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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锻炼身体，具有金刚不坏之身。规定干部每天早晚都要到野外出操，锻炼身体。第三要明白主义，为“三民主义”而战，“顺逆攸分，为胜败攸分”。第四要有团体生活的意识。在本团体内要亲爱精诚，同患难，共生死。意识统一，行为统一，保持团体的生存。第五要有牺牲精神。要能捐弃个人的私利私见，把个人的自由牺牲，把个人的知识技能献给团体。第六要得到人民的同情。要具有不要钱、不怕死、爱人民、爱国家、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的军人的人格。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第39节：地方军阀大结局（39）
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授意林翼中（民政厅长）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三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县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他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500余人）。毕业前，以三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
在燕圹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他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五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
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106。8万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
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二百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1932年夏，他着手整理面临破产的财政。他认为：“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提出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廓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当他发现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后，即将其免职，改任比较公正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上任后，秉承陈的意旨，随即进行整顿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很快改变了冯时期的状况，财政收入从每月500万元，逐次增至每月800万元。自此，陈在扩军情况下，也不再积欠军费而可按月清发了。
同年9月，陈济棠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提出并经决议通过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他说：“三年施政计划的惟一目的，是要建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其中一切计划，都是根据总理的建国大纲而制定的。一方面，依照训政时期的需要，积极地训练人民，使有相当的政治知识能力，藉以促进地方自治，以期人民能够行使四权；在另一方面，注重民生建设，以期满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以下政府力量，为人民造产，并以适当的方法，使国民经济均匀发展。”三年施政计划的主要内容包含：吏治、财政、乡村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具体项目；三年经济建设的范围也很广，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矿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轻重工业以及公路、铁路、航运等。
第40节：地方军阀大结局（40）
在办工业中，他认为要投资少、利润多、收利快，才是及时解决军事费用的切实办法。因而，他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税的建议，大力发展广东的蔗糖业，并委任冯为农林局局长，同意冯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五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两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1500吨的七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同时，他扩建和新建了获利大的一批造纸厂、纺织厂、麻袋厂、硫酸厂、饮料厂、水泥厂、玻璃厂和发电厂。从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为他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扩建了石井兵器制造厂和新建了琶江制炮厂。他利用民力修筑了广州港和公路7000公里，修建了壮丽可观的中山纪念堂，海珠大铁桥和市府公署三大建筑。
陈济棠在治理广东时，对办教育具有浓厚兴趣。1932年10月，他在广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何增高？”“国将从何而立？”在三年施政计划中，规定教育方面实行“训育主义化”（三民主义）和“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二原则。他认为：“现代求学者仍末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惟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中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商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他确定乡村教育实施历行强迫国民教育，扩充平民学校及成年男女补习学校，实行学校农场化和设立图书馆；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严格训练人民，使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他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在施政计划施行的三年中，全省小学增加了400余所，学生人数增加14万余人；中学增加64所，学生人数增加16000余人；又筹集巨款，收罗人才，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筹办了勷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他不仅主张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培养民族精神，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设立学海书院，请民社党的张君劢、张荪分任正副院长，聘教授来讲授《大学》、《中庸》，宣传四维八德。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
1980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陈的儿子——陈树伯博士（美籍华人、电子学家）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四、步步为营逼红军“围剿”红军中，陈部鉴于蒋介石“中央军”迭遭歼灭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因他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被蒋搞掉，所以，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政治屏障；一面又暗中与蒋勾结，接受蒋的贿赂，并几次派兵“剿共”，为蒋效劳，以保持他“南天王”的地位。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初时，陈犹豫重重，迟疑不决，一怕派兵入赣必被红军纠缠，难于摆脱；二怕蒋介石乘粤军在赣南与红军作战之际，突然由湖南进兵袭取广东。后来，防守赣州的蒋军马昆旅长频频来电告急，蒋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议和决定，火速出兵，陈才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庚、南康，去解救赣州蒋军之危。但范旅到达新城时，遭红军伏击，损失了两个营。陈为顾全面子和保卫粤北，遂派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又一个旅担任福建、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配合蒋介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