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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手提包很轻，虽然已疲惫不堪，他还是健步如飞，十几分钟后便悠然地坐在河涌边的酒台上。
虽然已是凌晨3时，但珠江三角洲是真正意义的不夜城。午夜之后夜生活才真正开始。凌晨3时之后夜宵的人虽然渐稀，但早起赶早市的各式人等陆续在街道上流动。夜宵连着早餐，食肆几乎24小时连续不断。
看来，今夜只好在这河涌餐馆度过了。服务小姐自他落座，一直无言地候在他身边，等他点菜。几样小点和一壶香茶已摆好，杯子里散发着新茶的浓香。
他有些不好意思，只顾遐想，让小姐久候。于是，他点了一只田鼠，“要烤全熟的！”此地的烤田鼠很有些名气。肥而不腻，入口即化，他早有耳闻。“有什么好的介绍一下？”他问小姐，除了田鼠，他确实不知道这里还有什么田基美食。“蚕蛹，也很不错，还有刚杀的猪杂，青瓜浸鸡也不错。”小姐如数家珍。
“小姐的介绍不会错，就各来一份吧，分量不必太多，就我一个人。”刘兴桐有些孤单，那种自怜的意味，连小姐也听得出来。她便趁机向他推介生意：“先生，要不点一首歌听听，帮衬帮衬？”她指着不远处站着的两个女孩，卖唱的，一个抱着吉他，一个捧着歌本。
小姐见刘兴桐有些犹豫，便说：“赚点钱读书呢！”
“好吧，就来一首听听，唱得不好不给钱哦！”刘兴桐半开玩笑地说。
“先生真会开玩笑，哪在乎10块8块的。”小姐说着，把那俩女孩招呼过来。没有餐馆许可，她们是不能擅自招客的。
就当希望工程吧！刘兴桐也不知听什么歌，便对弹吉他的女孩说：“随便唱一首吧。”说着，把一张10元放在另一个女孩的歌本上。
拿歌本的女孩收起钱，把歌本摊到刘兴桐面前：“先生，请点歌吧！”那声音令人怦然心动。
刘兴桐忽然没了兴趣，他从那女孩眼里看到了一丝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成熟老练和愁苦，这个女孩也就10岁左右，他喝了一口茶，低低地说：“不必唱了，钱拿去吧！”
两个女孩在他身边站了一会，离开了。
“小姐，来一瓶酒。”
刘兴桐要了一瓶泸州老窖，高度的。酒烧灼了他的心胸，一种酣畅的豪气涌上心头，他想起洪笑，想给她打个电话，告诉她，离开她很好，感觉很好。这个想法令他自感莫名其妙。可是手机摔坏了，显示屏一片黑暗。他的脑子里于是有了一声巨响，从14楼窗口摔下来粉碎了一地的花瓶，落地时的巨响。如果从14楼上掉下来的不是一只花瓶，而是一个人，一个血肉之躯呢？那种情状将会是怎样？
对面小桌旁也有一个人在独自喝酒。是个年轻女子，像是附近小区的住户，一个广州白领吧！她一个人，一瓶洋酒，几颗硕大的田螺。刘兴桐来时，她就已经坐在那儿了。她一动也没动，一个姿势，一手托着腮帮，目不斜视地望着河那边黑黝黝的芭蕉林和长长的桑基。一手把着酒杯，时不时地喝上一口酒，酒杯一直没有离开嘴唇。
一个失恋的女人，刘兴桐想。
天渐渐亮了。刘兴桐此刻没有了睡意，反而有些神清气爽，此刻他盼望有一个人来聊聊天，谈谈心。
他正想请那女人一起来聊天喝酒时，抬头看去，那桌边已空无一人，桌上空留半瓶酒。还有那几颗硕大的田螺，整整齐齐的摆在盘子里，一只都没有动过。刘兴桐往餐馆外望去，在晨色曦微之中，一辆红色的跑车亮起了尾灯，在车场上转了一个弯，风一样驰向公路，飞走了。
刘兴桐彻底的惆怅了。
十三
白夫人到处找白教授，李可凡这才发觉他们已经交谈了一个小时了。60多岁的白夫人还是一副小女孩的做派，清瘦高雅满头银发，脸色苍白依然十分生动，不愧是军区文工团的，她见白教授在远远的树下和一个女子谈话，便急急地寻来，见是可凡，她便笑容可掬地大惊小怪道：“哎哟，我说是谁呢，是李老师啊，怎么，刘校长也来了？”她四处张望。她比白教授更热情，更易激动。
“白夫人，您好！”李可凡永远是彬彬有礼，“我正和白教授请教合唱团的事呢！”
“我知道你歌唱得好，校花嘛！”白夫人气喘吁吁，但健步如飞，几十米的山道，一下子连人带声就到了眼前。
早晨来不及吃早餐，此刻已是中午，李可凡很想请他们两位小酌，她知道白教授的酒量是闻名的。她对两位说了这个意思。白夫人连忙推辞，白教授却连连说好，“但是，由我来请吧！”白教授容不得讨论，便做了一个很潇洒的动作：“请跟我来！”白夫人便挽着李可凡的手臂：“听老头子的，他是戴高乐，听他的，他就乐。”
李可凡笑了，她忧郁的脸笑起来，在黄栌的映衬下，很灿烂。
半山的小餐馆，露天的平台直伸向茂密但修剪得很别致的小树林。几张低低的小餐台摆在平台上，显得十分雅致。小餐馆卖的都是些广州小吃，也有几样小炒。白教授对这里非常熟悉，这个小餐馆几乎成了他的家庭厨房，他和服务小姐很熟络，不一会儿，毋需白教授指点，小姐就摆上来几碟小菜，还有一瓶白教授上次没喝完寄存在这儿的白酒，泸州老窖。李可凡认识这种酒，很呛人的，刘兴桐非常喜欢喝这种酒。白教授像唱戏似的：“小姐，请把这酒拿回，来一瓶法国红酒。招待客人嘛！怎么能喝剩下的呢？”
小姐脸一红，马上回去拿了一瓶红酒：“这，可以吗？”
“谢了！”白教授又唱道。引得大家笑了起来。李可凡十分感动，又说了一句：“白教 授，说好了，由我请的。”她总是觉得应该替刘兴桐还白教授一份情。
“你是我的女儿辈，哪有女儿请父亲的，就听爸爸的。不过，刘兴桐倒是欠我一席拜师酒呢。”白教授倒是话中有话，“哦，对，这与你无关，无关。”
白夫人便嗔道：“老头又乱说话。”
李可凡听出白教授其实对刘兴桐是很有看法的，只是现在退休了，他也懒得多管闲事。她对刘兴桐已不存有什么希望，事实上，她和刘兴桐的关系也不是不能处好的。一个女人，嫁鸡随鸡这种观念，在她这个年纪的人中，还是很普遍的，根深蒂固难以自拔。可是，自从发觉刘兴桐的那个秘密之后，她对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兴趣。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人的看法会那么深刻直接影响到情欲，她曾经很依赖刘兴桐健旺的身体，可是，那种依赖突然间就没了而且反变成一种恶心。她是一个有些洁癖的女人，这种洁癖有时往往是在道德方面。她曾经下决心与他一起去隐藏，其实只要是忘却就可以了，毋需什么力气，也没有什么现实压力。忘却是不费力气的事。可是不行，忘却是世上最痛苦的，这是李可凡这些年来的切肤之痛。
白教授见李可凡老是魂不守舍的样子，在人前走神，有些神情恍惚。他有点担心。白夫人举起酒杯：“李老师，小饮一口吧！”
李可凡如梦初醒，连忙拿起酒杯，和两位老人碰了一下。她害怕自己是否患了抑郁症。她苦笑了一下，分别给老人夹菜，缓解刚才的窘迫。
这时，一位女工模样的大姐，也就40多岁，托着几个盒饭走过，见白教授，便走过来打招呼：“白教授，我这儿有辣椒，来一点？”
白教授连连道谢，也不客气，从打开的饭盒里就挖了一大块。“再来点！”“够了，”白教授说着，端起一盘烧肉，对女工说，“来，来点！”女工也不推辞。白夫人干脆把女工的饭盒拿过来，把整盘烧肉倒进去：“那边人多，大家都尝点儿。”女工连连道谢，走了。
白教授看着女工的背影：“不容易呀，用生命在唱歌呢。”他见李可凡不太明白，又说，“她家在芳村，天天走路来。来了就唱歌，很用心唱，唱完就又走路回去，把钱都省出来买门票了，我也没怎么注意她，不是唱得太好，但最投入。前几天，看了《羊城新闻周刊》，才知道她早就下岗了。”白教授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份前几日的报纸，“你看看，李老师，我们在大学里，不知人间苦辛啊！要不是记者采访的文章，我都还以为大家来唱歌，是吃饱了撑的，跟我一样的有闲阶级呢！”老人说得激动，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李可凡接过报纸，上面刊着大幅大幅记者拍摄唱歌场面的照片，还有好几组文章。她很细心地阅读着，其中有一篇文章正是写的这位女工：《何以解忧，唯有唱歌》，作者是赵他和刘文俊。
十四
个案三
区女士，46岁。
原某商店出纳，单位被人承包后离职。
“来白云山上唱歌，或许能让我多活几年。”46岁的区文静女士（化名）如是说。她承认白云山上的歌唱最终改变了她的生活——至少是在精神和身体层面。如果你不能马上就给生活一个希望，最起码不要给它一个失望。
清晨7点多钟，区文静坐在略显清寂的“舞台”上，眼神有些茫然地打量着四周。因为草木葳蕤地势显高，白云山上的早晨先已有了三分秋意。
区女士把随身带着的一块塑料布摊开，铺在冰凉的水泥条凳上，“这样子，寒气就上不来了。报纸就不行，报纸透气。”区文静身体单薄留着娃娃头，她身体不好。区文静来白云山唱歌已快两年，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生活，歌友们对她的印象也仅限于“那是一个瘦弱的女人，不爱说话。”来了就唱，唱完了就走，是大多数歌友的最优选择。“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她干嘛？来唱歌本来就是为了开心，问起来就不开心了。”歌会的发起人之一许汉波事后这样解释。
区文静承认，她的生活过得并不理想，甚至颇有几分艰辛。她的家在火车站那一片，19 7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下乡了，自己留在城里，因为身体不好，没能分到大厂，而被安插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工业用品商店当出纳，1987年生完孩子后，因为产后虚弱，多请了几个月假，到年底回去上班时，才发现一切都已改变，不但单位已经承包给私人经营，她的工作档案连同她的十几年时光，就这样永远地给蒸发掉了。事后，经过多次打听才知道，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根本就没有给工人买过养老保险。
区的丈夫也是干服务行业的，在一家旅馆工程部当工人，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生意做，老板已经放风，要减工资，“很快的，不用很久了。”
在此期间，为了帮补家用，区曾经帮一个个体户卖过几个月服装，“个体户没有休息的”，结果累得大病一场，从那以后，丈夫和女儿就给区定下了一个最最底限的生活目标：少生病尽量不生病。区告诉记者，她的心脏不好，情绪不能过于激动，闷在家里不是办法，就上山来唱歌喽。问到家里的具体情况，她突然激动起来，彩电冰箱都是结婚时（1986年）买的，除了一台VCD机，这个家已经整整15年没添过“大件”了，而它的面积只有18平方米！“我和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