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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辈”；有时还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捷克人天生就是优秀的马车夫，如此而已。”然而他的心却远离尘事了；而他想的就在这儿，就在此时此地，他一味地想心事；除了为生存而进行孤独的挣扎外，他也再没有力气进行别的斗争了。
我对那个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的医生说：“他有一种要活下去的了不起的意志，是不是？”
“你想这样来解释吗？我看还不如说是对死亡的极端恐惧。”
“难道这有什么区别吗？”
“噢，亲爱的，有区别。你知道，你从恐惧中汲取不到什么力量。恐惧使他精疲力竭了。”
仅次于死亡，他最害怕的就是黑暗和孤独，或许因为这两者像死亡一样。他愿意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让一盏盏灯在那些塑像中间整夜点着；他不希望我们多说话，但是他却喃喃自语，声音很轻，以致我们常常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他所以要讲话，我想是因为只有他自己的声音才是他能够信赖的，只有说话的时候，他才确信他还活着；他的话并不是说给我们听的，也不是给任何人听的，而是给他自己听的。
“今天好些了，今天好些了。现在我能看见壁炉那个角落里，那个清朝大臣手拿着金铃铛，他脚底下那棵歪歪扭扭的树繁花盛开。而昨天我头脑混乱啦，把那个小宝塔也当成人了。不久，我就会看到那座桥和三只鹳了，我还会分辨出那条道路在哪儿通到山上去。
“明天会更好些。我们住在家里的时间长，结婚却晚了。七十三岁的年龄并不算很大。朱莉娅奶奶，我父亲的姑姑，活到了八十八岁，是在这儿生的，也是在这儿去世的，她没有结过婚，曾经在灯塔山上看到过特拉法加角战役的炮火，她总是把这个地方叫作‘新房子’；这是他们在育婴室或者在打仗时给这房子起的名称，不识字的人记得很久以前的事情。你们现在在乡村教堂附近还可以看到那所旧房子；他们管那片田地叫作‘城堡山’，是霍利克家的地，坑坑洼洼，有一半荒废了，地里都是茂密的荨麻和荆棘，太深了，无法耕种。他们把房屋的根基挖出来，把石头运去盖成这片新房子；朱莉娅奶奶出生的时候，这所房子已经有一百年了。这些石头就是我们在城堡山废了的洼地中的根；也是在荆棘和荨麻丛中的根；而且在那个旧教堂和附属小教堂里的墓穴丛中，没有教会人员唱诗。
“朱莉娅奶奶知道这些墓穴，跷着二郎腿的骑士啦，穿着马甲的伯爵啦，跟罗马参议员差不多的侯爵啦，石灰石，雪花石膏，还有意大利的大理石；她曾经用她的乌檀木手杖敲打过那些饰有纹章的盾牌，还把盔瓣做成花环放在老罗杰爵士的墓上。那时我们家是骑士，自从阿金考特战役就成了男爵，在乔治王朝，荣誉更大。他们是后来的，却要先垮下去；男爵爵位仍然保留下来。如果你们都死了，朱莉娅的孩子就要用他那些出生在全盛时代以前的祖先的名字来取名了；在那个全盛时代，是剪羊毛和广袤的麦地的时期，是欣欣向荣、大兴土木的时期，那时侯沼泽地排干了，荒凉的原野开垦出来了，当时一位祖先建了一所房子，他的儿子就在上面加了一个穹顶，儿子的儿子又给房子两边添上厢房，筑上河堤，拦住河水。朱莉娅奶奶眼瞅着他们建起那个喷泉来，这座喷泉装置运来以前就已经很古老了，在那不勒斯的太阳下曝晒了二百多年，在纳尔逊时代用军舰运回来。不久这个喷泉就会枯干，直到雨水给它注满水为止，水池里的落叶就漂浮起来；在几池湖水上面芦苇会蔓延开来，又缩小。今天好些了。
“今天好些了。我一向十分注意起居，保护自己不让冷风吹着，应时令的菜肴吃起来也有节制，喝的是上等的红葡萄酒，睡觉盖我自己的被单。我还能活很长时间。我五十岁的时候，他们让我们下马，把我们送上前线；年纪大的都留在基地上，这是命令，可是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我的紧邻沃尔特·维纳布尔斯说：‘亚力克斯，你的身体和那些小伙子一样棒。’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现在我还是这样，只要我还能够呼吸。
“没有空气。丝绒帐下一丝风也没有，当夏天来临的时候。”马奇梅因勋爵说着，他已经完全忘却了那根深叶茂的谷物，渐渐胀大的果实，吃多了的蜜蜂在他的窗外闷热的下午阳光里悠闲地寻觅蜂巢，“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我就会下床，坐在户外，更舒畅地呼吸了。
“谁会想象得到，所有那些小小的金做的人物，那些在自己的国家里都是些绅士的人，不呼吸还能够活这么长时间呢？就像煤层里的癞蛤蟆，在矿井下面的深处，无忧无虑。天晓得，他们为什么要给我挖一个洞？难道一个人就得在自己的地窖里活活闷死吗？普伦德，加斯顿，给我把窗户打开。”
“窗户都敞开着呢，老爷。”
一只氧气筒放到他床边来了，上面有一个长长的软管，一个面罩，还有洋他可以自己操作的小活塞。他老是说：“里面空了；护士瞧吧，没有什么气出来了。”
“不，马奇梅因勋爵，里面满极了，请看这个球形玻璃管里的气泡就知道了；压力也很足，请听，你没有听见里面发出的嘶嘶声吗？马奇梅因勋爵，试着慢慢呼吸，要从从容容地，这样你就会得到好处了。”
“像空气那样自由，大家都这么说——‘像空气那样自由’。而现在却把我的空气装在一只铁筒里给我。”
有一次他说：“科迪莉娅，那个小教堂怎么样了？”
“爸爸，妈妈死了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它关闭了。”
“那小教堂是她的，是我送给她的。我们一向是我们家族里的建筑者。我为她建的这座小教堂，就建在亭子背阴的地方；那是在旧围墙后面用旧石料重建的；这是建成的新房子的最后一部分，也是第一个消失的。在战争爆发以前一直有一位牧师。你们还记得他吗？”
“那时我还太小呢。”
“然后我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这个小教堂里祈祷。这教堂是她的。这是她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回来打搅她祈祷。人们都说我们是为自由而奋斗。我获得了自己的胜利。这是罪过吗？”
“我想是的，爸爸。”
“在向苍天呼喊复仇吗？你想想，这不就是他们把我关在这个洞穴里，带着一罐空气，伴着沿着墙站着的、没有空气也能生活的黄皮肤的小人们的原因吗？你是这样想的吗，孩子？不过风不久就会来的，也许是明天，到那时我们又可以呼吸了。坏事对我倒成了好事。我明天会好些。”
就这样，直到七月中旬，马奇梅因勋爵躺着奄奄一息了，为活下去而进行的挣扎把他拖得完全精疲力竭。后来，由于预计不会迅速恶化，科迪莉娅就去伦敦到她的那个妇女组织看看有没有什么“紧急情况”。这天马奇梅因勋爵的情况突然恶化了。他默默地躺着，一点儿声息也没有，费力地喘着气；只有他那睁着的眼睛，不时扫一扫屋子四处，表示他还有知觉。
“是不是快不行了？”朱莉娅问。
“这可没法断定。”医生回答，“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很可能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也许还能从现在的发作中缓过来。关键是千万别打搅他。一点点惊扰也会是致命的。”
“我要去找麦凯神父。”她说。
我并不诧异。整个夏天我看出来她想的就是这个。她走了以后我对医生说：“我们必须制止这种瞎胡闹。”
他说：“我的责任是管病人的身体。我的责任不是同人家辩论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或者争论一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我只是想方设法让他活着。”
“你刚才说的是，任何惊扰都会置他于死地。而对于一个怕死的人来说，比如就像他这样怕死，难道还有什么能比给他带来一位神父——这位神父又是他有精力时曾经赶走的——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事吗？”
“我想，这也许会置他于死地。”
“那么你还不加以制止吗？”
“我没有权利制止任何事情。我只能提供意见。”
“卡拉，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愿意使他不快乐。现在只有一个希望了；希望他不知不觉地去世。但是我还是愿意这儿有一位神父。”
“那你可不可以好好劝劝朱莉娅让神父别进来——一直等到他不行了才来？那以后神父进来也就没有危害了。”
“我会请求她让亚力克斯快乐，好吧。”
过了半小时，朱莉娅带着麦凯神父回来了。我们大家在图书室里见了面。
“我已经打电报告诉布赖德和科迪莉娅了，”我说，“希望你能够同意，等大家都到齐了以后再说。”
“他们要在这儿就好了。”朱莉娅说。
“你不能单独承担责任。”我说，“其他的人都反对你。格兰德医生，请你把你刚才对我说的话告诉她。”
“刚才我说看到神父引起的震惊，可能会置他于死地；如果不惊吓他，他也许会熬过这次发作。作为一个医生，做任何惊扰他的事情，我一概反对。”
“卡拉，你呢？”
“朱莉娅，亲爱的，我知道你是想尽力把事情办得很好，可你要知道，亚力克斯并不是一个信教的人；对宗教的态度他向来是嘲弄的。我们万万不能趁着他现在身体虚弱的机会，以此来安慰我们自己的良心。如果他没有了知觉时麦凯神父再到他跟前去的话，那么就可以用妥当的方式把他安葬，是这样吗，神父？”
“我去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医生说完就离开了我们。
“麦凯神父，”我说，“你也知道你上次来时马奇梅因勋爵是怎么对待你的，难道你以为他现在可能改变了吗？”
“感谢上帝，靠神的恩典，是可能改变的。”
“也许如此，”卡拉说，“在他睡着了的时候你可以溜进去看看，对他念念赦罪文；他不会知道的。”
“我见过许多男男女女去世，”神父说，“我从来没见过谁在临终时刻会不愿意我在身边。”
“可是他们是天主教徒啊，而马奇梅因勋爵除了名义上，根本就不是个天主教徒——无论如何，已经有很多年不是了。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嘲弄者，卡拉就是这么说的。”
“基督来召唤的不是善人完人，而是要罪人来忏悔。”
这时医生回来说：“没有什么变化。”
“喂，医生，”神父说，“我怎么会惊扰什么人呢？”他先是把他那漠然的、纯洁的、乏味的面孔转向医生，随后又转向我们，“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这件事情很小，没有什么排场。你知道，我没有穿专门的服装。我就像现在这样去。他看过我现在的打扮。没有什么使人惊恐的。我只打算问问他是否对他自己的罪孽感到追悔。我希望他做出很小的一点同意的表示；不管怎样，我希望他不要拒绝我；然后我就祈求上帝饶恕他。然后，虽然这一点并不很重要，我还希望给他举行涂油式。这没有什么，只是用手指碰一碰，只是从这个小盒里蘸一点油，看，对他完全没有害处。”
“哦，朱莉娅，”卡拉说，“我们应该怎么说呢？让我去跟他讲一讲吧。”
她去了中国式客厅；我们默默地等着。在我和朱莉娅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不一会儿卡拉回来了。
“我觉得他并没有听见，”她说，“我认为我知道该怎么向他说的。�