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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中感觉到一种疑心，这对他已不是头一回了。他们仿佛在暗示，只有重大的个人挫折或崩溃才会促使一名哈佛的博士生进入美军一支最危险的部队。
“那是一个对于你而言很出格的举动，我得说。”其中一个调查官员评论道，一边把泡沫塑料咖啡杯送到嘴边。
“确实不同寻常。”另一位附和道。
“那是毫无疑问的。”扎克表示同意。
经历多次询问后他已经把自己的过去讲得滚瓜烂熟了。他向挪揄他的朋友说过，向在军队里遇见的人说过，还向新闻界说过，讲的次数即使没有几千次，也不下几百次。他只留下了最隐私的部分。
那都是从上中学时开始的。像他的两个姐姐一样，扎克继承了父母很多东西，至少表面上如此。在他父母看来，他就是准备好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其他的结果都是不可想象，难以接受的。扎克在中学拿的全是A，而这样的成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他在家难得会为此而受到表扬。实际上，很少有什么事能让他在家受到表扬。扎克的父亲相信孩子需要纪律和告诫，而不是赞许。他童年时从黎巴嫩移民到美国，怀着一种信念，即不能把生活想得有多容易或愉快，尤其是年轻人。他不懈的奋斗使他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闻名全国的历史教授，而扎克进中学时，父亲这种自我专注的意识存在正处于顶点。当他在家时，他爱喝几盅以松弛一下神经，有时还需要发发威风，不管看到谁都是这样，通常是他妻子。扎克的母亲是大学的高级行政官员。她是一个女强人——对一个其文化深深扎根于中东的丈夫来说显然太强了。从扎克会记事起，他父母间的战火从来就不曾熄灭。扎克十五岁时，他父亲第一次从他的婚姻中出走了两星期，搬到了城那头一个朋友的家里。大约就在这段时间扎克第一次听见在姐姐们焦虑的谈话中用到了“离婚”这个词。
到了十六岁时，扎克自己开始跟父亲对着干起来。使青少年与父母产生隔阂的那些典型因素却不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扎克认为父亲是个凶巴巴的混蛋，但扎克看得出那不是横在他们之间的主要障碍。扎克对他的敌意更有哲学意味。他逐渐看清了父亲是个贪图安逸、言行不一的人。他大谈奉献和苦干，自己却没有真正做过什么事。他周游全国讲学，滔滔不绝地表明自己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态度是多么光明磊落，诸如此类的废话，但他除了每个月签支票外，就不再尝试去改变什么。他从来不承认在他的生活方式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扎克还是孩子时，他就教他要诚实，但他自己则害怕真理。
扎克在进入高中时，父母的婚姻或多或少已经破裂了。他父亲在城里租了一套公寓，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只有和特津太太休战时才住在家里，持续的时间从两天到两周不等。与此同时，扎克自身的转变也在继续。带镜框的罗纳德·里根①的相片摆上了他房间的书桌。他订的《幸运战士》开始按月寄来。接着是《全国观察》。两个姐姐回家的时候都说他成了神经病。
① 罗纳德·里根：共和党人，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八年间为美国第四十任总统。
报考大学的工作是从高中最后一年秋天开始的，可这一过程中扎克却毫不关心。而这是少数几件他的父母能携手共做的事情之一，他们成了这事的主宰。扎克在进入高中最后的冲刺阶段时他们对他大发脾气，因为那段时间他的分数直线下降。他们不得不催促他到各个大学转转，要他认真对待高考。扎克感觉到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大笼子，常青藤盖满了定栏。到了四月康奈尔大学准备要录取他时，他对整个事情已经从充满怀疑变为彻底醒悟了。他仍然填了表格，寄出了一笔钱。对他父母而言，这算圆满结束了；而对于扎克，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收得更紧了。也大约就在同时，他的父母开始办理离婚手续。房子准备要拍卖。随着离婚手续越来越让人厌恶，他父母之间又爆发了新的刺耳的争吵，负担扎克的教育费用成了问题。
海军陆战队与扎克竭力要逃避的所有东西形成了最鲜明的反差，所以自然一直是扎克的选择目标。他在毕业两星期后秘密报名入伍，并在七月的一个早晨，于日出前悄悄地走了。他在冰箱上留了一张字条，几乎没做什么解释。上面写下了他在帕里斯岛的地址。
“你对军队生活有什么感想？”其中一个调查官员问。他们手上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翻来翻去，而一本本有关扎克的操行报告无疑全在里面了。他说的只不过使他们的记忆又加深了一层。
开始的几周像地狱一样。光是炎热就快要人命了，还有穿战靴进行的长跑训练，那才真叫折磨。不过扎克的身体状况比很多新兵要好些，很快，训练军官施加给他们的任何虐待，他的身体都能够承受了。艰苦反而使他精神焕发。他父母气得发疯，这是可想而知的。扎克并不害怕。他从不怀疑自己做出的选择是对的。枪支，军服，在南部丛林里的演习，那些丛林茂密地简直就像热带雨林——所有这些都是那么真实。强烈。在灌木丛中追捕其他人具有一种原始的吸引力。尽管这只是训练，但仅仅是沙场厮杀这一想法就使他觉得比以前要多一千倍的活力。他对军队里的等级制度也很适应。自上而下的指挥链吸引着他，使他对军队的现实产生强烈的敬意。在这里，人们为了做事情不需要唠叨一大堆废话。他们直接下命令。普林斯顿似乎离这儿有百万英里之遥。
一年在跌打滚爬中过去了。扎克熟练掌握了重机枪、迫击炮和各种反坦克武器的使用。他学会了如何埋设地雷和如何排雷。他修习了讲授爆破的强化课程，以及讲授狙击的强化课，同时他也在探寻着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他的上司们很赏识他的聪明才智，便敦促他去学计算机和用电子手段作战。这些东西使他感到厌倦，但语言和特种行动让他产生了兴趣，于是很快他就沉浸在阿拉伯语的学习中，那是他小时候父亲与亲戚们交谈时他经常听到的。这段时间他没看见部队有什么任务，但以后肯定会有的。在所有部队中，海军陆战队是接触战火最多的。
他的背伤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令他惊惶的是它可能会导致任何种类的残疾。受伤是在一次例行演习中发生的，剧痛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军医们也无能为力。他们告诉他再在部队里待下去已没有意义。就算背伤真的痊愈了，也会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上了战场也会拖后腿。扎克感到蒙受了耻辱。在他的脑子里他从没有相信自己会是个失败者。光荣退役的那天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天。
“所以你到底还是去了康奈尔？”其中一个调查官员问。
“是的，长官，是这样。”关于这一点难道会弄错？
他最终还是落脚在了康奈尔，因为这里很轻松，语言课程很不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将在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分析研究部门谋一个职位，他告诉自己。中东地区对他而言有着十足的魅力。他也许不怎么喜欢他的父亲，但他被他的种族传统吸引住了。他决心把精力倾注在这里，掌握阿拉伯语和其他一些语言。然后他就可以确保得到较高的学位，借此到五角大楼或谍报领域去工作。他的父母为他的进步大喜过望，而这反而又使他想起了本已开始淡忘的在海军陆战队的伤心事。
大学生活是一段陌生而炫目的经历。他和其他新生格格不人，他们要比他小十岁，比他幼稚一千倍。在康奈尔总是诸事不顺。正是由于扎克的不合群和孤独，使他和一帮吸大麻和可卡因的人厮混在一起，虽然这段时间很短暂。这段经历他对调查官员避而不谈，就像他在第一次接受审查时一样。同他一道吸毒的朋友并非嬉皮士或流氓阿飞之流，大多是重返校园的学生，和他自己一样年龄偏大，对那些爱幻想的小家伙和稀松平常的基础课充满了轻蔑。他是在大学生垒球赛上结识他们的。他们在一起酗酒，然后过了一阵，其他的麻醉品也出现了。扎克跟着他们一道吸毒——至少起初是这样。大麻使他像个妄想狂；可卡因感觉很不错，但太贵了。同时还有一种在做坏事的意识一直缠着他。他想到了那些贩毒团伙和他们传播的毒害。仅过几个月他就完全退出了。
背伤的复原是另一个使他远离毒品的因素。当他把自己的身体从毒品中解救出来时，他决心要好好保养它。背伤是在康奈尔的第一学年的中期消失的，就像当初来时一样神秘地离开了。他开始练习越野滑雪，起初还是尝试性的，后来就进行高强度的练习。他又重拾武艺，在跆拳道上取得了不断的进步。他成了举重房的常客，很快他的肌肉也恢复到像过去一样，隆起，坚硬。终于他又无所不能了。他给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老上司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康复了。他们可以让他回去了。
不，那行不通，上司告诉他。原来在这种事上有着复杂的规定。伤残后退役的人重新归队是很罕见的。他可以试试：尝试一下总归是可以的。但需要假以时日，然后还会有冗长的考试。他们告诉扎克无论如何应该待在学校里。他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海军陆战队员；事实上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语言专家，他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们没让你回去，嗯？”
“没门儿。”扎克答道。当时他大失所望。但他日后发现老上司的话是对的。所以他开始苦读语言课程、中东状况，以及国家安全政策。他掌握了阿拉伯语，接着攻读法西语和库尔德语。他去中东地区旅行了两次，并用暑期到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去实习。他拼命地苦读，三年便完成了康奈尔的学业。哈佛的“近东研究”的博士生课程看来是下一步合理的选择，于是从大学毕业后他马不停蹄地到哈佛去了。
“那么在哈佛又出了什么事？”一个调查官员问。扎克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心中有数；在以前接受的调查谈话中他也说过，他们也很可能已和他的同学谈过了。
“那是几件事的综合结果。”这是他六年来第一千次解释了。
哈佛是以培养谋略专家而闻名的，但它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世界，在这儿，被称为研究生的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除非他们能过五关，斩六将。扎克一到这里，就觉得不耐烦了。这部分是他自己的原因，在学校待了这么多年，他正在失去那股子冲劲。还有部分原因是高等学术的荒谬性。他的结论是学术界是逃避现实的人的避难之地。父亲的例子使他感到不安。扎克担心自己也会受到某个自命不凡的人的影响，那种人从来不涉足现实世界，却自称能理解它最复杂的方面。假期偶尔回家时，他父亲就试着去争取他。他们现在的确是在同一战壕里。这难道没什么意义吗？可是这想法让扎克觉得厌倦。将近两年之后，他再也无法忍受哈佛了。学习负担重得他甚至无暇完成，或是去练练武艺。他简直要窒息了。
几乎每次说到这儿时，扎克都会被提问打断，提问的人都会像这两个五角大楼调查官员一样用讽刺的口吻问道，参加特种部队是不是因为在学术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