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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班既然是一个长期在拜金的风月场中打滚出来的人，她身上当然沾满了属于这个环境的现实粗俗气味。首先，作者让她姓金，就有暗示含义。事实上，白先勇选用小说人物的姓名 ，颇为用心，时常以名字影射其人。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篇来说，潘金荣、周富瑞、陈发荣等名字，一看就使人觉得很适合他们暴发户生意人的身分。而金兆丽年轻时的情人“月如”，人若其名，在金大班记忆里，永远像月光那样美，那样皎洁，一点都没有男性的臭味。话说回来，让我们看看金大班是如何个“俗气”法。先瞧她的衣饰打扮：
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的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的挂满了一身。
这几句文字里，就有三个“金”字。我们注意到，全篇小说里，金大班之所言，所思，以及日常惯用语，经常都与金钱有关。当夜巴黎童经理因她和舞娘们喝酒迟到而发出怨言时，她要和他“把这笔账给算算”。她说，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是她的功劳，又提醒道：“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她独坐化妆室，回想到当年，棉纱大王潘金荣在她身上下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但她把他一脚踢给了任黛黛，并取笑任黛黛“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在决定嫁给陈发荣之前，金大班早就托人打听清楚他的“根基”，知道“两个巴掌是没有的事”，但“三四百万的家当总还少不了”。她嫌陈发荣“出手有点抠扒”，“把钱看得天这么大”，“可是阳明山庄那幢五十万的别墅，一买下来，就过到了她金兆丽的名下”。为了捉住这么个老头儿，她在美容院还“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她想起秦雄（一个恋爱着她的年轻船员）的银行存折，里面只有区区七万元存款。在她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她想，十年前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若是那时碰见秦雄这个痴心汉，也许就嫁他了，但她现在已四十岁，什么都可以不要，却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先把价钱杀成八成”，以示她的厉害。
当金大班得知她一手提拔的舞女朱凤，和一个香港侨生睡大了肚子，而那侨生已回香港去时，她头一句逼问的话是：“留下了东西没有？”朱凤摇头。金大班大怒，气不忿朱凤“让人家吃”，把好不容易高抬的“身价”毁掉。她骂她“把条大鱼放走了”，“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后来在舞池子里，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拉住她，求她去请一请正在向他赌气的小如意萧红美。金大班笑道：“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就这样，她轻易向他勒索得到婚礼的十桌酒席。她半劝半逼正在吃醋赌气，一心想捉金龟婿的萧红美，去陪周董事长，心里私自估计，那姓周的在萧红美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
即连最后，金大班偶然流露柔情的一幕，她说的话也不与金钱无关。对着那个周身露着怯态，来舞厅“旁观”的年轻男人，金大班笑盈盈说道：
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呢，令晚我来倒贴你吧。
我们已看到，金大班真正是个重视金钱财物，俗气不堪的女人。但正因为她是这样一个人，在她臭骂朱凤之后，居然能把自己手指上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下掷给朱风，让她和她“肚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益发显出她当时的慷慨，是多么难得，可贵。
说到这里，我们虽对金大班已有了一个概念，但如果我们不同时研究一下这篇小说的语言与语调，就根本没法感觉到她是怎样一个有趣的人，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她的种种“绝”处。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本捕捉不到这篇小说的喜剧特性。
我上文已提到，这篇小说之可能成为喜剧，是因为金大班不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而且，像货腰娘钓金龟婿这样的题材本身，也颇有喜剧潜能。然而这篇小说的喜剧表现，最主要还是维系在语言与语调。
小说始于作者的客观叙述。作者用生动，活泼，而略带夸张的口吻，把金兆丽这个角色，颇富喜剧意味地介绍呈现我们面前。一开头，我们听到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原来“由金大班领队”，浩浩荡荡进来了十来个打扮得衣履风流的舞娘，使我们觉得看到了一队娘子军似的。金大班妆扮得金碧辉煌，一身尘世气味，但头顶却梳个大道士髻！突然，从楼门口，“窜”出夜巴黎童经理，“一脸急得焦黄”，只显得可笑，而不显得可厌。她的自大个性与火躁脾气，也只使人觉得可爱，而不可恨。
难得的是，当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观点叙故事时，往往三两句话，不但表现她的思想言语之俚俗，亦表现她的自大性格；不但显示她喜剧式的处世态度与观事态度，亦显示《台北人》里作者的“今昔对比”之一贯主题。下面是几个例子：
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脸嘴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
当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观音裙下，像陈发荣那点根基的人，扳起脚趾头来还数不完呢？
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只那点。五年——再过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
金大班这个人，自以为了不起，颇轻视她周围那些没见过“从前那种日子”，“那种架势”的人。她认为——有道理地认为——夜巴黎之有今天的场面，还完全是“靠了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和赖鸣升同样，她骄傲于自己的过去，最希冀得到别人的尊敬。她喜以“老大姐”身分自居，所以吃道别饭时，舞娘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使她满心欢快。而秦雄对她“比对亲娘还要孝敬”，也使她甚为得意。她一手提拔“乡下土豆儿”朱凤，辛苦传授予她“舞场里的十八般武艺”，虽然是由于和童经理赌气，却大概也是为了享受享受当“教官”的威风。搓手搓脚抱怨她们吃顿饭这样久，客人没人招呼陪舞。金大班不慌不忙，起先还笑盈盈解释：“小姐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我敢不生受她们的吗？”但见童经理犹自不停的埋怨，她便“一只手撑在门柱上，把她那只鳄鱼皮皮包往肩上一搭，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脸上似笑非笑的开言”；她“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自己居功的话，把童经理大大数落一番。然后，“也不等童经理答腔，径自把舞厅那扇玻璃门一摔开，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童经理这个大男人，在这队娘子军面前，特别在娘子军的强悍首领金大班面前，所表现那种委琐无能、莫可奈何的样子，就颇有“阴盛阳衰”的喜剧味，而金大班的一些小动作，如说话时“打鼻子眼里冷笑”，“一眼睨住童经理”，走起路“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等，和她说话的内容同样，显示出她那令人——至少，令作者——觉得有趣的自大个性与招惹不得的脾气。
她骂完童经理，走进化妆室，把手皮包“豁琅一声”摔了，“一屁股”坐在化妆镜前，狠狠啐了一口：“娘个冬采！”从这里开始，直到朱风出场，大约有二千五百字（约全篇的四分之一），作者进入金大班的意识，用她的眼睛看，用她的口吻自语（这之后，作者交替使用客观描述与主观意识，如此轮了三四次）。这样，我们不但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她，并得以进一步从她本人的角度，来看她自己，与她的处境。
而金大班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作者对她的看法一致，都是赋有喜剧味的。也就是说，金大班是一个用喜剧态度，来接受自己，接受现实人生的人。从这一大段的主观叙述开始，我们更进一步看到金大班的粗俗，听到她语言之下流。然而她这份粗俗下流，由于她那独特的喜剧人生观，奇迹一般
金大班好强、不可惹的性格，除了在小说开头她与童经理的对答中表现出来外，我们又可从她对丁香美人任黛黛的态度里看出来。任黛黛当年嫁给了金兆丽嫌老、嫌有狐臭而不肯要的棉纱大王潘金荣。来台后，有一天金大班在台北碰到任黛黛。
坐在她男人开的那个富春楼绸缎庄里，风风光光，赫然是老板娘的模样，一个细丁香竟发福得两只膀子上的肥肉吊到了柜台上，摇着柄檀香扇，对她说道：玉观音，你这位观音大士还在苦海里普渡众生吗？她还能说什么？只得牙痒痒的让那个刁妇把便宜捞了回去。
就为了“报复”任黛黛捞了这么点“便宜”，金大班对化妆镜“歹恶”地一笑，突然明白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她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就开在她富春楼的正对面，先把价钱杀成八成，让那个贫嘴薄舌的刁妇也尝尝厉害，知道我玉观音金兆丽不是随便招惹得的。
这里，也像全篇小说别的地方一样，喜剧性的语言与语调，亦即金大班喜剧性的观事态度，使她的“歹恶”变成顽童的“恶作剧”一般，丝毫不含恶毒成分，只显得可爱，好玩。
金大班虽然如此“惹不得”，不让予人一句话的便宜，她却不在乎自嘲，常用自我嘲弄的眼光与口吻，来看自己，打趣自己，批评自己。如此，产生极佳极生动的喜剧效果。事实上，她的自嘲包容在她的喜剧人生观照中——也是不含酸性毒性的，很令人觉得有趣的。而这份自嘲，是构成她的——与作者的——喜剧语调之重要因素。例子俯拾皆是，举之不尽，我们随便选几个看看。
金大班望着化妆镜，把嘴巴使劲一咧，眼角子上便现出几把鱼尾巴来。她想着：
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饶着像陈发荣那么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儿，她还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个把月来，在宜香美容院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拉面皮，扯眉毛——脸上就没剩下一块肉没受过罪。每次和陈老头儿出去的时候，竟像是披枷带锁，上法场似的，勒肚子束腰，假屁股假奶，大七月里，绑得那一身的家私——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两下——发得她一肚皮成饼成饼的热痱子，奇痒难耐。
她想起上海时代同她一样大出风头的舞女吴喜奎，来台后竟改头换面，成了个大佛婆。因而想到自己：
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荡，一蹉跎便是二十年。偏她娘的，她又没有吴喜奎那种慧根。西天是别想上了，难道她也去学吴喜奎起个佛堂，里面真的去供尊玉观音不成？作了一辈子的孽，没的砧辱了那些菩萨老爷！她是横了心了，等到两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层地狱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
金大班在舞厅，与几个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敷衍调情，说着低级趣味的笑话。
正当小蔡两只手不规矩的时候，金大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