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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见秋在杜林眼中,是个很有前途的教师,他要读博,何不去认认真真地找一位好老师,去读读至少也与人文有关的专业,而不是什么经管,经管与外国文学有什么关系?
办什么博士班?又有好戏看了。杜林拭目以待。金毛骆见秋见杜林持反对态度,也就不想在此问题上再讨论下去。他有他自己的主张。“我请你喝酒吧!”
“有什么理由?”
“没什么理由,感谢你给我意见。但是,我不一定采纳,但依然感谢你,这与请你喝酒无关,就是这样。”骆见秋很干净利落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杜林并不反感,骆见秋这代人,面临的竞争太大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思维和取舍,无可厚非。只是千万别活得太功利,这很可怕。
“我请你吧!”
“什么理由?”
“我比你钱多,工资多你两倍,又没有老婆、孩子和狗,就这样。”
一个金毛,一个长衫,中文系的两个另类,肩并肩走出正中大学的校门,一路上引来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同学们的窃笑和注目。
10年间,李可凡无数次地想起那个夜晚。想不通相濡以沫地走过几年的夫妻,怎么因为一个半夜的电话,就反目成仇,就吵得你死我活,像仇敌似的。最后在无言的厮打中,把几年来的无限温存毁得无限狰狞,成为一片烧焦的废墟。那是一片人类无法选择生存的废墟。就这样,自己几乎是独自一人背着女儿,在废墟上行走了十年。现在,眼看女儿也要走了,而这个女儿,一经放飞,也许就再也无法找回来。她不敢去想没有女儿在身边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即使她与女儿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了。
“妈,走吧!”耳朵里有女儿同样温软的声音,她潮湿同时散发着魅人气味的嘴唇紧贴着她的耳朵。
李可凡自觉失态,顺手拎起沙发上的黑色提包。提包的拉链没有拉上,里面的东西“哗啦”一声全掉在地板上。一张印有彩色照片的剪报飘了出来,李可凡连忙扑过去,把那剪报抓住,边收拾提包,便把那剪报往怀里揣。
李凡并不在意,她拾起一支唇膏,诧异地问:“妈,你也用这个?”李可凡一把抢过来,扔进提包,岔开话题:“走吧!时间不早了。”
“妈,你涂了唇膏会好看一些,护护唇也好嘛,回头我给你挑一些。无色透明的。”
李可凡并不回应女儿的热情。她有些凄然几分嫉妒地欣赏着女儿那张晴天朗月般的脸, 这张脸轮廓很小,是那种很标准的脸型,小小的瓜子脸,下巴尖得很圆润,很性感,眼睛很长,笑起来是弯的,像一湾深水,又像一弯晓月。眉毛像画笔随意一撇。浓淡相宜并在眉梢处有几分留白,令人遐思。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可那是一种另外的美丽,一种努力遮蔽住娇嫩的美丽。
一切好像还在昨天,一切好像又远在天涯,消失得那么快。女儿从母亲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她知道母亲在欣赏女儿的同时,在怜悯她自己。她也就40岁,可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老人。自从和刘兴桐事实上分居之后,她就不再经心收拾自己。她衣着越来越随便,几乎不买化妆品。她的润手霜还是女儿用了一半送给她的。
李凡有一点不明白,母亲是英语系的讲师,懂两门外语,可是她几乎对外面的世界,对那些操着她熟悉语言的国度里所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兴趣。她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英语教师,否则,她怎么一点现代气息都没有。除了教书,她几乎什么兴趣爱好都没有,一点儿也不浪漫。在女儿看来,她实在愧对这个专业。有一天,她对李可凡说:“妈,我怎么觉得你应该去教古代汉语。”
二十一
“这是什么话?”母亲很认真地回应她,“为什么?”
“不为什么。”女儿说,她欲言又止。
李可凡终于悟出女儿的心思:“你是觉得妈太老土,太刻板,太落伍,是吗?”她笑着说,但笑得很勉强,“你是这样认为?你妈真的这样?”
“差不多吧!”女儿忽然涎着脸,搂住她的脖子,“妈,不是啦!你是不是比我漂亮?”
“为什么这样说?”李可凡有些伤感,“你是我生的,当然有我的优点,你自己说呢?”
“有时觉得是,有时觉得不是,我也说不好。”李凡很认真,“这样说吧,你开心的时候很漂亮,不开心的时候有点难看。我呢,永远不开心,也就永远难看,不漂亮。”女儿心情很好,她说得俏皮,也不想让母亲不高兴。倒是女儿一番话,让李可凡思忖了许久。
她们终于下楼。已是9点1刻。李可凡有些焦急,她催女儿快些。
李凡却一点儿不急:“10点才开讲呢,时间足够。”
“你足够时间,我可要迟到了。”李可凡忍不住嗔怪。
白云山上的歌会9时就已经开始。逢二、四、六、日,每周四天,从早到晚,都有人在那里唱,有指挥,有伴奏,也有伴舞的。全都是自告奋勇,毛遂自荐。
母亲最近迷上了白云山的歌唱,这令李凡大惑不解。那天,是一个周日,李凡陪母亲上白云山,山腰的平台上、树荫下、岩石上,到处都是人,聚在那儿唱歌。她们早上9时上山,见到唱歌,下午5时回来,那儿还在唱歌,足足有几百人,老老少少,兴趣盎然,唱的都是老歌。妈妈从不唱歌,可那天她让李凡先回学校去,她自己留在那儿,说是晚上反正没事,就多待一会儿听听唱老歌也挺好的。
那天,李可凡是最后一个离开白云山的。她一个人坐在平台树荫下的台阶上,坐了很久,直到有一个人走到她身边,邀她一起下山,她认出这个人就是从早到晚站在一边拉小提琴的人。
那天晚上,她很开心。许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从此,白云山上的唱歌,成了她的功课,每周她起码要去两次,有时上午,有时下午。去之前,她会想起那人,希望能碰上他拉琴。“拉得太好了。”她由衷地对他说。他只是笑笑。
“妈,小心。”女儿拉住她,她脚下是一个没有盖的沙井。几天前,一场大雨,一个小男孩被冲进这个沙井溺死了,第二天,报上登了。沙井盖没盖上几天,又被人偷走了。李可凡沉浸在回忆中,差一点踩到沙井里去。拐过一个街角,就是公共汽车站,女儿却叫住了一辆的士。李可凡有些犹豫:“还是去坐公车吧,很顺的。”
“妈,来吧,来不及了!”李凡把她拖进的士里去。李可凡还有些不愿意,对着的士司机又不好说什么。“你总是大手大脚的。”她小声但是严厉地对女儿说,把话说得很囫囵。李凡笑笑,又搂住她的脖子,把脸贴上她的面颊,李可凡总是经不住女儿这一手,李凡知道 该怎样治母亲。
李可凡心情又好起来。
二十二
《关系》第5章
火车站风声很紧·寻找失去的文稿·三元里出租屋·红色村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以启齿和面对的事情·粘稠的浪漫气息·林中空地·嗅到了青草与树叶的气味·有些惬意,也有些惶惑
从夜总会回来,已经是凌晨3点,许楠生彻夜未眠,翻来覆去睡不着。鬼马李和老四川却鼾声大作。鬼马李不但打鼾打得山响,还不断磨牙。于是,租屋里便像有老鼠在吱吱地叫, 又像有人在使劲地拉风箱,热闹非常。
大玛丽夜总会走廊上那个人是谁,他搜索枯肠,就是想不起来。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他。究竟是谁呢?
许楠生想得脑袋发胀,天将黎明时,他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上午9时,许楠生醒来。租屋里静悄悄的,老四川早早便去乞讨,鬼马李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许楠生走到巷口的士多店,买了一盒豆奶,顺手便call鬼马李。鬼马李大名叫李相马。许楠生初次见他,就觉得他眼睛闪烁,人也很鬼马,便叫他鬼马李。鬼马李也很乐意有个绰号,他并不十分愿意太多人知道他的本名。出门在外,收敛些为好。
鬼马李马上就复机。
“喂,在哪呢?干什么!”许楠生懒洋洋地问。眼睛一边警惕地梭巡着过往的行人。
“我在老枪这儿呢?有事么?”鬼马李很机灵,他一说老枪,许楠生就明白。
“那我先过那边去。”许楠生的意思是他先去火车站。
“我也马上就过去。”鬼马李会意,也不多说,挂了电话。
许楠生心想,今天再干它一炮,然后金盆洗手。最近,火车站风声很紧,弄不好随时会进去。鬼马李却正在兴头上,他以为没有什么生意比这更来钱,也更刺激。许楠生打算,如果鬼马李不想罢手,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看看时间还早,他又回到出租屋。坐在门槛上抱着脑袋发呆。父亲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他的遗物中应该有一本50万字的书稿。而刘兴桐从家里邮寄来的父母亲遗物中,并无这份遗稿,父母虽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但父亲的日记是记到他们自尽的那一天的。
那是1972年12月21日,刚好是父亲36岁生日,最后一页日记,是记于这一天的午后。而父母是在这一天的深夜12时双双上吊的。在这篇日记中,父亲还谈到书稿的事。也就是说,这天中午他们还没有想到自杀。更不会在自杀前把稿子烧毁。
1972年12月,许楠生刚好3周岁。他当时寄养在祖父母家。
他是在高中毕业时第一次读到父亲的日记的。那时,他还没有强烈意识到父亲遗稿的重要和价值。直到几年前,许楠生南下谋生,他在东莞一所中学当保安,闲来无事,和一位叫麦地的语文教师闲聊,他无意中说起父亲遗稿的事。麦地是本省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对此十分感兴趣,刨根问底且劝他要把此事当回事,继承父业是无可能的了,但为亡父尽孝,了却父母的心愿也是一件大事。“文革”前的学者写一本书不容易,说不定是传世之作也难说。
麦地一席话,说得许楠生热血沸腾,自觉责任重大。但去哪儿追寻遗稿呢?说不定稿子早就灰飞烟灭了。
许楠生对父母全无记忆。只知道父母生前是北江大学的讲师,“文革”中被下放到海南岛,1972年在海南岛“畏罪”自杀,1979年平反昭雪。那一年他13岁,国家一次性补发给祖父母一笔钱,这笔钱一直供他读到高中。他考了两次大学都没有入围,便在东北乡下和祖父母一起种地,直到几年前南下谋生。
父母的全部遗物收藏在一只旧牛皮箱里,自从牛皮箱从海南岛寄回老家之后,祖父母将之视为忌物,多年没有打开过它。倒是许楠生出于好奇,偷偷地打开过几次,童年时是玩,青年时是好奇。经语文教师的点拨,他特意从东莞回去探亲,父母的牛皮箱此刻具有非凡的意义。
他在东北偏远的农村长大,小时候并没有太多地留意自己的身世,长大以后,特别是到南方城市打工,一种有形无形的自卑无处不在。他憎恨一切,包括自己的命运。如果父母健在,今天的许楠生也许是另外的模样,大学教授的儿子与农民的儿子,这就是天与地的区别。他做梦都在诅咒这种不平,尤其是在别人的城市里。这些城市本来应是属于我的,属于一个叫许楠生的大学著名教授的儿子的。
有时,他会半夜从梦中惊醒,警察就站在他面前,把手铐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