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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工处来说，这个国家中没有哪条街比宾西法尼亚大道更让他们熟悉了。戴维斯清楚地知道每次总统的车队飞驰到国会时需要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但是他的助手们一本正经地回答问题，仿佛他们刚刚被问到了总统即将在贝鲁特的主干道上出行的事。
“秘密小组六点三十分采取行动，八点零五分结束，”谢尔顿说，“我们将检查每个下水道和检修孔，在车队经过之前再检查一次。”
“路面的瑕疵怎么办？”
“长官？”
戴维斯很生气。“妈的，蒂姆，我们不是说过了嘛。秘密分遣队有责任检查大街表面的任何变化，万一路面上埋了地雷，而看上去又像刚刚填满的凹坑，他们就要防止这类不测事件发生。”
“是，长官，当然。”谢尔顿说。他有理由忘了这个特别的要求：这很愚蠢。
接着戴维斯转向其他问题：有关宾西法尼亚大道建筑物的空中安全问题，有关垃圾箱和信箱的问题，有关封锁小路上的交通问题，有关人行道上的行人问题。这些他们以前都讨论过了。而且他们也回答过他关于国会大厦的金属探测器问题，对来参加活动的客人和配偶们的清查程序以及演说后总统在多大程度上和观众打成一片等问题。
国会防御系统不属于戴维斯的公务范围，但他的助手们知道他会问问情况，正如他在这些场合常做的那样。
“八点起国会防御系统的警戒水准将提高到国会区三级。”卡洛尔说。
“那我们有什么？”戴维斯问。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人都知道他知道答案。
“从安德鲁斯起飞的两架F=15，两具地对空导弹可移动发射架。”
“好。”
戴维斯默默地摸了会儿下巴，搜肠刮肚地想更多的问题，考虑会不会有新的意外事件和恐怖事件发生。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于是就问起了最后一件事。
“我下午早些时候跟参谋长谈过话，”戴维斯说，“白宫挑选巴恩斯部长不参加演说。”
两位助手大笑起来，这声音在戴维斯办公室是少有的。“又是他？”谢尔顿问。
“又是他。”戴维斯证实道，同时允许自己微微笑了笑。自从七十年代以来一直有个鲜为人知的传统，即每年选一位部长不参加“国情咨文”演说，以免某个灾难把接替总统的所有人选全消灭光。很久以来，白宫工作人员利用这种安全预防措施向不受总统青睐的人发出信号。十年来，唐纳德·霍德尔，里根总统的能源部长，保持着三次被迫缺席的记录。现在，摩根·巴恩斯，遭到排斥的交通部长，被安排接替这个工作。
“我想他们会宣扬这事。”卡洛尔同情地说。
“一旦巴恩斯辞职，他们可能会的。”谢尔顿俏皮地说。
戴维斯皱了皱眉，又把会议引向正题。“巴恩斯今天在城里，所以对他的保卫工作和去年一样。”戴维斯期待地看着卡洛尔。这位助手详述了在洛克威尔一个安静的死胡同里巴恩斯的错层式房屋中保护他的步骤。
“七点三十分开始，我们派四名特工开两辆车到街上，再派一名特工步行到巴恩斯的屋子外面。”
“你们要检查屋内。”戴维斯补充道。
“我们会检查，可不会好奇地到处看，”卡洛尔说，“预先商定好了这是K…9的事儿。”
戴维斯点点头，颇感满意。没必要再做什么了。步骤和上两次一样。戴维斯叫助手们在随后的四小时中定期发回报告，然后宣布散会。
理论上讲，那位受选不参加“国情咨文”演说的部长的名字是个严格遵守的秘密。可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对这一信息的安全防卫措施向来就不严密，今年也不例外。这个玩笑可笑得让人无法避免一讲再讲，而事实上，连同在洛克威尔设立一个队伍的细节，使得特工处的不少特工知道了巴恩斯即将面临的屈辱。
五点四十五分，在离特工处总部三个街区远的地方，一位特工来到角落里的付费电话前，拨通了弗吉尼亚的一个号码。
“和上次一样。”电话接通时，特工简短地说。
“预料之中。”一个声音回答。
45
当车子越过河进入特区，朝鲍德温要塞开去时，扎克背上的疼痛更加厉害了。它一阵紧似一阵，啃咬着他的腰后部，并蔓延到腿上。坐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扎克把腿伸到前面，滑进座位。这样反而加剧了疼痛，使它一下子窜到了脊背中央。他把腿收回，放到座位上，然后躺下来，像婴儿一样蜷起身子，戴手铐的手紧紧地抱在前面。他的矫形外科医师曾介绍他用这种姿势对付剧烈的疼痛。痛苦确实减轻了点儿。
“喂，特津，你在后面搞什么鬼？”一位军警透过滑动玻璃隔窗问道。
“别紧张，老兄，我不会到哪儿去的。”
几分钟后，车子在鲍德温要塞的门房停下。值班警卫和司机交换了几句话，狠狠地瞪着蜷伏在后座上的人。
红色的激光点在前面客座里的军警头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它在后窗上跳动，仔细地搜寻。“狗娘养的。”当车子开进大门时，赖利咕哝道。
鲍德温要塞是华盛顿西南部安娜科斯蒂亚贫民区边缘一个由红砖盖成的色调灰暗的建筑群。剥落的油漆和生锈的门使这地方看起来好像差不多被遗弃了。当车子停下来时，扎克忍着剧痛坐直了。军警们扶他出来，带他上了一段很短的楼梯，走进一间窗上装电网的昏暗的屋子。一位粗壮的中年军警站在把屋子一分为二的柜台式长桌后。“欢迎到天堂要塞来。”他讥笑道。
军警们摘下他的手铐，在接下去的十五分钟里，扎克被要求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然后，他领到了一件白色的T恤，一条宽松下垂的军裤和一双棕色的帆布运动鞋。有人要他到左边一间乱糟糟的屋子里换衣服。然后，军警们对他搜身。他的钱包和钥匙被拿走了。他们允许他留下手表。
两位军警带扎克出去，穿过一个又小又脏的院子，来到另一幢窗上带栅的大楼。他们走过桌子边的警卫，上了一段楼梯，沿着过道往前走。扎克被领着通过两扇分开的门，每次经过时，都要先把门打开，然后再锁上，但是看不到其他的警卫。这种拘留设备看起来像是由一幢十九世纪的办公大楼改建成的一个安全系数最小的监狱。
他们在第一个过道的尽头向右拐，通过了另一扇锁着的门。一位佩戴中士标志的荷枪实弹的军警坐在过道最前面的桌子边。押送扎克的军警停下来跟他聊了会儿。他们说话时，他注意到桌旁的垃圾筒里有一份折起来的《华盛顿邮报》。他想起上面有一篇里查兹介绍他背景的文章。
“右边第三个门。”桌边的中士指着过道说。扎克能看到几码远的地方，一扇坚固的金属门被支撑着没有关上。过道尽头是一扇带栅的窗户。
“在把我锁起来之前，我可不可以把那张报纸带着？”扎克指着《华盛顿邮报》问，“听说我在上面。”
“你在上面，好吧，”警卫捡起报纸，塞在扎克的左臂下，“可我想你看后会不高兴的。你问题多着呢，混蛋。”
门“哐啷”关上了，扎克环顾着小牢房。他的新住所。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带栅的窗户边有一张桌子，还有一台小黑白电视机。马桶和水池位于一个小小的角落里。
不算太糟，扎克在桌边坐下时想。他打开抽屉，发现了一本《圣经》，一个笔记本和几支钢笔。他打开电视，转换频道寻找新闻。电视接收情况很差，一堆令人厌恶的参差不齐的线条。他能找到的全是访谈节目和重播片。他关上电视，小心翼翼地躺下来，按摩背部下半截备受折磨的肌肉。疼痛延伸到左腿，伴随着一种刺痛感。他翻身俯卧下来，把一个枕头塞到腹下，曲起腿，胳膊伸向前面。他小口小口地吸气，因为大口呼吸会引起一波波的疼痛。他闭上眼，设法让脑子清醒下来。
贾丝汀费劲地拉着勒玛克牌紧身黑衣的拉链。它是巴黎货，是在去年的一次周末疯狂大采购时谢尔曼为她买的。他记得这件衣服，当贾丝汀同意今晚在艾尔德里治跟他共进晚餐时，他坚持要她穿上它。
她曾企图逃避这次晚餐。她推说病还没好。她提出有关“反国情咨文”演说的工作催得很紧。但是谢尔曼坚持要她去。他星期四晚上的演说将是个历史事件，他说，他想和她在一起呆会儿——单独地，在他上电视前。她让步了。现在她又害怕起晚餐和令人精疲力尽的作假来。这可能不再继续下去了。
六点三十分时，一辆灰色的加长轿车停在乔治敦贾丝汀的公寓外。二十分钟后它送她在艾尔德里治的正门下了车。
46
当扎克从无梦的小睡中醒来时，天空正迅速地暗下来。外面的亮光逐渐消失，天花板上刺目的日光灯亮了，他的房间似乎愈加灰暗。它看起来终于像个名副其实的监牢了。疼痛慢慢消退，变成了隐隐约约的抽痛，他僵直地坐在桌前，打开电视。地方晚间新闻节目刚开始不久，但是扎克没有在哪个频道上看到有关自己听证会的报道。毫无疑问，那肯定是头条新闻，而他没能赶上。电视上出现的一系列报道是关于总统在今晚八点三十分举行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可能要宣布的各种立法提案。
几分钟后，他关上电视，拿出拍纸簿。在过去的两天中，即使在准备辩护时，他还是费尽心思考虑福斯滕和谢尔曼究竟想干什么。他一直相信美国政府的反恐怖专家都是门外汉。去年使大中央火车站的屠杀得以避免的不是特别行政机构间的特遣部队，不是军队精锐的三角洲特种部队，不是联邦调查局的反恐怖组织，而是一个警惕的纽约交警。
扎克毫不奇怪调查局不会利用他提供的情报。合乎情理。严重的远视是职业官僚的一个通病。目标越近，轮廓越模糊。
扎克先在拍纸簿的最上方写下：“已知的事实。”然后他开始写起来：
“可能的袭击地：西欧/美国。”
“估计的袭击时间：一月中旬，猜测SOTUA8差不多是最后的计划表。”
“目标类型：移动的和/或突然出现的。”
“袭击者：‘圣主党’自杀投弹手。”
“袭击方式：由地形匹配制导的、装满炸药的飞机。”
“军械：传统的军火设备。有可能是化学或生物武器。”
“出发地点：离目标亚音速飞行时间两小时路程的国际机场。”
扎克撕下这张纸，把它放在面前的桌上。然后他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未知因素。”
他写道：“动机/目标。”然后靠在椅子上思考。这个谜把他给难住了。福斯滕的动机很清楚。扎克将它们写下来：
“最大的个人和政治权力。”
“改变国家政策，以此并结合其他事件，摧毁‘的喀德’同盟。”
“结束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谢尔曼的目的也不言而喻，和他的合谋者部分相同。扎克在福斯滕的动机下面写道：
“通过下一次竞选的胜利获取最大的权力。”
“获胜后，改变国家政策。”
“结束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但是什么样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