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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犹豫不决。“我也没底。但我还要再拜托你另外两件事，一件容易一件难。如果很不好办你就直说。”
“说吧。”
“首先是容易办的。查一下索引，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如果它真的有的话——发生于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在越南南部一个叫细瑟的小镇的一起可能的战争罪行。”扎克把小镇的名字拼了一遍。
“没问题，没任何问题。艰巨的任务又是什么？”
“如果你对这个感到为难我会理解的，刘易斯。”
“试试看吧。”
“在巴拿马曾经发生过一起跟一个叫赖利的‘绿色贝雷帽’上校有关的事件。我想知道事情的经过。”
“这我可没数了，扎克雷，”刘易斯慢慢地说，他的声音犹疑而紧张，“那是很近的事。进入系统去找那种资料，我是要冒风险的。如果这是为福斯滕干的，那我真希望你能走官方渠道。”
“不是为福斯滕干的。”
“我懂了。”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个人兴趣。”
刘易斯叹了口气。“我尽力而为吧。实际上挺有诱惑力的，不过我什么都不能保证。”
“我明白。谢谢了，刘易斯。”
扎克到达“个性”时，瑟斯顿已经在桌旁等着了。他坐得笔直，一条雪白的手绢从西装茄克的口袋里探出来，领带仍系得好好的，擦拭过的拷花皮鞋闪闪发光。扎克上下打量了瑟斯顿一番，摇了摇头。
“你得知道，刘易斯，对于一个电脑操作员来说，你穿得太讲究。对一个在五角大楼上班的人来说也太讲究了。”
“啊，扎克雷，我的朋友，风格既不是职业，也不是场所的囚犯。不管怎样，我向你保证这座城市里的女士们可不会同意你的观点。”
酒吧女诗走过时，扎克要了杯啤酒。“那么我托你的事好做吗？”
“没问题，没任何问题。实际上是小菜一碟。”
“你找到了什么？”
瑟斯顿手伸下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先从唐纳德·陈说起。在你所给的年龄范围中查出了八个在香港做生意的唐纳德·陈。”瑟斯顿打开文件夹，递过去十一张纸。
“由于数目相对很大，我没有打出所有我能搞到的资料。我只是给了你一些基本数据：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有多少子女，就业史，俱乐部关系之类的东西。每人几行字。我想你可以从这儿入手。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也没问题。我们关于香港的数据相当好。”
扎克浏览了一下文件。有两个陈是开洗衣店的。有三个是开小饭馆的。另一个经营花店。
“我要找的这家伙现在生意肯定做得很大。”扎克咕哝着说。
他把名单缩小到两个唐纳德·陈上来。一个是“陈氏集团”的总裁和所有者。他结过两次婚，离过两次。他有三个孩子，并同时属于多个俱乐部。在创办“陈氏集团”前没有就业史。另一位是一家纺织公司的总经理。只娶过一个女人，结婚已三十年。两个孩子。三个俱乐部。
“我很肯定是第一个家伙，但这两个的进一步资料我都要。”
“你怎么知道会是第一个人？”
“他是那种老是离婚的类型。”
“那你说说看我再去找些什么呢？”瑟斯顿说着把文件放回了文件夹。
“任何不同寻常之处——犯罪记录，不依法纳税，诸如此类的事。要追溯到六十年代，如果你能的话。”
“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朋友。”
“我很感激。”
“你是应该。现在说说细瑟和可爱的赖利上校。”瑟斯顿呷了一口啤酒，拿出另一个文件夹。“国情局调查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年的索引显示，在查德威克的联邦文件库里，有四立方英尺的文件是关于细瑟事件的。”
“那是在弗吉尼亚州，是吧？”
“往西约四十分钟的路程。国防部的档案大都存在那儿。”
“四立方英尺。是不是很多？”
“不算多。指的就是几只档案盒。实际上很小的一堆文件。”
“我能进查德威克吗？”
刘易斯很肯定地挥挥手。“以你的工作密级，我想不该有问题。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你可以自由进出三叉戟核潜艇的导弹舱。只要给那儿的国防档案保管主任挂个电话，告诉他们你是谁，再订个预约就成。他们甚至会在星期六开放。”
“听起来容易得很。”
“再说赖利上校。他这块骨头要难啃些。国情局调查部所有对他的记录都输入电脑了。我想你没让我做这个，不过我今天还是搞了不少出来。”
“噢，那……”
“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也挺可怕。这个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战犯。”
据瑟斯顿的描述，有两份互不相干的人权报告被全文收入了文件，它们都提到了一个金发美国人帮助反政府武装犯下了种种暴行。他还描述了中情局在洪都拉斯的负责人的一份关于赖利活动情况的备忘录。备忘录承认赖利长期在尼加拉瓜国内活动，但也说没有任何结论性的证据说明他卷入了任何暴行中去。另外有两份备忘录，一份是国情局调查部的一名调查官写的，另一份是一位陆军特种部队的中校写的，他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你要了解的这人到处跑，”刘易斯说，“那儿有些材料还提到了伊朗反政府武装。”
“真的？”
“确实如此，但我没打印出来，你感兴趣吗？”
“还没有，也许以后会。我主要感兴趣的是巴拿马。”
“那方面资料也多的是，”瑟斯顿说，“其他三名特别行动部队小分队的成员的宣誓作证。讯问巴拿马国防军士兵的录音记录，他们声称目击或听说过赖利参与的屠杀。还有军方验尸报告的副本。所有的死者都是在背部或后脑勺中的弹，都是在近距离被杀。”
“像是军事法庭上的材料。”
“完全正确。事实上，军事系统中至少有两份不同的人写的备忘录，确实要求将他送上军事法庭。”
“那这个狗娘养的是怎么逃脱的？”
“这是个谜，我得说。”
“没有文件提供线索来为此做出解释？”
“一点儿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九九○年一月底陆军宪兵司令做的一份姿态性的备忘录，声明对他的指控不会导致军事法庭听证会，因为证据不足。另外，还有一份赖利在当年晚些时候获释的证明书的副本。”
“真的很古怪。”
瑟斯顿也大惑不解地摇摇头。“的确古怪。显然有人为了我们的好上校而在幕后操纵。”
另一个念头闪过扎克的脑海。“嗨，刘易斯，你有没有找到赖利的个人简介？”
“我还真找到了，但都是泛泛之谈。”瑟斯顿在文件中翻出一张递给扎克，上面有八行关于赖利的个人情况的资料。扎克非常仔细地阅读着。赖利在南卡罗来纳上完公立中学后就直接参了军。在进“绿色贝雷帽”之前他作为武器专家在西德服役了三年，然后……
“哇。”扎克读到下一行时轻声叫了起来，下一行写的是：“海军少将杰弗里·福斯滕参谋助理，对外军品出售部，一九七九——一九八一。”
“什么？”刘易斯问。
“没什么。听着，刘易斯，我发誓我很快就会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
21
在十二月第二周的周末，华盛顿给人一种太平盛世的假象。对财政危机的预期，对作奸犯科的指控，本来是陷入僵局的国会每日鼓噪的主要话题，现在随着议员纷纷返家也暂时偃旗息鼓了。经济衰退没有丝毫减缓的迹象，坏消息还是源源不断，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对总统的攻击也是如此。谢尔曼已开始了新一轮攻势，批评白宫对恐怖主义国家姑息迁就，把钞票全投进了中央政府这个藏污纳垢的地方。白宫官员则破例没像往常一样为自己辩解，而是用一种老练的自信对谢尔曼的攻击予以回避。这足以证明，局势已糟糕到了什么地步，以至于总统的人也不再有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倾向了。华盛顿的平静不仅因为国会议员返回家乡，不再到处扔炸弹了，还因为各行政部门的官员暂停了互相拆台的活动。
星期四下午瑟斯顿打电话给扎克，说他得到了管理“陈氏集团”的唐纳德·陈的更完整的资料，他们应该碰个头。
“今晚去听爵士乐怎么样，刘易斯？”
“爵士乐？”刘易斯说话时用足了气，好像他在发一个外语单词的音。
六小时过后，刘易斯和扎克已在城东北的一家小俱乐部里听着咝啦咝啦的四重奏。到华盛顿的第一个月他总是晕头转向，有一次误打误撞找到了这地方，后来便多次在晚上来这儿，通常是独自一人。爵士乐里有些很本源的东西。即兴发挥就体现了一种人所必需的真诚；它是一种纯粹的灵歌，受着本能和愉悦的引导。对于扎克，爵士乐是世界上最不矫揉造作的表达形式之一。
扎克很高兴看到刘易斯渐渐陶醉在音乐中，并用手在桌上打着拍子。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穿着黄色V形领毛衣和一条高尔夫球裤到爵士俱乐部来，就说他不懂得欣赏这个地方。
“他是个大玩家，非常有钱，”当他们在幕间休息谈话时刘易斯这么评价陈，“这老头子虽不算亿万富翁，但也差不多了。”
“他是怎么赚钱的？”
“近年来主要搞进出口，航运，航空公司。我们的陈先生像是有根金手指。”
“有没有什么非法买卖？”
“没有，至少在过去的约二十年中没有。”
“什么意思？”
“噢，一九七四年三月，唐纳德·陈由于和一个海洛因走私集团有牵连而和其他十二个人一道被起诉。”
扎克一时说不出话来。“后来呢？”他终于咕哝道。
“后来起诉被驳回。根据一份案情简介，陈的律师成功地声明，在陈的一座仓库被走私集团使用时，陈一直蒙在鼓里。”
从俱乐部回到家后，扎克在阴暗的客厅里坐了很长时问。第二天早晨和福斯滕一起开参谋会议时，他发现自己怀着异样的眼光看着将军，心中充满了疑惑。
星期六上午十点钟时，扎克来到查德威克的联邦文件库的大厅。在和瑟斯顿谈过陈的事的第二天，他就打电话到那儿订了预约。去文件库他得换乘两种公共汽车，绕行一个半小时，而若是自己从水晶城驾车只要四十五分钟。在第二辆公共汽车上，他朝窗外望着经过的条状公路分隔带和加油站，一边想自己正在干什么。驳斥对他上司的造谣中伤，他告诉自己。证明那是造谣，这样就可以把自从和卡斯托里上一次交谈后进入他的脑子里的怪念头冲走。他将收集证据，然后在和这个记者下一次会晤时揭穿他的谎言。卡斯托里不是想要消息吗，他会得到的——一条最终将使他的妄想之船沉没的消息。
负责国防档案的管理员仔细看了看扎克的身份证，然后让他填了几张表。接着扎克被领着穿过几道上了锁的门，之后管理员叫他在写字台边坐下。他朝四周张望，注意到了头顶上低低的天花板和密布的自动灭火器。给屋子照明的是布满灰尘的荧光灯。五分钟后，档案管理员推了一辆小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