（或“英雄”）自我意象（selfimage）。而当无情的岁月逐渐夺尽他的青春，逐渐侵蚀他的肉身，他却坚持保守那个固定的、相同的自我意象。赖鸣升所不能面对的现实，并非从连长降为“伙夫头”之事实。甚至也不是自己年老的事实。他不能接受的，是“时间能改变一切，无可挽回地改变一切”之残酷事实。而他的悲剧根结，也在于他坚持在流动的时间里，攀住这个与事实愈来愈远离的自我意象；梦想着“改变”只是暂时，好像只要把倒霉的日子赶快催走，就会回到以前的美好日子。
赖鸣升本人，一直没觉悟到自己在“自欺”。但我们读者，在作者的安排下，清清楚楚看到现在的赖鸣升，和他心目中的自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