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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会半夜从梦中惊醒，警察就站在他面前，把手铐套上他冰凉的双手。这双手已经被套过好几回了。他憎恨父母，憎恨“文革”，憎恨一切人，包括他流浪过的每一座城市。他曾经发誓，要给已经7岁的儿子一个延续自己父母事业的环境和条件，培养他读大学，继续他爷爷奶奶的事业，至少也做一个大学讲师。但这一切似乎也会落空。这种落空的恐怖常常会成为他铤而走险的原因和动力。他的血管里流着东北人的野性和粗犷，那种一不做二不休的坚决和粗豪。他在睡不着的时候，常常会臆想着父母亲曾经的生活，他们怎样双双从东 北农村到北京去上大学，又留校在大学里教书，最终被下放到海南岛去，然后双双自杀在一个偏远的乡村。父母的日子像一个谜，像天堂里的图画，对于只读过乡村高中的许楠生来说，这是全然陌生的。对父母的全部联想，就是那个牛皮箱，箱里有几件衣服、眼镜、日记本和一些零星的东西。几张旧照片但已模糊不清。
二十三
许楠生自认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马马虎虎地种过几年地，收成也不好，在乡下属于那种混混日子的农民。可是，中国农民最不幸最贫困的命运，却一样也不少地包裹着他。他曾经对人说过自己的父母是大学教师，结果是招来更鄙夷的奚落，没有人会相信他，同时更轻视他，这就是江湖的常识。他终于明白，在一个物欲与角力的社会里，人们只信奉眼前的强者，以智慧和财富来争雄天下。这种无形中的争雄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一个小小的民工群体中。他从此不再去粉饰自己的身世，他坚决地忘却自己父母的一切。这样，即使是明火执仗地去抢去偷，去做伤天害理的黄牛党，他也没什么所谓了。所幸的是，即便是已经手铐铐上了双手，他也还没有正式进过班房，只有一次，在看守所里呆了两天，被作为盲流，被遣送回东北。3天之后，他又出现在广州三元里的租屋里。
他决心做一个坏人，起码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他对父母的所有思念就是仇恨，这种仇恨的发泄，就是把自己往坏里整，做成一个地道的江湖意义上的坏人。
但是，麦地的话，却使他不能忘却，他已经努力忘却了许多东西。麦地很同情他的遭遇，那天他对许楠生说：“也许找回父母的遗稿，说不定能改变你的生活，你想过没有？”
他确实没有想过，他完全不懂文化方面的规则。祖父母也是从未出过门的老实农民。他自成年之后也从未接触过外面的文化人。他哪里会知道一本书，对一个人命运的作用与价值啊？
麦地觉得许楠生本来不笨，只是文化水平太低而已，许多事情一经说破，就能明白。他干脆简明扼要地开启他：“你总会知道这样的话，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吧！”
“那当然，学而优则仕，是不是？”许楠生自然不会连这些都不懂，只是从未去想过这些事和自己会有什么关系。
麦地觉得许楠生的资源太大了。自然这个资源还是一个未知数。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从北京的大学出来的人，写的书不会没有什么价值。许楠生作为子女不应掉以轻心，哪怕是为亡父母保存一份纪念，也是值得去努力的。
当许楠生知道最终的一切可以归结到钱，同时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候，他的心确实动了。而这一切也许自己无法消受，但是对7岁的儿子呢？他忽然就有了一种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的使命和豪气。
此后，将近一年里，许楠生几乎一改种种恶习，不嫖不赌，拼命地攒钱，回家，然后去海南岛。父母的最后线索在海南岛。那个地方不难找，父母的日记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只是不知道那一家现在还有什么人……
许楠生在出租屋门槛上坐了许久。他不想去火车站了。他想直接去正中大学拜访刘兴桐。他曾经给刘兴桐家打过电话，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刘兴桐很冷淡，只是说有空再联系他，就撂下电话。事后，许楠生心想，我又没给他留下联系办法，他怎么联系我呢？
腰间的呼机响了，许楠生一看号码，是鬼马李。这家伙早已到火车站。想想，还是再去做一单吧！做完洗手不干。
刘兴桐并没有把那个自称许达生儿子打来的电话当回事。他不想和许家后人有任何联系，离得越远越好。有一点他不太明白，许家为什么时至今日突然找上门来？他很想知道究竟，这其中有什么玄机？30年了，许家后人是何方神圣，为何而来？他有些后悔当时太草率， 没有细问对方的联系电话，现在想探个究竟都无处可寻。
他忽然想起那句中国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其实也不必多虑，一个问安或攀亲的电话不足为奇，再说，刘家对许达生夫妇是情至义尽的。他记得许家夫妇自杀之后，几乎所有后事连同每年清明扫墓都是自己家里操办张罗的。也算对得起死者了。
许家来人固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原稿，在几次搬家之后不见了。这20年间，他从助教、副教授、教授到校长，房子越住越大，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家都是李可凡操持。这么多年，他几乎把原稿忘了。几年前忽然想起，再也找不到了。原稿失踪得有些蹊跷，也合于情理。为此，他曾与李可凡吵过无数次架。他怀疑李可凡私藏了手稿，但他不敢明说，他怕激怒了李可凡。
他的怀疑不无道理。他很清楚。他和李可凡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裂缝的呢？几年前的一个深夜，他们刚刚睡下，忽然电话响了，他懒得接。李可凡连喂了几声，对方就是不吭声。本来也没什么事。
过了一会儿，书房里的另一个电话响了。刘兴桐正要起身去接，李可凡却说：“这么晚了，谁这么急来电话？我去接吧！”她进了书房，对方又是不吭声。她也不出声，双方僵持了10几分钟，李可凡终于无力地放下电话，她心中非常明白。这时，她听刘兴桐的手机响了。刚才是她把刘兴桐的手机关上充电的。她从书房门往客厅看，刘兴桐的手机还在充电器上静静躺着。那么，刘兴桐还有一个手机，一个隐瞒着不让她知道的手机。她颓然地坐下，她不想走进卧室。她听见刘兴桐压低声音说话的嗡嗡声，她没兴趣去知道什么。过了好久，他听见刘兴桐叫她的声音。
她走出来，她无言地躺下，把背脊向着刘兴桐。刘兴桐也不解释，就这样，她睁着眼直到天明。
第二天，李可凡没有起来做早餐。
刘兴桐也不计较，他收拾好上班的东西，走到门口又折回来，他走到卧室门口，对还在床上的李可凡低沉但是严肃地说：“你藏起了我的手稿。”
“是你的手稿吗？”李可凡倏地坐起来，同样低沉但更其严肃平静地说，睁着一双哭过的眼睛，定定地望着他。并不正面回答他。
二十四
“什么意思？”刘兴桐有些心虚，但依然强悍。
“你自己知道！”李可凡并不示弱。女人的最后一道堤坝让昨夜的神秘电话给彻底冲垮了。她现在无须顾虑什么、保护什么了。人的变化往往只在那极为微妙的瞬间。
“我劝你别太过分。”刘兴桐声音有些发颤。他想不到这个柔弱的、百依百顺的女人，会变得如此冷峭，如此坚决。
“我一点儿都不过分，过分的是你。”李可凡异常冷静。她面前这个男人变得极为猥琐，这种感觉不是今天才有，只是她不断告诫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太危险。
“不就是一个电话吗？”刘兴桐想调转话题，他实在不想再谈手稿的事，那毕竟是一件难以启齿和面对的事情。
“请不要跟我谈电话的事，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与我无关。”李可凡不依不饶。她昨夜想通了，她决意不再敷衍下去。
“那，你自己想好了，有什么决定告诉我。”刘兴桐知道昨夜的电话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他们夫妻之间的裂痕早已存在，只是各自都不说破而已。李可凡是个很能忍受和把自己掩藏起来的女人。她轻易不会去撕裂什么，包括感情。
绵绵秋雨里有一种粘稠的浪漫气息。山鸣谷应似是一首曾经很流行的《在雨中》。人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首歌了。那种互为钟情，纯粹得透明的古典情怀，似乎只能诞生于劫后离乱的小巷人生。大都市不再相信类似从沙面的小桥河涌边走出的款款深情，那种天长地久绵延一生的心灵诉说和无尽的期待。爱情的纸船不会再有清澈的流水将它漂起，人心变得浊重，像广州上空灰蒙蒙的天空一样。
最近这段日子，李可凡在外国语学院听课，授课老师是一位从英国来的教授，讲莎士比亚的悲剧。她本来已经十分消沉的心情，让莎士比亚的悲剧情节浸润得无比伤感。每天上午听讲，下午没课，中午她便从学院围墙背后径直上白云山。
林中空地的合唱，天天回荡着一种逝去岁月的激情。原来是每周4天，现在是天天合唱，只要有三五人在一起，便总有人会挺身而出充当指挥。不一会儿，合唱队伍便如滚雪球般变得声势浩大。所有来这里参加合唱的人，都被某种东西吸引，这种吸引不是来自白云珠水，不是来自某一个偶像，而是来自于自己心灵的呼唤，是自己让自己消逝的岁月所吸引，是自己的呼吸把自己引领到白云山的林中空地。所以，从日出到日落，合唱的歌声，像一轴永远翻不完的长卷，一本了无尽头的书，铺展在林中空地的每一个角落。
李可凡庆幸自己终于寻找到这样的天堂，一定有一个天使引领。她好像回到少女时代，被初恋陶醉，这初恋就是唱歌。
其实她并不唱歌，她只是寻找一个远远的角落，能够很真切地感受气氛的地方坐下。她颔首托腮在那儿坐着，常常是一直坐到夕阳西沉，曲尽人散。
唱歌的人群中，有一个拉小提琴的，他几乎天天来。有时早些，有时迟些，但一定来，风雨无阻。
这个人大约30岁左右，脸色苍白，似乎得过什么病，不太健康的样子。他头发很长，拉琴的时候，总有一绺头发掉下来，挂在前额上，以至于他常常要在静音的时候，甩一甩头发，那个姿势美极了。他总是默默地来，默默地拉琴，从不与人交流。他似乎什么曲子都会拉，指挥掀开歌页，他会很专注地一瞥，马上拉起一个前奏。他拉琴的时候，常常闭合眼睛，只有在拉过门时，全场静寂，他才会睁开眼睛，看一眼合唱的人群，那眼神是柔和的，像羊的眼，有一种忧郁在荡漾。
合唱没有终止的时候，唱歌的队伍川流不息，唱累的人出列喝水歇息，马上会有人把空位补上。指挥的也是这样，总有人在那儿等着替补。以前是清唱，自从来了这位拉小提琴的，伴奏便是他的专职。大家已经习惯了上午清唱，下午等着拉琴的人到来。他总是在午后到达，喜欢唱伴奏的，就等下午上山来唱歌。
李可凡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她一边听大家合唱，眼睛却从未离开拉琴的人。她已经很熟悉他拉琴的各种姿势。她从他身体的起伏升沉中，慢慢地读懂了歌曲的乐理。她甚至随着他的姿势打着节拍在心里哼歌，慢慢地便唱出声来，心情也就舒畅了许多。
唱歌的人来来去去，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