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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随着他的姿势打着节拍在心里哼歌，慢慢地便唱出声来，心情也就舒畅了许多。
唱歌的人来来去去，拉琴的却永远只是他一个人。他仿佛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在那里无声地转动。夕阳西沉之际，林中空地只有他一人仍在拉琴。可是，李可凡似乎已经听不到琴声，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的剪影，在光斑闪烁的红叶之间浮动。那人也似乎早已不在人间，而是漂浮在云端里，渐离人们的气息而去。她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她嗅到了青草与树叶的气味，那气味把她带回少女时代。那是在故乡的山林。父亲带着她，从城里去老家。她第一次走进山林。山林里就是这种气味，青草和树叶的腥气，正是这种腥气使她萌动了一种欲望：她想拥抱什么，不，是渴望被拥抱。那种诱人的腥气似乎是来自人的灵魂，又透过那青草和树叶散发出来。她伏在父亲的背上，她强烈呼吸着太阳晒在父亲头发上所产生的那种男性的气味，男性头发和阳光交合而成的气味。这种气味就是青草和树叶的气味。在她认识刘兴桐之前，她认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友，那人是个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离婚大潮中，他离婚了。那时她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外语系学生，而他已经是一个很著名的小说作家了。她如痴如醉地追求他，而他却异常冷静。他们相处了三年。有一天，他告诉她：“我离婚了，但我永远不会再结婚，能够接受这一点的人，才能和我在一起。”说完，他没等她表态，他就忙说再见。那一年她21岁，他差不多40岁了。这个年龄的男人，尤其是男作家，是最危险也最诱惑的。和这位作家在一起时，她时刻地感受着青草和树叶的腥气，那种来自阳光和荒野丛林的气味。后来和刘兴桐结婚，她暂时忘记了对这种气味的寻找。当她再度记起时，她发觉刘兴桐不是具有这种阳光气味的人。她曾经像小狗一样嗅遍他全身，他的衣服，他睡过、摸过的床铺和物件。她发疯似地到处嗅着。没有，一丝也没有，没有阳光，没有青草和树叶。她把刘兴桐的衣物扔到草地上，挂在树林里，曝晒在阳光下。她贪婪地嗅它们，还是没有。她终于压抑不住，很突兀地问刘兴桐：“你身上没有阳光和青草树叶的气味？”那年，她还不到30岁。
二十五
刘兴桐被问得莫名其妙，他以为她在讲笑话，学幽默，并不在意。她说完却怔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种奇怪的感觉与想法一旦根植于心，任是怎样用力也无法将它拔掉。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溜走了。但阳光青草树叶的气味，由现实变成为理想时，她的苦日子也就降临了。这是李可凡自己制造的切肤之痛。以刘兴桐的话说，学英国文学的人都像莎士比亚那样神经兮兮，而莎士比亚充其量只是一个生活极不检点的脏乎乎的英国病人而已。
“你懂什么？”当李可凡开始用这样的语言，坚决地回击刘兴桐这个炙手可热的近代文学史研究专家时，他们结婚还不到7年，但7年之痒却已悄然到来。
40岁的李可凡娇小但是显得老气横秋。她是那种样子有点病态但很优雅的知识女性，素面朝天衣装淡雅，几乎不戴任何饰物。提包也很老旧，由黄牛皮做成，有补丁的样子。够大，够装上几本大16开本的英语书籍，沉甸甸地挂在身上。这种挂包似乎是城里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流行，可现在已经21世纪了。
此刻，她忽然嗅到阳光青草树叶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来自哪里，她下意识地四处张望，周围倒是有茂密的青草和丛林。但秋雨淅淅，没有阳光，也没有任何气味，只能是来自内心的幻觉。
沉睡多年的欲望和感觉突然像野马似的奔腾出谷。她有些惬意，也有些惶惑。不存在的东西你是不必去寻找的，要来的东西你不去寻找它，它也会自然而然不期而至，就像那梅雨天气，如这淅淅秋雨。
李可凡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这个世界久违多年，而且尘封得灰暗阴晦。
当夕阳把它最美丽的瞬间无私地抛掷给白云山时，林中空地便迎来一天中最灿烂也最伤感的一刻。人们已经陆陆续续离去，林中空地走尽了最后一个歌者。夕阳突然就逃遁消淡得无影无踪。已经没有人唱歌了，而那拉琴的人琴声依然。他正从头开始，在拉一首李可凡全然不知的提琴曲，这是一首没有人听过的曲子。忧伤但是非常切合此刻夕阳消尽时分的山林。他忘情地拉着。当暮色完全溶化了山影和人影，四周恢复一片史前的寂静时。李可凡听到一个有点黯哑但很锐利，似有共鸣的声音：“天黑了，走吗？”说话的是那拉琴的人。
在此之前，他们相见不相识，仅止于彼此点点头，算是认识了。
李可凡有点意外。不知为什么，竟然有些不好意思。天完全黑透了。山坡上的餐馆已亮起霓虹灯。李可凡有一种自我怜悯的意味。
“是该走了，我都忘了时间了。”李可凡有些慌乱，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她觉得自己的表现很不得体，有些可笑。她站起来时，高跟鞋歪了一下。他便抓住了她的手臂。她本能地回避着。他便也很快地松开了手：“小心！”
他们便相跟着走上通往山下的柏油路。
“你琴拉得真好！”李可凡由衷地说。
“还好吧！本该拉得更好！”他说着，一丝忧郁爬上眉际。
“为什么这样说？”李可凡已没有了拘束。
“因为要生活，要谋生。”他有些沉郁地说。
“在哪里工作？”她的话里有一份关心。
“没有工作，每天晚上教孩子练琴。”他的话里有一丝无奈。
“那是很不错的工作。”
“也许吧，不过，自己就没有时间练了，都把自己给普及掉了。”他笑了起来。
“为什么？”李可凡不解。
“都是些被父母逼来练琴的孩子，只能教孩子练最简单的曲子，不是把自己给练蠢了么。”
“那也是。”
“生存与艺术，总是不能两全的。你说是么？”
他们像两个老朋友似的交谈着。李可凡自觉比他年纪大许多，便也没有什么戒意，她像一个大姐姐那样，有些怜惜地面对这个看起来有些孱弱的男人。
“哦，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呢？你怎么称呼？”
李可凡说着，先自我介绍，她只是告诉他姓李，是外语系的老师，没有告诉在哪所大学，也没有告诉名字，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那我得叫你李老师，做英语老师真好。”他说着，下意识地把琴盒从左手传到右手， 这样，他与李可凡之间便没有什么距离。“我叫高塬，父母都是外语教师，不过，他们学的是俄语。”他一点儿也不保留地和盘托出。
二十六
《关系》第6章
杨桃村·黛青色的火山石·刘家独子·哪个男人不无耻·致命陷阱·博士班·落寞的女人·是不是有些荒唐？·遥远得令人绝望·天河的方向
两年前，许楠生去了海南，地方并不难找，父亲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他从海口坐车到琼海，不费太大的劲，他便找到那个已经让高速公路一劈为两半的村庄。
这个叫杨桃村的村庄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万泉河从村边流过，村庄就在高高的河岸上。岸边有几条小木船，许楠生是从河这边乘小木船过去的。
村庄里只有一些老人和孩子，成年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村庄里有几幢新屋，显示这个村庄并不太贫困。村庄里到处是杨桃树和椰子树，地上落满了杨桃，也没有人捡。许楠生随手捡了一个，放入口中，酸得他呲牙裂嘴。海南岛的杨桃怎么又大又酸？
父亲当年就住在一户刘姓人家。刘家男人是生产队长，当年刘家还有一个年少的儿子刘兴桐。父亲在日记里经常提到这个叫刘兴桐的青年，对他尤加赞赏。父亲很感激这一家人对他们的照顾。
村庄里只有一个姓，都姓刘。许楠生找到队部，里面有几个人在喝茶聊天。他说明来意，其中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说：“知道知道，我带你去。说到刘兴桐，别说本村，你就到海南（也即海口等大地方）去问，也无人不知的，在广州做大官呢！”
这个人天生一张大红脸，声音洪亮，他带着许楠生，拐过一片杨桃树林，面前出现一幢三四间屋子组成的排屋，他老远就喊：“刘伯，你家来客啰！”他一路喊着，“杀鸡呀！有客来啦！”
刘伯光着上身，柱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从林子里走出来。他背有些驼，看起来还很硬朗。
许楠生说起自己的身世，老人便老泪纵横：“是许先生的仔啊！听先生说过，就是没见着。”老人说着，摸挲着许楠生的脸，“30年了，没法说。”
许楠生从包里掏出一些从海口买来的烟酒，还有一包祖父母准备好的东北土产，嘱咐他一定要交给刘家老人。
刘伯忙说，什么都不缺呢，别太破费了。
村里难得有客人来，村里人又都是本家兄弟。许楠生到来，村里便马上像过节一样，刘伯吩咐红脸汉子去杀鸡杀猪。
父母在这里并没有留下很多故事，当年的老人都不在世上了，当年的青年也都成了老人。父母在这村庄里住了不足一年，人们已经没有太多的记忆。这个村庄是革命老区，有好几家琼崖纵队的“堡垒户”。在“文革”中，是一个红色村庄，北京、省里、县里的下放干部川流不息，经常到这里“三同”。许楠生的父母因为在这里自杀，所以，人们尚有印象。
吃饭之前，红脸汉子把许楠生带到父母坟地去。因为死于“文革”之中，父母被草草地埋葬在附近的小山岗上，面对着万泉河。小山岗被高速公路削去一半，临高速公路这一面，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悬崖。父母的坟墓就在悬崖上。
许楠生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感觉，年代太久远了，父母亲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在离家乡这么遥远的海南岛，竟然埋葬着自己的父母，细想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说老实话，许楠生不是儿女情长的人，坎坷的人生境遇已使他的心变得坚硬。他憎恨父母，除了憎恨父母之外，他不知应该去恨谁。在这一点上，他无人可恨。如果不是那位语文教师给他细细指点，他甚至连去寻找父母的坟墓和遗稿的念头都没有。
墓碑是一块黛青色的火山石，墓上刻着“许达生向楠之墓”和立碑的年月日等字样。墓地有好几年没人打扫了。字上的红漆已全部剥落。红脸汉子说，刘伯前几年身体还好，上得了山岗，每年清明还能来扫扫墓。这几年，刘家婶子去世了，刘伯走不动路，也就再没有人来扫墓了。
许楠生头脑一片空白，他想不起30年前的一切，那时才3岁，人世间发生什么事都与他无关。他视祖父母为唯一的亲人，爸爸妈妈的概念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不常想起的问号。
当晚，在刘伯家的场坝上，全村的青壮年人都来喝酒，也就二十几号人。人们把许楠生当贵客。小山村就是这样。
没有人谈起许楠生的父母，似乎眼下的一切与30年前的岁月并没有必然联系。刘伯喝不了多少酒，他坐在许楠生身边，却不断地给他添酒。他偶尔会说起许楠生的父母，如何如何，但很快就被鼎沸的人声淹没了。老人于是也就不再往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